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文体之“谱系”梳理及其学理化战略

摘 要：中国小说文体研究以往通常被纳入“小说学”框架下进行，着力于阐释“小说”命名及其类型。近年，在文体学研究的热潮下，“小说文体学”研究不仅获得了独立，而且其研究规模和层次也有大的突破，日趋“谱系”化。其中，谭帆等积数年之功推出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及文法术语的多维度考释，对中国小说文体谱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使小说文体研究达到了学理化的高度。沿着这一路向，我们应进一步发扬“辨性质”、“明角度”的学术传统，理出错综复杂的传统小说文体谱系的脉络与头绪，并注重“跨学科”发掘和文化探寻，强化各个小说文体术语之间的逻辑关联研究，既注重叙事术语考释，又兼顾写人术语考释，使传统小说文体“谱系”梳理全面开花，进而使中国小说文体谱系学建构水到渠成。

关键词：小说文体;谱系梳理;谭帆;学理性

作者简介：李桂奎，男，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黄霖，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初郭绍虞发表《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一文、褚斌杰出版《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专著之后，文体研究不断升温。而今随着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等著作接连推出，文体学研究越来越红火，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只是这些研究多集中于诗文二体，戏曲小说文体研究相对冷落。近来，谭帆等合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下文简称“《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不仅拓荒性地对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进行了系统考释，而且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深化传统小说文体研究的路数，即从“谱系”高度着眼开拓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新局面。

一、“小说文体学”以往常被纳入“小说学”

另外，我们也曾通过中西小说文体比较做文章。除了乐黛云、饶M子等比较文学研究者拥有数量可观的成果，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特别值得一提。该书通过深入分析中西小说文体的历时形态，重点阐述了中西小说文体发展的共同规律和不同特色，突出了小说文体形态赖以形成的文化机制，并关涉到小说文体学和小说叙事学等问题。

总体而言，以往人们在小说文体研究上已经起步，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只是这些研究常常被纳入“小说学”框架内进行，显得较为零散肤浅，期待专门而细致的探究。

二、“小说文体学”的独立及其“谱系”梳理

中国小说文体有中国本土天然的特点。就拿当下趋热的文体学研究而言，貌似发自西方相关理论传入的驱动，而事实上重视“文体”，“以文体为先”早已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传统。岂不闻我们的先辈就不断地发出诸如“文章以体制为先”（王应麟《玉海》卷202引倪正父语）、“假文以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以及“文莫先于辨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内篇5《古文十弊》）等声音。中国文体理论“谱系”的梳理自然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文体研究的优势。历史地看，刘勰《文心雕龙》已经为我们确立了早期文体学研究的经典研究模式，明代的《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等又大体勾勒出传统文体的研究范围。况且，我们先辈所谓的“文体”并非仅指文学体裁，而是兼指体貌、体式，几乎囊括“文类”、“风格”、“形式”以及“体性”、“章法”与“文法”等多重内涵，且带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印记，本土特性较为鲜明。以故，我们的文体研究应该带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性。早在西学开始不断渗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文体学家王兆芳即在《遗曲园先生书》中与国学大家俞樾谈到写其《文体通释》的设想时就说过：“今者西术与我学争，我若固守专家之师承，而儒道反不振。兆芳以为学通天地人而考道于古圣贤，]道于事物，祖述不摇，引申不已。使我儒道之大，足以抵西术之长，而西术之长不足以抗我儒道之大。若是亦善守师承者乎。”[8]（P1）认为通过“祖述”和“引申”传统学术足可实现文体学研究的师承与创新。不言而喻，而今把小说文体研究作为本土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自然肩负着文化回归的使命。1当然，我们提出小说文体学研究要回归或基于本土本体，并非意味着简单地拒绝外来文化。在实际操作上，我们还是既要以西方理论为镜照，注重与西方小说文体谱系进行比较，又要自主地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深入探讨中国小说谱系的特质。需要指出的是，而今中国小说文体学研究不仅应该拥有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且要系统化、理论化，即注重“谱系”梳理。

何为“谱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谱系”原本指世族、宗族、家族之紧密关联。由于它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思源报本、认祖归宗等功能，因而备受重视，以至于出现了郑樵《通志・氏族略》所谓的“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现象。海外“谱系”理论则源于尼采的《道德的谱系》，以法国哲学家福柯所倡之“谱系学”最具影响力。虽然中西“谱系”分别隶属于宗法和哲学，但其基本精神又是相通的。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中西谱系及谱系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但存在一些共同点：一是注重研究对象演化的历程和渊源关系。二是注重寻找对象新元素的发生及其变异而形成的新的组成部分。三是注重研究对象门类种属的区分及其结构关系。”[9]可见，中西“谱系学”可以相互激发，为我们梳理中国文学“谱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文体往往承载着某段历史时期的文化，文体“谱系”梳理首先要关注文体命名与解读阐释等问题。当然，打铁还靠自身硬。传统小说文体“谱系”梳理是我们全面梳理本土文学传统“谱系”这一宏大工程的主要项目之一。既然原生态的中国小说文体“谱系”是一种已然存在，那么它自然会期待我们继续基于前人研究成果、运用现代眼光去进一步加强梳理和研究。当今学人正在为此努力。陈文新《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集中展示了他从“辨体”角度即从身份意识、题材选择、风格定位、叙述语调等层面把握不同文体的特点和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上编从文体视角就子部小说（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做系统探讨;下编就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个案做具体分析，史论结合，显示了作者梳理中国古代小说谱系的功力。更为有意识地本着“谱系梳理”目标而致力于小说文体文法研究者，当数谭帆等的《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该论著以皇皇篇幅着意于将批评史、文体史与学术史融会贯通，通过术语考释而实现知微见著。其撰述思想非常明确，即“梳理中国小说之‘谱系’”[10]（P1）。正如著者所言：“中国小说实有其自身之‘谱系’，与西方小说及小说观颇多凿枘之处，强为曲说，难免会成为西人小说视野下之‘小说史’，而丧失了中国小说之本性。近年来，对中国小说之反思不绝于耳，出路何在？梳理中国小说之‘谱系’或为有益之津梁，而术语正是中国小说‘谱系’之外在显现。所谓‘术语’是指历代指称小说这一文体或文类的名词称谓，这些名词称谓历史悠久，涵盖面广，对其做出综合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考知中国小说之特性，进而揭示中国小说之独特‘谱系’，乃小说史研究的一种特殊理路。”[10]（P1）这部论著能够瞄准“梳理谱系”并身体力行地对小说文体和文法术语进行了一一考释，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中国小说文体学研究若要更有前途，就必须既注重本土化和本体化，又要着力于“谱系”梳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三、《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之“谱系”梳理

梳理中国传统小说“谱系”应该从何处入手呢？曰：主要从文体认知与文本考释入手。“考释”，顾名思义，即考证与阐释，兼取两种传统治学方法。小说文体之“名”是对小说认知观念的命名，文法之“名”是对小说文本审美感性的命名，二者的具体表现即为小说文体文法“术语”。布尔迪厄说：“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事物存在的权力。”[11]（P138）小说术语考释就是要从根本上挖掘小说本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当下，谭帆挂帅的团队以“梳理中国小说文体谱系”相号召，其阶段性成果《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颇具造诣。

其一，该书做到了厚积薄发，有的放矢。谭帆于20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强调小说本体研究主要在于文体与文本，成为这项研究的纲领和资料基础。关于研究方向和目标，他们这样说：“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的本体存在为出发点，对古代小说文体的整体形态及各文体类型的起源、发展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勾勒出古代小说文体的体制规范和艺术构造方式、形态的渊源流变，同时从小说文体理论、创作与传播、雅俗文化与文学、社会历史文化等多角度对小说文体流变进行全面的综合融通研究，揭示文体发生、发展流变的原因与规律。”“在研究思路上，我们回归中国小说史发展的本土语境，以小说文体术语的解读为切入点，尽可能地还原中国小说的独特谱系。在理论上采取原始要终、追本溯源的方式，力图完整呈现每个术语演变过程中的原貌;在史料上试图涸泽而渔、一网打尽，既为术语的解读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佐证，也为后来者提供可资参考的线索。”[12]后来，他又于《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一文中提出了这项研究的着力点：“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认为，小说文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许还需解决三个问题：‘细化’、‘深化’和‘本土化’。具体而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应着重处理四种关系：‘中’与‘西’的关系、‘源’与‘流’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和‘内’与‘外’的关系。”[13]基于这些思考和规划，阶段性成果《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便应运而生。

四、中国小说文体“谱系”研究应学理化

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总是和丰富的术语群、成熟的方法论以及经典的理论著述相联系的。尽管当下关于中国小说文体“谱系”梳理已是成绩斐然，且至谭帆等推出《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份事业远没有了结，其开拓余地和可为空间仍然很大。为此，我们应该进一步使这一研究系统化、学理化，并使中国小说文体谱系学水到渠成。

首先，进一步发扬“辨性质”、“明角度”的学术传统，理出错综复杂的传统小说文体谱系的脉络与头绪。传统小说分类至今缠夹不清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认知“小说”性质的多变，二是各种分类角度的交叉。时至今日，对于“何为小说”及有多少角度来分类，都可以讨论，但是，总结古往今来的小说分类经验，尤其是近代管达如、吕思勉、胡怀琛等的“小说分类”精神，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辨性质”，二是“明角度”。这也当是我们今天进行小说分类的基本原则。在这基础上，我们现在还必须注意从当前研究的实际出发，对那些实在无法限定或归结的小说类别，要根据较为流行、大家接受的角度来进行，这种策略就叫作“趋大流”。比如，对于“何为小说”的问题，有两点大家一般都可接受：一是“小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二是起码要有点情节和人物。至于分类的角度，从语言角度来分，两分为文言与白话（当然也有一些界线不清的），这是一般通行的。在文言小说的分类中，一般先是从形式来分类的，至于再细分某一朝代的文言小说时，则往往又从题材上来区分，如将唐代的传奇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等。至于对白话小说，目前较多的还是从题材上加以分类。当然，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区分，只要言之成理，也可以拈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分类角度，但切不可一会儿从这个角度，一会儿又用另一种标准，这就使人摸不着头脑了。概言之，对中国古代小说“谱系”梳理应该注意三条原则：辨性质，明角度，趋大流。[14]我们相信，依据这三条，中国小说文体“谱系”梳理的一系列难题定会迎刃而解，中国小说“文体谱系学”构建的实现即指日可待。

其次，进一步注重“跨学科”发掘和文化探寻，并通过“古今演变”与“互文”意识强化各个术语之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小说文法术语往往源自古老的哲学、史学以及画学、建筑学等领域，只有带着“跨学科”意识打开视野才能够辨明渊源、理清来龙去脉，从而真正把握好其基本内涵、特点以及应用场域。众所周知，中国小说叙事深受古代史学影响，在理论上的反映是，一些评论高超叙事技巧的术语便经常与史学有关，如“史迁笔法”、“龙门笔法”等。古代画学对小说写人影响深远，其理论反映是“龙眠白描”等。另如，“门笋”本是古代建筑工艺学术语，“大落墨法”源自绘画技法。对于这类术语，都应该从“跨学科”视野予以审视研究。需要重点提及的是，张世君《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除了采取“细读归纳法”、“比较方法”、“还原验证法”，特别注意“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并指出：“在跨学科平台对小说评点概念与其他姊妹艺术的联系作互文性研究，更全面地把握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的基本特征与中国文化的原创性特点。”[15]（绪论，P7）根据这种学术意识，她对“间架”、“一线穿”、“脱卸”、“犯笔”、“勾画和白描”、“衬染与背面傅粉法”以及“字法”、“句法”、“章法”等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进行了系统清理和界定，尤其对这些叙事概念中的建筑结构意识、戏曲段落意识、书法用笔意识、绘画图像意识、语言学修辞意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间性与空间性特性等蕴意进行了挖掘，其探讨之精细与严谨值得借鉴。近年，笔者也撰有《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跨界取譬”传统鸟瞰》一文，指出：“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人们常常跨界性地攀附或援引史传、古文、绘画与戏剧等诸文类的专门性术语，以裨补难以自足言说的缺憾，从而形成‘拟于史传’、‘拟于古文’、‘拟于绘画’、‘拟于戏剧’等‘跨界取譬’的修辞批评传统。”[16]无论如何，对中国小说文体文法“谱系”进行梳理既需要有宽阔的学识，也需要“跨学科”的研究理念;既要注意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与历史叙事理论相嫁接，又要注意与哲学观念形成关联和互动。对此，赖力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指出：“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17]总之，谈到“谱系”研究，我们不能不注重其多元性、差异性、关联性、互渗性。在中国小说文体“谱系”梳理中，比较理念也与“跨学科”理念相辅相成，中外比较、古今比较必不可少，历史的、逻辑的、美学的研究理念自然也要努力信守。

参 考 文 献

[2] 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载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

[4] 罗宗强：《我国古代文体定名的若干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5]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7] 刘勇强：《小说史叙述的文本策略》，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9] 赵辉：《谈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意义》，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1]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