Moldovan著,现代俄语的外来词与俚俗现象

摘要近20年来，俄语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外来词涌入俄语；二是俚语、俗语、黑话、詈语等进入公众话语之中。文章对俄语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阐述上述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对俄语的影响。

关键词俄语外来词俚语俗语

一、引言

有关最近十年来俄语正经历巨大变化的说法在俄罗斯社会各阶层中普遍流传。同时，语言中预想的变化被看成是种危害。与之相关，人们常说现代言语实践中外来词“泛滥”，主要是指来自计算机、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等领域的英语术语。另一个威胁在于大众传媒中的俚语和俗语盛行，如大量错误进入公众言语之中，对詈语、脏话的忌讳正逐步消失等。

俄语中这样或那样的负面现象十分显眼，对此议论也很多。一些对俄语历史不甚明了的人认为这些现象对俄语极为有害。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往往陷入焦虑并极力要求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例如，几年前通过的《国家语言法》不顾专家的反对，提出禁止使用不符合现代俄语标准语规范的词汇和外来词的规定。

[1]遗憾的是，法律的制定者无视专家意见，即现代俄语标准语中的规范语词和非规范语词之间并无明确界限。我们打交道的既有词汇的核心部分，也有与规范有所偏离的、界限模糊的边缘地带。上述偏离在俄语使用者语言意识中的评价是不同的。如何将非规范的偏离现象区分出来，尚无定论。因此，通过法律强行规定原则上行不通。

当然，对语言、语言规范状况及其使用问题的关注本身令人鼓舞。这表明一个民族的优良精神，它懂得：语言体现民族的同一性，语言中的变化可能有损传统的继承。但是，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对现代俄语的状况表示担忧呢？

的确，一些词，如девелоперы（开发商）、риелторы（房产经纪）、мерчендайзеры（商人）、бургеры（汉堡包）、ремейки（翻新品）、блокастеры（枪战片）、ньюсмейкеры（新闻人物）、маркетинги（销售学）、фьючерсы（期货交易），听着别扭，但语言中到处是这样的词。那么这些警戒的反应多大程度上与实际状况相符呢？我们自己是否经常使用这些词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是否意味着：一部分这样的词是短命的“飞蛾”；另一部分充当了非常专业的术语，在一段时期内为社会所关注的那些领域所使用，例如描写市场机制的术语；而只有一小部分词，如果它们确实必不可少，才会进入语言之中。

二、俄语外来词的历史与现状

评价某个过程的价值时可以回顾一下历史。现在俄语中发生的过程在其历史中并无特别之处。同任何发达语言一样，俄语是具有不同来源的各种要素的“大杂烩”，其中包括借入其他语言的词。反对使用мэйл（邮件）一词的时候，我们未曾想到：习以为常的词почта（信件）同样是外来词，就更不用说телеграфы或тетеграммы（电报）了。而авокадо（鳄梨）、киви（猕猴桃）、папайя（木瓜）这样的词，似乎听着像是外来的；而огурец（黄瓜）、помидор（西红柿）、свекла（甜菜）、фасоль（四季豆）、перец（辣椒）、картофель（马铃薯）等这些惯用的词听着并不像不是俄语词。但是，所有这些词都是与它们所指称的产品同时从其他语言借入的。更有甚者，像деньги（钱）、тетрадь（练习本）、бумага（纸）、книга（书籍）、грамота（证明文件，证书）、буква（字母）等常用词也都是外来的：деньги与книга来自突厥语，тетрадь与грамота来自希腊语，буква来自哥特语（与现代英语中的book同源）。再如，以下的一些家居物品和概念，如стул（椅子）、комната（房间）、кухня（厨房）、лампа（灯具）、диван（沙发）、ковер（地毯）、сарай（棚子），哪一个会比очаг（家园）更像俄语词呢？但后者却是一个来自哥特语的词。Верстак是由德语词Werkstatt“改装”的，后者表示“工作台”。俄语中这样的词何止上千，而是多达几万个。其中有些词进入俄语的时间不长，有些则很久了，往往难以追寻其历史。要知道，早在史前时期，东斯拉夫语也是由各个部族方言组成的复杂的、色彩斑斓的“拼盘”，这些部族方言也已与不同民族的语言有过不同程度的混杂和交叉。斯拉夫人同波罗的海人、德国人、芬兰人、凯尔特人、土耳其―突厥人（包括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哈扎尔人）都有过接触，这在俄语中都留下很深的印迹。同样，斯拉夫语成分又反过来保留在德语、波罗的海沿岸的芬兰语和突厥语中。值得一提的是，俄语有一个很古老的词层，它是从日耳曼语族中的哥特语借入的。当时哥特人和斯拉夫人的接触相当频繁，从而留下了诸如стекло（玻璃）、блюдо（食物）、хлеб（面包）、хлев（棚、栏、圈）、изба（小木屋）等这样的词。难道今天谁会怀疑它们不是俄语词吗？

俄语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接受东正教，随之进入基辅罗斯的是文字和教堂斯拉夫语，后者是由斯拉夫人的“先贤”西里尔、梅福季与其弟子发明的一种新精神文化的语言。教堂斯拉夫语中的宗教、伦理和文化内容，抽象的术语和熟语，丰富的语义和语法手段曾经并至今仍是充实俄罗斯标准语的重要来源。教堂斯拉夫语在创建之初，不仅借用，而且仿造希腊语的词汇，后者指将希腊语词汇用斯拉夫语中现有的、意思相近的词翻译过来。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翻译《福音书》中开篇的希腊语词logos，它在希腊语中有一系列复杂的哲学、宗教意义（不仅表示“词”，还表示“意义”“概念”“判断”“原理”，又同时表示基督教中的“与神同一的道，圣子”）。[2]按照希腊语原型构建斯拉夫语词汇的过程相当复杂。例如，希腊语的theos对应斯拉夫语的бог（上帝，神），而logos对应слово（词）。因此，为了翻译希腊语中的theologia，创造的词是богословие（神学）。如法炮制的词还有беззаконие（anomia，不守法纪）、бездушие（apsykhia，冷酷）、совесть（syneidiesis，良知）、согласие（symphonia，一致）、предтеча（prodromos，先知）、предатель（prodotes，叛徒）等几千个。教堂斯拉夫语由此得以扩充，并为现行的斯拉夫语言提供大量由伟大希腊文化创造的抽象概念和科学术语，传达宗教、道德和哲学概念的抽象术语组成的词层对发展俄罗斯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彼得大帝时期，外语词的作用众所周知。这是语言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使得俄语的不同语域，如教堂斯拉夫语、城市口语、农村口语、公文语言、来自印欧语的术语等相互关系发生改变。同一时期，与其他印欧语言一样，俄语科学政治、社会、哲学和其他领域的术语是在拉丁语基础上构成的，借入的词有：гимназия（革命中学）、империя（帝国）、комментарий（注释）、лаборатория（实验室）、привилегия（特权）、профей（胜利的见证）、юбилей（周年纪念日）等。大批的拉丁术语被仿造，换句话说，它们的意义被赋予意思相近的俄语词之上，如искусство（艺术，来自拉丁语experientia）、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义务，来自拉丁语obligato）、договоры（合同，来自拉丁语pacta）、страсть（热情，来自拉丁语affectus）、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й（否定的，负面的，来自拉丁语negative）等。行政体系的改革，海军的重建，贸易、工业的发展，不同技术领域的运用，科学水平的提高，这些历史过程都伴有新术语的创造和借入，从荷兰语、英语、德语、法语、波兰语和意大利语中借入大量的词。在行政领域出现了ранг（官阶）、патент（委任状）、штраф（罚款）、полицеймейстер（警察局长）、ордер（传票）、камергер（宫廷高级侍从）、канцлер（大臣）、арестовать（逮捕）、конфисковать（没收）等，在军事领域出现了брешь（缺口）、бастион（堡垒）、гарнизон（卫戍部队）、пароль（口令）、лафет（炮架）、юнкер（贵族士官）、вахтер（值班长）等。俄语日常口语中的行业方言大量进入书面公文语言体系之中。此外，由于生活习惯的欧洲化，城市口语中充斥着大量外来词。

因此，不难发现，今天语言生活中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外来词的数量，同此前借入词的总量相比，简直是沧海一粟。借入词的出现不是某些人刻意为之，而是由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事物和现象，它们在俄语中没有现成的说法，如компьютер（计算机）、принтер（打印机）、картридж（墨盒）、файл（文档）、сайт（网址）、провайдер（网络服务器供应商）、сервер（服务器）、монитор（监控程序）、модем（调制解调器）、ноутбук（笔记本电脑）、процессор（处理器）等。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词的生命总是比表面看上去复杂得多。社会的历史发展必然伴随着新概念、新现象的出现，旧术语通常不再适用。俄语中也就有了директор（经理）和управленец（厂长）、менеджер（管理者）和руководитель（领导者）、пиджак（夹克）和куртка（外套）、консенсус（协商一致）和согласие（一致意见）、ресторан（饭店）和кафе（餐馆）等词；生活中出现了бистро（小餐馆），但又重新使用лаква（小吃铺）和трактир（小饭馆）；同时使用экстаз（狂热）和исстуление（狂躁）、имидж（公众形象）和образ（形象）。它们用来称说不同的概念，虽然最初意思相同，就像атом（原子）和индивидуум（个体）；严格地说，两者最初的意义是相同的，即“不可分割的”。

生活不会停在原地，俄语中会继续借入外来词。随着某个现象的普及，它的名称便会流传开来。例如，很多申请基金的人已经没有印象，20年前грант这个词很少有人知道，而现在已经为人所熟知。此外，很多出现在语言中的外来词，随后经常连同其称谓的那些事物、现象和概念一同消失，这一点通常不被注意。以下是最近一个时期的例子：随着新通信手段的出现，我们很少使用“电报”这个词。很快，这样的词就会变成历史词汇，即那些称谓现代生活中不复存在的事物、现象而不再被使用的词。

历史证明，俄语具有一套逐步取代外来词的机制。的确，被取代的外来词不是全部，而是那些潜意识里让说话人感到“洋腔怪调”的词。这一过程进行得不知不觉，但又始终如一。20世纪初，足球流传到俄国，这项新赛事的追捧者使用英语足球术语。随后，一部分词进入俄语之中，如пенальти（点球）、аут（出界）等；另一部分被俄语词取代。现在很少听到голкипер、бек、хавбек等词，而代之以вратарь（守门员）、защитник（防守队员）、полузащитник（前卫队员）；还出现借入词和俄译词的竞争，如форвард―нападающий（前锋队员）、офсайд―вне игры（越位）、корнер―угловой（角球）等。这种情况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如“留声机”最终是用проигрыватель来表达的。

三、俄语的俚俗现象

对俄语词汇高度敏感的人对言语现状的另一个不满之处在于：在正式场合使用俗语和俚语。对于这种令人痛惜的时髦做法，无须任何辩解；然而，确实需要指出的是，使用这些词不表示俄语状况有任何改变。问题不在这些或那些刺耳的词上，而在于使用它们的动机和说话人已经发生变化的言语策略和修辞目的。正式话语中昨天还被认为是忌讳的表述，今天却被看成属于新阶层的标志。这是喜还是忧，我们暂且不论。但当从政府官员口中冒出黑话的时候，无须对语言本身表示愤怒并要求改正。[3]这与语言关系不大。语言的确具有无限多的表达手段，它只不过如实反映习性和风气的现实状况。

认为目前的言语中开始过多地使用詈语，同样是没有根据的。非正式的口语中情况实际上少有变化，而詈语进入出版物不代表语言的变化，而是书刊审查限制条例的撤销。

最近，俄语是否少得了詈语成为时髦的议论话题。把类似讨论中“两面倒”的情况撇在一边（讨论得出的结论往往“发人深省”：吐脏字不好，不吐脏字难办），应当明白：任何语言中都有各种语域，或者说，“微型”语言――高雅的诗歌语言、信息交流语言、公务文件语言、城市方言、大量的各种职业俚语、不同社会团体的语言、青年俚语等。其中每个都有自己的世界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描写周围的世界。拒绝詈语毫无用处，我们知道：詈语使用在这样一些场合和时机，即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思无法用其他语言形式表达。想要排斥詈语的那些人弄不明白，需要拒绝的不是詈语，也不是表达形式，而是存在其中的那些低俗的、龌龊的想法。 顺带说一个流行的错误看法，那就是俄语中的詈语来自某种外语或受外国的影响。其实，所有的詈语都是俄语固有的、很久之前产生的。而且，就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这些词还没有被禁用（就像其他欧洲文化中类似的词一样），而一部分脏话在很早以前还具有宗教仪式中的“魔法”意义并被用作咒语。因此，它们是同语言其他部分并无二致的自然组成部分。

没有理由认为，现代人说话中用脏字过多。在非正式口语中情况其实少有改变：那些满口脏字的人未必掌握了国际礼节的语言，那些不说脏话的人同样未必需要这些词。至于詈语进入大众传媒，包括出版物之中，并不表示某种社会语言学的变化，只能反映撤销书刊审查限制条例所带来的结果。

广播和电视用语中充斥大量的言语错误，这让人很是恼火，也造成一种错觉，即语言被破坏了。但事实上应该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说话和使用口语的范围空前扩大。在口语中，我们打交道的不是某种扭曲的标准语，而是有自身特点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口语中使用一些标准语中没有的范畴和结构，尽管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口语中区分出用第三人称代词前置来表达的确定范畴，例如Она почем селедка？（这鲱鱼怎么卖？） Она где тарелка？（那个碟子在哪儿？） Закройте дверь. А кто ее держит дверь？ （―请关上门！―谁把那门给堵上了？）Она еще не подсохла синяя кофта。（那件蓝上衣还没干透。）这绝对合乎常规的俄语口语结构，尽管标准语不这么用。应该看到，标准语和口语都是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拥有不同的语域。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标准语是合乎规范的语言，是否是已在规范词典、语法和参考书中得以确定的规范语言。口语也有自己的规范，但它们没被人记录下来，这为语言创作提供了巨大的自由。有趣的是，正因为有这种自由，口语得以保留自己的规范长达几个世纪，在11世纪诺夫哥罗德桦树皮文献中，我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些现代口语中的短语。

四、俄语变化的原因和趋势

操俄语的人现在如此受困于语言中的负面现象，以至于看不到积极的现象和过程。然而，用一种客观的眼光看待现代俄语的话，积极的现象有很多。

首先，近些年使用公众话语的场合大量增加，而且过去沉默的（更准确地说，连发问也没有过的）民众阶层参与其中。一位法国语言学家看到法语中同样的过程，曾打过一个比喻：想象一下，假如全国只有百分之一的居民下国际象棋，现在一下变成了百分之四十。即便现在中流棋手下得不如以前那么好，难道说这项运动就面临危机了吗？就像现在鲜活的、临时组织的话，即便是错误连篇，佶屈聱牙，但体现了说话人的个性、性格和独特的思想。对此，普希金曾经写道：“正如我不愿看见朱唇没一丝笑意，我也不爱听没有文法错误的俄文。”[5]

口语现在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不仅在荧屏上，甚至某些公务会议上也不习惯打官腔或“照本宣科”。流行的做法是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口语成了独特的“工作坊”，从中打造出符合现代生活的新的语言形式，它们将逐渐进入到标准语之中。

语言演化过程缓慢，其发展、更新由一些细微的、不易觉察的推动、积累和消失构成，它们不至于破坏语言技能的连续性。更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词汇之中，它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此外，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现代发达语言的特点是科学术语的大量增加。早在20世纪初，作者们认为需要在自己的著作中阐明эволюция（进化）、концепция（观念）、тенденция（趋势）等词的含义，在乌沙阔夫主编的《俄语详解词典》中，перспектива（前景）、принцип（原则）、проблема（问题）等词还带有“书面语”的标注。而现在，这些词为所有人所熟知且用起来没有修辞上的限制。下面这些词现在也变得极为寻常，例如акселерация（早熟）、 антибиотики（抗生素）、 биополе（生物电流）、 биотоки（脑电波）、геронтология（老年学）、 голограмма（全息图）、 датчик（传感器）、 запрограммировать（编程）、канцерогенный（致癌的）等，既然这些术语开始出现在口语之中，那么用起来无须过于谨慎，只需重新理解它们的含义并创造一些不平常的词组。就在不久前，很少有人听说过书面语词汇аура（来自希腊语，大致相当于“气场”），其术语意义以前只有物理学家和医学家使用。现在这个词到处在说，合适也好，不合适也罢。显然，未来标准语和科学语言融合的趋势还会增强。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俄语因此会失去自己的表现力。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言语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是语言游戏，即通过词语新的、不常用的意义，运用各种可能的表现手段力求使言语多样化。现代语言的特点在于允许创新、突破传统和增强表现力。 语言的语法按自己的内部规律发展，很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这里也呈现一些变化，例如变格的弱化，尤其是数词。人们的确开始经常在数词变格上犯错，我们经常能听到类似в связи с восемьсотлетием， 而不是 с восьмисотлетием的表达，甚至连很有文化的人们也常说в двухтысячношестом году，而不是в две тысячи шестом году。再如，带前置词的结构表现活跃，取代那些不带前置词的结构，例如不说изменение расписания，而说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асписании；不说ссора соседей，而说ссора между соседями；不说подарок сестре，而说подарок для сестры；不说ему свойственно，而说 для него свойственно等。在飞机上，不用正确的表达Вам чай или кофе？（您喝茶还是咖啡？）却无一例外地问Для Вас чай или кофе？表达活动范围的前置词по也很活跃，如высказаться по вопросу（就问题发表意见）， план по трубам（生产管道计划），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Кавказу（高加索研讨会）等。

记录俄语新词新义的学者们发现，每年俄语增加不少于1000个新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俄语的词汇量为何还未达到天文数字。问题在于：在词汇量增加的同时，还有另一个相反的过程，即词变成消极词汇且其积极用法逐渐消失。例如过去很多词带后缀чий，如ловчий（狩猎长）、стряпчий（旧俄宫廷侍臣）、зодчий（建筑师、营造师）、певчий（教堂唱诗班歌手）或арь，如бондарь（木桶匠）、гвоздарь（制钉匠）、пушкарь（炮兵、炮手）等。这类词已渐渐不再使用。而且，眼看着几十个带后缀ня的词变成了消极词汇，如гончарня（陶器厂）、лесопильня（锯木厂、制材厂）、мукомольня（磨坊）、слесарня（钳工作坊）、хлебопекарня（面包坊）等。现在更常用的是лесопильный завод，而不是лесопильня。这些词退出积极词汇范围显然是由于社会原因：它们一般表示非机械化的手工作坊。与此类似，正在从现代言语中消失的词还有купальня（水滨浴场）、курильня（吸烟室）、читальня（阅览室）等。未必所有人还记得，俄磅、俄担（或普特）、俄丈、俄尺、俄寸如何换算成现代度量单位。新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将一些旧的亲属名称从记忆中清除出去，城市人一般弄不清旧的亲属关系术语，比如大伯、小叔与内兄、大（小）姑子与大（小）姨子的区别。这些词的消失在所难免。

但是，也有一些对俄语使用更为深刻的、本质性的并决定俄语发展的过程和趋势的变化，它们暗含在说话人自身的语言反应之外。譬如，公众和日常言语修辞策略的根本变化，或者语言社会和功能语域结构的改变。现代社会追求交流形式的一致性，因为这能保障更高效的业务合作。这必然促使语言简化，并削弱研究其所有丰富表达手段的动因，这也包括俄罗斯文学语言。标准语现在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俚语、俗语等其他俄语语言形式正在建立另一种相互关系，这一点很容易发现。现在语言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方言和教堂斯拉夫语，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俗语和科学用语。

很多人注意到现代俄语中表示道德评价的词汇的变化。现在很多人使用从正面评价人的品质的那些定语，就在不久之前大概还是不能用的。要给某人正面的评价时，今天我们会说这个人“有抱负”（амбициозный）、“有责任心”（вменяемый）、“表里如一”（адекватный）、“有事业心”（карьерный）、“能自理”（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ый），甚至还可以用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指那些具有很高素质的人。如果说不久前агрессивный（好斗的，有敌意的）表示负面评价，агрессивная тактика（攻击性的战术）只能表示不赞成。而今天，我们经常能听见并读到这样的句子：CNN―молодое и агрессивн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Самые оперативные новости（CNN是年轻而有进取心的新闻媒体，播报最及时的新闻），再比如：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еди прогрессивна и агрессивна…（现代女性进步而且好强）。甚至有一个固定术语агрессивный макияж，意为化妆能让女人自信、脱颖而出。说一个优秀的人用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这样的说法略带嘲讽，就好像说道德上坚定、绝对正确，循规蹈矩但又不大正常的人。但用позитивный（积极的、向上的）情况就不同。现代俄语中комфортный（舒适的）这个词十分流行。它在俄语中出现不久，是新时尚潮流的产物。这就好像，已有的一个词удобный（舒服的）不能反映现代人让自己满意的愿望。这是一种信念，即生活应该充满小的惊喜，它也是另一个当下很流行的说法“生活品质”（качество жизни）的基础。现代语言碍于提及年龄，不年轻好像有失体面，пожилой （上年纪的）现在差不多是骂人的话，被当作委婉语使用，正确的说法是“成熟女性” （возрастная женщина）。同样，“不好的皮肤”（плохая кожа）现在说成проблемной（有点问题的），而увядающую（衰老的）还是说成возрастной或зрелой（成熟的）。

附注

[2]西语中的logos在汉语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译名，或译为“道”，或为“逻各斯”等。

[4]这句话引自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打碎断裂的纪念碑底座》（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