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生涯和负伤经历

我叫杨昌文，土家族，今年107岁，出生于1908年农历正月，家住在贵州省江口县闵孝镇上练寨村民组。我的一生历经了晚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我是抗日军人，国民党党员，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特务连班长、排长、上尉连长，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山西晋城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和战友们一起打下过日军的3架大型轰炸机，4次负伤，每次都是致命重伤，荣获过一等功，也曾和八路军联合抗日。到了“文革”时期还是避免不了又负伤一次。

少年时期的快乐生活

1908年正月，我出生在梵净山下这个叫上练寨的农村。少年时期的我无忧无虑，成天像我们当地的其他孩子一样野，一样上私塾、放牛、砍柴、捉鱼、玩游戏。这样的日子一直伴随到我结婚。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公所一间碾房里玩抛石子的游戏，根本没有想过去先生家里学习。放学后，先生找到我的家里，询问杨昌文怎么没有去念书时，家里人才知道我逃学了。先生和我的妻子满村子找我，最后到碾房里找到我时，我们依然玩得起劲，我被先生和妻子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当时闵家场很繁华，属南二区管辖。区长叫张伯辉，1934年萧克、贺龙率领的红

二、红六军团路过闵家场，向人民群众介绍了日本人侵占我东三省的惨况，我非常气愤，堂堂男儿不能在这小地方坐享清福，必须报效国家。我的老师也鼓励我报效祖国。

青年时期的爱国抗日经历

我恒心已定，不顾父母妻儿的劝阻，1935年初离家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被分到八十七师特务连任班长。

1935年5月，经我的连长毛云鹅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那时我每月要交5角钱的党费，党费一直交到1937年，全面抗战后才免交。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抗日的战斗。师部命令我们下团队去起带头作用，我被分到二○六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当时七十一军军长叫王敬久，1938年被调到西北战区任司令官，新军长叫宋希濂，老师长叫沈华超，团长叫朱振华，老营长叫贾永红，连长叫毛云鹅。

1937年9月我所在的八十七师奉命调入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我是排长，是师部派下来的骨干，理所当然要到第一线冲锋陷阵。战斗中日军战斗力很强，打死我很多战友，活着的战友伤心欲绝，痛不欲生，我又何尝不伤心难过呢？但我知道，这时的眼泪不起任何作用，只有打败敌人，方是告慰战友英灵的最好怀念。于是，我就对战友们说：“我们是军人，精忠报国是我们的职责，战场上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

日本鬼子武器先进，又有武士道精神，战斗力特别强，当时在整个亚洲，但凡当兵的都十分害怕日本兵。但人家打到你家门口来了，你再怕也要抵抗啊，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也要尽一个军人的职责。

就这样我们和日军顽强地战斗着。日军是用坦克上前开路，后面跟着士兵，我们从正面打不了坦克和士兵，就迂回到侧面打日军士兵，用炸弹炸日本人的坦克履带，让他们动弹不得了，再消灭他们。我的枪法很好，打死不少日军，由于我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久攻不下南京。

战斗激烈时，我们的枪管都打红了，眼睛也打红了，几天几夜都没下火线。就在我十分投入地战斗时，一颗炸弹落在我身边把我炸晕死，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头上脸部被炸烂，左手负伤，耳朵也听不见了。这是我第一次负伤，这就是我脸上这些疤痕的来历，我的战友也死伤不少。由于日军猛攻，我军人员伤亡太大，实在守不住了，师部在12月中旬就奉命退出南京到南昌、陕西休整。10天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就从南京迁往重庆了，南京失陷，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我军民损失近40万人。

1938年9月，我部接令攻打湖北麻城，在此战役中我背部被日军打中一枪，子弹至今没有取出来，这是我第三次身负重伤。

在攻打洛阳时，八十七师师长沈华超没经国民政府同意，私自炸黄河，让黄河决堤，有效阻止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但也淹死了下游无数穷苦百姓。宋希濂将军憎恨、痛心不已，掏出手枪，就地枪决了沈华超。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个军长枪决师长的事件。宋希濂爱国爱民的举动也深深埋进了我的心底。

1939年初，我部接令去山西打华阴县，在华阴县，我军把日军追打到王家场日军司令部。摧毁日军司令部后，又去打山西晋城。攻打晋城战役中，我的右手被日军打断。当时我没下火线继续战斗，因流血过多晕死过去，被战友抬过黄河到白马市医院抢救，把我被打断的骨头取出来，我的右手现在都还只有半边骨头，这是我第四次负伤。 由于我在战场上不怕死，国家授予我一等功。

我把子孙送上战场

1940年5月，战友送我到山西富平县残疾临时教养医院养伤。1941年10月，康复后我请假回家探亲，获得准许。一路上，我看到的尽是断壁残垣，妻离子散，到处都是逃命的百姓。看一路，痛一路，也恨一路。

我身在家中，心却在部队，时刻惦记着我的部队，期望国共精诚团结，早日把日军赶出中国。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我高兴无比。后来，当我再想找回我的部队时，却爆发了内战。我想不通，同是中国人，刚从抗日战争中夺取胜利，怎么又来个手足相残啊！我内心彷徨，无从是好。我的部队打到了何处不知道。1949年，国民党跑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此我不敢说出我的真实身份，希望有一天能再次国共合作，把国家建设强大。

1960年代，美国侵略我国邻国越南，我响应毛主席号召，把我的小儿子杨胜栋和侄儿杨胜海送上了抗美援越战场，我的儿子也争气，当兵7年，年年被大军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可是在1967年的一次战役中，我儿子杨胜栋血洒疆场，永远葬身异国他乡，他荣立一等功，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1968年“文化大革命”烧到江口县，1971年初，我被抓去捆绑吊打，要我交代“历史”问题。我的双手被反捆起来，吊在梁上，腐烂生蛆，全身都生满了虱子。这应该算是我一生中第五次负伤。

在抗日战场上，我4次身负重伤都没觉得什么，在和平时期却遭到非人的虐待，让我心寒不已。饥寒交迫下，我实在承受不了了，只得向造反派坦白说出我的真实身份，直到现在我都还保存有一份1971年3月17日政府定我是“历史反革命”原始资料。造反派并没放过我，仍然天天捆绑吊打我，在这生死关头，我以烈属身份偷偷给我儿子原先所在部队写了一封求救信。我儿子部队领导给我们县革委、大队革委和我家写来信，我才幸免于难。是我儿子的部队把我从死亡中救了出来。

没有国哪来家呢？我在家的日子，经常和子孙们说我和我儿子的战斗经历。有时也受政府所邀去给即将当兵的青年作报告，以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报效祖国，热爱祖国。武装部也经常组织士兵来给我打扫卫生，听我教育。104岁时，我都还能够看报，现在我还能够拄着拐杖走动。

这么多年来，无论过得多艰辛，我都盼望祖国强大，也期望国家不要把我那些为抗日牺牲的战友们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