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孔子、马克思

【摘 要】儒家所谓“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相通之处：在管理体制上，二者都提倡对物的管理，对人则无需管理。在经济制度上，孔子与马克思都反对私有制，提倡全民公有的制度。在个人与社会发展状态上，二者都强调社会和谐，既是人与人的和谐，也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文章着重从以上三方面来论述孔子与马克思思想的相通之处，以此来会通二者思想。

【关键词】大同社会;共产主义;孔子;马克思

当今中国一方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营造“德行天下”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者兼容并济，相辅相成。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影响连绵不断，并持续至今，给人以启发。春秋战国时期，周室式微，群雄争霸，礼崩乐坏。孔子哀之叹之，由此提出他的大同社会的构想。生产力在不断发展，新的制度在产生，新的阶级在崛起。这个时代背景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提出的背景有相似之处。19世纪，欧洲各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革命，生产力不断进步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家不断地剥削压迫工人，工人自己没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大同社会是儒家所构想的政治理想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终极社会形态。前者是由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思想家提出的，后者是由一百多年前的德国哲学家提出的。除了这些不同，这两种理论其内部有极大差别，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有其内部的共同之处，并且两者都对我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二者对未来提出设想时，都是小心谨慎的，因为他们本意并不是去畅想未来，而是对当下的问题作出解释，并给出解决方案。黑格尔有一段话，一定是他们二者都同意的：设想任何哲学超越自己的当代世界，就如同设想个人可以跨越自己的时代一样，是十足愚蠢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研究他们构想的未来社会，这将有助于我们反思现在，提出问题，也许我们并不能给出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一劳永逸的、绝对完满的答案，但他们会给我们以启发。

一、管理体制：无需管理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孔子所追求的大同社会，虽然他本人没有遇到，但是有关于它的记载，他心向往之，并始终致力于此，并为之奋斗。

天下为公，天下为天下人所有，也就是“还天下于天下”。大同社会中权利公有，管理国家的人是从天下人中选拔出来的贤能，而选拔贤能的人也是天下人。在起始处，一定是有几方相争，最后符合天意与民意的人胜出，成为第一个王，即国家最高领导。之后由王选出贤能之人，在退位前，将王位传给他，而这个人必定是合乎天意与民意的。“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这表明，王在选拔人才时，一定不能将王位看做个人私有的东西而传给子孙，而是要让给真正贤能的人。

国家管理者是由天意与民意共同选出的，以仁行政，实行王道。孟子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里的道指的就是王道，就是顺应民意，得百姓拥护的道。与之相对的是霸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很直白地说明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及孰优孰劣。用德行和礼制来教育人民，比之制度和刑法要更能完善人民。王道不仅要求统治者本身的德行的优秀，而且要求国家的制度是遵“礼”的，并且将“仁”与“礼”从统治者一直下贯至百姓。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是不用法的，儒家也用法，但是一定是先礼后法、德主刑辅的。当仁与礼的下贯全面完成时，王道也不复存在，只有仁与礼的全面落实，而原来的领导者也只需维持社会必不可少的公共事务的运行，如全民教育、对物的统一管理与分配，而对人则无需管理。

这一点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共通之处。虽然马克思他本人在对共产主义做设想和勾勒时，是极小心谨慎的，他并不对其做过多论述，但我们仍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在政治上，“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巨大的全国联合体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真正所谓的政治权力，只不过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阶级也不复存在时，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政治权力，因为政治权力只在阶级社会中存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当阶级消失时，政治权力也随之消失，也即权力、特权的消失。“净化公共权力的‘政治’方面所指的事物之一，是废除它的‘官僚制的’因素”。“官僚制”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产物，“官”的职能就是“管”，隐含着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命令，以及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当阶级不存在时，已经不存在所谓的上下级，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方面是没有差别的，任何人都不需要任何人的管理，谁都不能子啊任何方面凌驾于他人之上，即使是智力稍逊别人、体力相对虚弱的人，也无人能对他进行管理，或使他屈从。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的差别被消灭，不仅资产阶级不存在，无产阶级也消失了，政治权力、官僚制度都随时代变迁而成为过去某段历史的产物。国家的运行是自为的，中央政府只给它留下“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这些职能具体是什么，马克思并没有多说，我们只能大略地说是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这也是净化政治的特点之一，废除官僚制的，整个国家都处在自然地运行中，并不需要人为地过多干涉。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是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反社会的特征将不复存在。人的社会性本性可以实现对自己的欲望的调节。“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全人类的类本质及个人都是人道精神的，以善为先的。

这种人性状态是大同社会的人性状态是极类似的，人性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准，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或领导者，从对人的管理，转变为对物的调控，管理不复存在。

二、经济制度：全民公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述谈到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与它的经济制度息息相关，并由其决定的。

孔子在描绘大同社会时，对实现前的社会状态也做了描绘：“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苏呷ィ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小康社会中，大家各私其有，有制度、有边界、有刑法等，它实际上就是儒家所说的王道统治下的社会状态。孟子为王道设立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它并不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某种经济制度，而是孟子的一种设想，也许有相似之处，但并不确定。

孟子的井田制的模型是：“国家将土地划成许多小块，每块一百亩，九块一组，排列成井字形。在一组中，中间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授予八家农民使用。八家农民合力耕种中间的公田，收入归土地的所有者，其私田的收入，农民自己可以享用。”这种制度的建立是在天下归王个人私有情况下的一种看上去似乎稍显公平可行的一种方法，但是有两个极明显的问题摆在眼前：一是国家的土地始终是有限，而人口的增长是不断，每家农民有一百亩的田地，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不是一百亩，也是同样道理）;二是如何保证土地的质量是均等的，不同的地方的土地的肥沃程度是不同，让所有农民都获得同样肥沃的土地显然是不可能的;三是每家每户的劳动力人数、质量都不一样，需要负担的人数也不相同，给十口之家与二十口之家相等数量的土地显然是不公平的;四是由于分配的土地的质量的不平等以及数量与家庭人口的不对等，分到贫瘠土地并家庭人数众多的人家为了养活家庭，会到土地肥沃、家庭劳动力少的人家劳作以获得供全家生存的生活资料，由此衍生出不同的阶级以及社会的贫富差距。

由此看来，为小康社会，即王道下的社会，设立的私有制经济制度显然是不能长久的，甚至是不可行的，更勿论是在更高一级的大同社会中。同时实行私有制，就是各人各私其有，直接导致一种关于“你的”、“我的”、“他的”的区别，是从属上的明确区分，这既是经济领域的，也是生活领域的，这与孔子提倡的大同精神是矛盾的。孔子讲：“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商品和劳动力虽然是个人所生产的，但是都不归个人所独有，而是公共的。孔子真正提倡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这是受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经济、物质文化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大同社会不可能实行私有制，它的经济制度必定是全民公有的，不仅权利是以天下为公的，而且财富也是天下为公的。只有在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才能实现权利的全民公有，否则国家制度不过是少数人的意志表达而已。

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马克思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财产，反对私有制。他认为，私有制是同一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的产物。同时它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生产力极度发展，强大到这种生产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时，生产力就要着手摧毁这种阻碍它发展的经济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端的公有制。同时，这种公有制是建立在以往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并不是取消过往的一切重新开始，而是在保有原有的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对不合适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与改善。马克思从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分析得出，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是共产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的根本，其中消灭私有制是中心环节，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途径和必有手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阶段，无产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专政，集中精力大规模地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改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创造条件。我国现阶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合理预测，经过我国社会实践的检验，也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的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物质财富极大涌流，按需分配，财富由创造财富的全社会的劳动集体共享。这一点与大同社会是相同的。

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孔子受所处时代的局限，他本人并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这种严重脱离当时物质生产状况的论断，并且也不可能有这种想法。他为大同社会所设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是与落后生产力相适应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他是在对现存社会不满并寄希望于未来的基础上提出大同社会，是一厢情愿的美好设想。而不是如马克思一般，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科学而严谨的把握后，提出未来社会发展状况理论，提出共产主义的科学论断。二者为未来社会设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只能说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巧合，是畅想性与科学性的殊途同归，巧合地都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个人与社会发展：个人自由全面，社会和谐完满

在个人发展方面，孔子和马克思都对未来人类的人性状态给了极高评价。在大同社会中，个体在经历自我修身与统治者德行的熏陶下贯后，思想境界极大提高，人是全善的，并且“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由推己及人的爱推广至不分彼此的大爱。路不拾遗，出不闭户，一方面由于社会的生产力极大丰富，财产共享，按需分配，人们不再需要计较微小得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个体的德行得到极大提升，不做有伤德行的事。比如偷窃，其行为动机有两种：一是个体对某物的缺乏，引发其对别人独有、私有的物的占有。未来社会生产高度发展，按需分配，不存在个体对物的缺乏，或是缺乏别人独有而我没有的东西的情况。二是个人思想的不端正，寻找偷窃带来的刺激感，将个体的欲望的发泄建立在对别人的伤害上。未来社会人们的德性高度善，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所指的“恶”的行为，德性思想不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用理性约束欲望。

马克思的观点与此相同，共产主义实现了人对其本质的复归，是人的自由王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各方面矛盾冲突的解决。“这种复归为作为社会的即人的存在的人自身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对抗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那种解答。”一切其他的称谓都不复存在，每个个体都是劳动者。并且，“任何人都没有独占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他希望的任何部门内实现自己，社会调节这总的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只要我有想法，就不会永远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欲望自由地发展，但是当他向着某个方向发展时，个人并不因此并定义为某个职业的人，劳动不是凭分工而做，而是凭爱好而做。每个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在人与人的类本质的矛盾得以解决，类本质得以复归时;在人的劳动是基于个性需要、完全处于自身的支配而非外在强制，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时;在人与自然冲突化解，人依赖自然并保护自然时;在人与社会消除对立，人的行为不是服从分工而是自由选择时，整个社会发展和谐完满。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孔子的大同社会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褪色，康有为、孙中山都对其进行过改造与发展，虽都从未真正实现，但是他们应该也从未想到，甚至孔子与马克思本人都未想到，他们的思想会在几千年后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交汇，并一同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在得出两者相通之处的同时，也要看到现实性的差别。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是对当时混乱不堪、礼崩乐坏的情境的一种反式畅想，带有封建小农的一厢情愿性，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经过论证与反思，现实性基础差。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经过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合理论证，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和展望，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对社会发展阶段做的必然预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高屋建瓴的空想，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经过程。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共产主义必将实现！

参考文献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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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12.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长春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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