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文化分期研究的现状与相关问题

【关键词】燕文化；墓葬；陶器分期；对比分析

【摘 要】文章首先介绍了燕文化分期研究的简史，在对比主要分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目前的燕文化分期研究集中在东周燕文化墓葬陶器分期方面，并重点分析该部分内容。最后，阐述笔者关于燕文化分期研究的一些思考。

一、燕文化分期研究简史

（一）燕文化陶器分期研究

（二）燕文化青铜器分期研究

从横向看，燕文化分期研究包括遗址分期和墓葬分期，且以墓葬分期为主；从纵向看，东周燕文化分期研究较为细致，西周燕文化分期研究较为薄弱。

二、东周燕文化分期研究评述

通过上文的回顾，可以看出，东周燕文化墓葬陶器分期已成为燕文化分期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其中，贺勇先生、陈光女士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与郑君雷先生、周海峰博士的研究成果存在较大分歧，主要体现在陶器演变规律和墓葬年代推断方面。

对于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而言，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分期研究立论前提的不同、分期方法的不同（包含考古资料的使用情况）、原始考古资料的精准度不同等几个方面，其中前两个方面是造成分期研究差异的主要原因。笔者拟从这两个方面出发，重点对这四位学者的分期研究进行归纳分析和对比评述。

（一）陈光女士与贺勇先生的分期研究

由于在分期研究内容、方法和结论方面，陈光女士的分期研究成果更具有代表性和包涵性，因此本部分着重讨论陈光女士的分期研究，同时简要评述贺勇先生的研究内容。

（二）郑君雷先生与周海峰博士的分期研究

在东周燕文化墓葬陶器分期方面，郑君雷先生的研究较周海峰博士的研究更为深入。由于周海峰博士的研究中涉及东周燕文化墓葬陶器分期的部分相对较少，因此本部分着重讨论郑君雷先生的分期研究，同时简要评述周海峰博士的研究内容。

郑君雷先生根据类型学原理，将战国燕墓分为六期[33]。虽然他的文章仅对战国燕墓陶器进行了细致的分期，但在燕文化分期研究中却具有重要意义。文中推断出的战国燕墓陶器演变规律与东周时期中原地区墓葬中同类器物的演变规律具有较大程度的相似性[34]。在陶器演变规律和具体墓葬资料的序列排定上，存在与陈光女士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情况，如鼎、豆、F等器物的演变规律、怀柔城北墓地的分期、燕下都墓葬的年代。

郑君雷先生对战国燕墓陶器的分期研究可称之为类型学比对推理法（图二）。这种分期方法可概括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树立分期研究标尺：首先选择典型的战国燕墓作为分期研究的基点，通过对该墓地中演变特征明显的陶F进行类型学分组研究，导出陶器演变规律，确立战国燕墓分期研究标尺。第二步是类型学比对推理：在将战国燕文化分布区划分为六个区域的基础上，以中区作为分区研究的基点；通过比对之前确立的分期研究标尺，将中区战国燕墓分为六期；再把其它五个分区中的战国燕墓陶器归入到中区战国燕墓分期之中，排出相对早晚关系。第三步是整体分期，指出战国燕墓分期研究的特殊点：在整合各区陶礼器墓期别对应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战国燕墓整体分期；通过分析燕墓中出土的特殊陶器类型（燕式鬲、燕式釜、灰陶三足器），指出这些日用陶器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分期断代功能，体现了多种文化因素。

周海峰博士在战国燕墓陶器演变规律及墓葬资料相对早晚关系方面，基本同意郑君雷先生的观点[36]。虽然全面地把握了文化整体分期，但却没有仔细考量原始资料分期内容的合理性，基本上引用了所有原始资料的分期内容，从具体遗址和墓葬出发，进行陶器分期研究也缺乏系统性与逻辑性。

三、由东周燕文化分期研究

引发的一些思考

参考其它同类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的模式[40]，在同类器物分期排队时，要根据遗迹单位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在将仿铜陶礼器和青铜礼器进行形制比对并推断年代序列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今后的东周燕文化分期研究可以在划定分区和墓葬等级分类的基础上，归纳随葬陶器的演变规律，参考燕文化发展的独特性，进而推断出墓葬分期。在典型遗址分期的基础上，结合墓葬分期，综合推断出燕文化分期。一个成熟、全面的文化分期研究离不开丰富的资料，希望有更多的资料被充实到燕文化分期研究中，使燕文化分期研究更加完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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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3期。

[5]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南郊巨葛庄战国遗址和墓葬》，《考古》1965年1期。

[6]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3年6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文物出版社，1996年。

[8][39]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64―1965年燕下都墓葬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11期。

[9][2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徐水大马各庄春秋墓》，《文物》1990年3期。

[10]王兆君：《内蒙古昭盟赤峰市发现战国墓》，《考古》1964年1期。

[11]朝阳地区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战国墓》，《考古》1985年1期。

[12][31]贺勇：《试论燕国墓葬陶器分期》，《考古》1989年9期。

[13]柴晓明：《华北西周陶器初论》，载《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五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14]陈光：《西周燕国文化初论》，载《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1―373页。

[16]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观察》，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22]李先登：《燕国青铜器初步研究》，载同[15]。

[23]杜松：《东周时代齐、鲁、燕、中山国青铜器研究》，载《中国青铜器全集》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7年。

[25]陶质生活用器通常称为日用陶器，由于陈光女士在文中将出土于遗址和墓葬中的红陶釜、燕式陶鬲、泥质灰陶罐、泥质灰陶尊等器物称为生活用器，所以本文遵从陈光女士原文的说法，在关于陈光女士分期观点的评述部分，将日用陶器称为生活用器。

[2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燕下都第13号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87年5期。

[28]陈平：《燕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3―175页。

[29]参见注[1]《北京怀柔城北东周和西汉墓葬》一文注释3。

[32][34][35][37]张辛：《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