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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教”与明代心学的遥契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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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4-07

“罗教”与明代心学的遥契呼应

摘 要:“罗教”的教派经典《五部六册》,虽然未对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阳明心学加以直接“引证”,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与阳明心学相似的气象,包含着与心学相通的理念,体现了心学对罗教的影响以及罗教对心学的遥契;而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和观点,亦表现出对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罗教”宗旨的呼应。这一现象,既说明同一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学术、宗教理论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亦表明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在明代已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至深至远。

关键词: 罗教; 罗梦鸿; 明代心学; 王阳明; 王艮

《五部六册》虽然未对明代心学的思想或理论加以直接“引证”,现存史料也难以找到罗梦鸿与同时代的王阳明有直接联系的证据,但《五部六册》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与心学相似的气象,包含着与心学相通的理念,体现了心学对罗教的影响以及罗教对心学的遥契;而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和观点,亦表现出对罗梦鸿去世后仍然影响颇大的罗教宗旨的呼应。

一、罗梦鸿与罗教经典

所谓“中国民间宗教”,是指不被统治阶级和正统宗教认可、由底层民众组织和参与的宗教组织。它有自己独特的组织系统和教义教规,但又与正统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统宗教脱胎于民间宗教,是民间宗教合法化、制度化的产物;民间宗教是正统宗教创生、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民间宗教会演变为正统宗教,正统宗教也会沉潜为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罗教的创立,是宗教徒在宗教世界中的变革与创新。罗梦鸿创教的缘由和动力,并非出于理论的兴趣或思想的召唤,而是为了解决自身生存的困扰,寻求生命的安顿。罗梦鸿三岁丧父,七岁丧母,由叔婶照顾才长大成人的苦难经历,既是造成他生命难以安顿的根本原因,也是促使其追求信仰的直接动力。罗梦鸿行脚参道的过程,正是追问生命、了悟生命、以达“安身立命”的过程。

安身立命不仅在于证悟生命的真谛,更在于安顿生命的实践。断除自我当下的烦恼,必须了解自我的生命真相,而自我的生命又必须放置到整个宇宙的生命中才能把握和体认,这便是中国哲学包括宗教哲学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理念的根本精神。因此,安身立命既是安放自我生命的过程,又是证悟生命的本源――宇宙生命的过程,而前者必须通过后者才能获得最终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解脱,这即是中国哲学包括宗教哲学所体现的形而上学和终极关怀。

经过十三年的艰苦悟道,罗梦鸿已逐渐接近于识得真空本体、生命本来面目的境地,于是生发了“觉己觉他”、“普渡群迷”的创教宏愿。但真空本体的玄奥教义要为社会下层民众接受,就不能仅限于理论上的阐释和辨析,而必须贴近百姓生活,体察民间疾苦,晓之以利害,以现实的功利得失引导民众接受教义。这种教义传播的方式,正是民间宗教的一大特点,亦是罗教传播及其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罗教的创立,既是教义的逻辑推演过程,更是教义在实践中体悟和践行的过程。

罗梦鸿利用佛教的“空论”,以现象之空,参证本体之空,阐发了其“真空”理论及其宇宙观;吸取道家与道教的道玄无为思想,以无极为宇宙生命本原、世界本来面目,以论证其无为宗旨;以儒家的仁爱孝道、入世情怀、使命担当、积极救助的精神凸显其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在复兴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为信众构筑心灵家园。

罗教经典《五部六册》,通过对异端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得以创立。这种批判和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破除各种分别对待,阐明罗教无为自在的理论。其次,着重破除各种名相幻化的有为法,以此阐明罗教无为法的宗旨。再次,破除对外在名相的执着,以无为求得内在真性。罗梦鸿以“无为法”为立教宗旨,无为不仅有“破”的一面,即对一切诸相实有及其分别心的执着的解构,而且还有“立”的一面,即众生依据圣智来修持智慧的法门和切实的自我救度之路,以此来显现众生本来具有的清净自性。在罗梦鸿那里,解构与建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即“破邪”方能“显正”,无解构则无建构,即无破则无立,不能使众生脱离生命轮回则不得涅,不能使众生摆脱烦忧则不证菩提。同样,无建构则无所解构,不得无为宗旨,则众生终究无法破除外道邪见,搬开诸相障碍。之所以“立中有破”,乃是因为立一旦成立,便往往成为众生心中之结,要解开此结,就必须破除诸法名相,方能拨云见日,领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真谛。而之所以“破中有立”,因为罗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众生摆脱人生的痛苦,安顿生命,实现有限生命的超越。因此,就不仅需要破除迷见,更需要有具体的救度之路和修持法门,以此引导众生求得内在真性,实现自性觉悟。

作为民间宗教,罗教虽然有其负面影响,但却在吸纳、借鉴儒释道思想精髓的基础上,通过诉诸其信仰、教义、教规等,在净化社会风气、惩治社会恶习、塑造理想人格、倡导终极关怀等方面,为当时社会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二、罗梦鸿对阳明心学的遥契

王阳明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外无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心的“灵明”便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因此,物不在心外。“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2](267) “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2](293)

在王阳明看来,人心之灵明就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故不可在良知之外求天理。“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2](276) 天地万物皆从良知中产生。没有我的良知,便没有天地万物,因而良知是天地万物发育流行的根源。良知为人心之所固有,“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2](283) 这种是非善恶之心人人皆有,圣愚皆同,本来圆满,原无欠缺,不须假借。因此,人人都可成为圣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故不必求之于圣人,亦不必求之于典籍。于是,良知便成为自家的准则和明师,一切是非善恶,良知自会知道,因为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如果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2](244)王阳明的良知说,打破了圣凡之间的界限,蕴含着自由平等观念的萌芽和思想启蒙的元素。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理念,提出了“万物一体”、人“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思想:“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2](249) “心”为万物存在的本体,天地万物皆源自于“心”、统一于“心”。而人之所以可以与天地相通,与万物为一,就是由于人心中具有与宇宙天地万物共有的灵明――“良知”:“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2](279) 在王阳明看来,人是天地万物之心,心乃天地万物之主。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这样,与宇宙“道心”合而为一的“人心”之中便蕴含了万物存在的价值,因此,万物皆存在于我心之中,我心即是宇宙,自然也就“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罗教创始人罗梦鸿在佛教禅宗和阳明心学的影响下(阳明也曾出入释老),提倡自证本性,主张“个个明心”。“未曾有乾坤,先有此心。”(《叹世无为宝卷》)“一切文字心变化,……本性就是诸佛祖”。“大千界,一体身,同显神通。”“无有遮挡才是大道,大道不离方寸。”(《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在罗梦鸿看来:“心是佛,佛是心,本来无二,愚痴人,信不及,向外追寻。”(《破邪显证钥匙卷上》)“里外透彻,打成一片。无内无外,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无上无下,纵横自在。……山河石壁,不能隔碍;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体同观。”(《苦功悟道宝卷》)

王阳明关于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罗梦鸿那里呈现为:“大千界,普覆偏,一体同观。……想当初,无天地,原是一体。……这真身,无天地,先有本体。想当初,无日月,先有真身。想当初,无诸佛,先有本体。想当初,无凡圣,先有真身。想当初,无僧俗,先有本体。想当初,无戒律,先有真身。”(《叹世无为宝卷》)万物与“真身”、“本体”圆融无二。

罗梦鸿在《五部六册》中吸取了禅宗“心造一切”和阳明心学“吾心即是宇宙”的观念,认为人的现实苦难是由于内心的欲望所致,在《苦功悟道宝卷》中,罗教以诉诸人的内心这一形式去构建教理教义体系,以独特方式展开了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情感的关切、对精神生命的反思。从而去了悟心性、寻求生命的本真状态,为信众构筑精神家园,为芸芸众生寻找终极关切。

在《五部六册》中,罗梦鸿主张世间万物随心所造、随心所化,并对《心经》做了类似阳明心学的解读:“心经本来无修证,心是佛来佛是经。一切万物心变化,擘拨揽草是此经。”(《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五部六册》还援引《金刚科仪》语录,说明心、佛关系:“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去灵山塔下修。西方净土人人有,不假修持已现成。诸上善人如见性,阿弥陀佛便同肩。”(《正信除疑自在无修证宝卷》)

罗梦鸿还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思想加以亲身践履。罗梦鸿所处的明代中期,知行、身心分离的情况多有发生,那时的文人居士,一方面热衷于注疏经典、念经念佛,另一方面又纵情纵欲,无所约束。身口不一、知行不一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弊端。因此,罗梦鸿既主张众生以有相修持入门,更强调无相修持的重要性。认为,从有相到无相是众生修持的必由之路,否则守戒、拜佛、苦行、念经等有相修持的实践活动便成为了一种外在形式。与此同时,罗教不仅在教理教义上对现实人生予以强烈关怀,而且将这种关怀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去:罗教在运河沿岸建立庵堂,聚结、接济众多苦难百姓,并给予信众的生老病死以现实的关照及临终的关怀。

罗教对阳明心学的遥契,一方面说明罗梦鸿在承接、传播明代思想文化的理论成果方面,具有敏锐的思绪、宽阔的心胸和聪慧的心智。另一方面也表明,儒道释“三教合一”已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明代思想家们,无论是心学家王阳明还是民间宗教教派首领罗梦鸿,都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其思维方式都具有整体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汇融通,有助于儒道释思想的相互借鉴,有助于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之间的相互包容、相摩相荡,从而为后世社会能够进一步接受外来文化、不同文明,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王艮对罗教宗旨的呼应

随着阳明心学的演进,出现了阳明学派的分支――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1),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字汝止,号心斋,其思想学说保存在《王心斋先生遗集》中。王艮师从王阳明达八年之久,在王门弟子中颇具声望,与王畿齐名,并称二王。阳明仙逝后,王艮回到泰州自立门户、接徒讲学。他虽受业于阳明,但又不满足于师说,“往往驾师说之上”(《明史・王艮传》),且不拘泥于传注,多有发明自得,因此,自树一帜,建构了以“良知现成自在”、“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尊身立本”等为主要内容的心学体系,开创了独具理论特色的“王学左派”,被明代大儒黄宗羲点赞为:“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明儒学案・泰州学派》)

虽然罗梦鸿比王艮早过世14年,但罗教经典《五部六册》在罗梦鸿去世后仍然在民间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在民间普及的结果,王艮长期活跃在社会底层,在其创立泰州学派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当时颇负盛名的民间宗教罗教的影响。

罗梦鸿在《五部六册》中曾明确地提出过“自由”一词,并执著地追求着“无边快乐”:“自己原是真净土,本无丝毫得自由。”(《破邪显证钥匙卷下》)“诸天法乐奉虚空,昼夜常闻赞莫穷。满眼天花飞散乱,无边快乐在其中。极乐家乡甚妙哉,无诸忧苦乐常谐。因谈果海圆音彻,时礼金容归去来。”《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王艮在推崇王阳明“乐是心之本体”、“常快活便是功夫”[2](265)的体用一源思想的同时,亦与罗梦鸿一样追求着“自由”与“快乐”。“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明代心学和罗教都倡扬仁爱与自由的契合,主张体悟仁爱与自由的原初状态,力图使人类回到正常的生存轨道,使生活重新变得有价值和有意义,从而恢复人在世间存在的理由和勇气,这无疑是对中华原典人文精神的复归。

王艮还将百姓与圣人放在等同地位,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满街都是圣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并主张:“物有本末”,吾身是“本”,是“矩”;家国天下是“末”,是“方”。矩正则方正,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自家“良知”为检验是非之标准。王艮突破儒家经典的束缚,不拘泥于传注,认为:“夫六经者,吾心之注脚也。心即道,道明则经不必用,经明则传何益?经传印证吾心而已矣。”(《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 这些思想与罗梦鸿所主张的“自在纵横无凡圣,人法双忘得纵横。万法总无无一物,十方照彻独为尊。”(《破邪显证钥匙卷下》),“任逍遥,得自在,任意纵横。……本无凡,亦无圣,自在纵横”(《苦功悟道宝卷》)等思想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梦鸿为宣传罗教宗旨,为觉己觉他、为百姓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曾不舍昼夜地奔波于运河两岸、山林乡间,甚至身陷囹圄也在所不辞。罗梦鸿的传教实践无疑对活跃在民间的王艮产生了影响。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为标揭,注重平民教育,把教学的基地从书院移入民间,使教育贴近百姓,贴近生活,以进行思想启蒙:“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王心斋先生遗集・年谱》)。王艮讲学时与罗梦鸿传教时一样,雨行风化,万众环集,启发众生,心开目明。简易、直截、自然、洒脱成为王艮传道、罗梦鸿传教的共同风格。

王艮与自己的老师阳明先生都自称“狂者”,主张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而以自己的“良知”为是非。王艮以继承尧舜孔孟以来的道脉为己任,效法禅宗的思想方法,主张道理眼前即是,主张不通过语言文字,而直指心灵,以洗去旧有俗学的陋端。王艮以上观点与罗梦鸿“一朝脱去泰州袄,做个潇洒大丈夫”,“又无修,又无证,纵横自在。无修证,到临危,普放光明。到临危,把日月,比的不见,到临危,把世界,自当微尘”(《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的自信和豪放、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如出一辙。这无疑对明末清初以及近代兴起的启蒙思潮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注释:

①罗梦鸿.正信大乘经五部六册[M].(影印本,内地目前尚无正式出版本。五部六册分别为《苦功悟道宝卷》、《叹世无为宝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上》、《破邪显证钥匙卷下》、《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8-9.

[2]陆九渊,王守仁.象山语录 阳明传习录[M].杨国荣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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