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与终结*

摘要：在工业文明时代，长期大规模的工业化发展，使工具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进一步膨胀和异化。工具理性的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根源。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旨在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走出生态危机这一困境，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就必须在意识层面上审视和批判在工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及其异化，保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形态中必要的张力，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

关键词：生态文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异化

中图分类号：N0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也相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工业废水、废渣、废气的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日益加剧，自然环境也不断遭到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面临严重的威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人类生产力快速发展，但也导致人类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有学者指出的：“假如人类还想在地球上生存下去，那我们就必须放弃物质至上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转向和平、绿色、真正可持续生存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1＼]人类社会迫切需要寻求一种认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价值观和协调环境保护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迫使人类不断反思过度的工业化对自然界造成的负面影响，人类开始意识到过去“人定胜天”的绝对征服思想是一种反生态、反自然的意识。工具理性体现着科学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绝对征服力的主要特征，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主导意识，已经成为西方后现代理论的主要批判对象。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抨击尤为猛烈，他们指出，“现代科技操纵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式微，工具理性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意识形态并已成为统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2＼]马尔库塞将工具理性异化视为“人类在改造社会道德的同时，创造出不完全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他们破坏社会的和谐、损害人类利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成为敌视人类的破坏性力量”＼[3＼]。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必然发展趋势，代表着一种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宗旨的新型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对生态文明的背景、内涵和本质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与矛盾进行了深刻反思。不少学者指出，工业文明走向衰亡的基本表征是生态危机的迅速爆发并在全人类社会迅速蔓延，这必然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的诞生。生态文明理论是一种建立在新的生态哲学理论范式基础上的新的哲学理论体系，该体系以生态价值合理性为理论内核，由与其解释原则有逻辑关联的政治哲学、技术哲学、环境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思想等构成，旨在阐述继工业文明后的新时代文明。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生态文明一方面是工业技术及其文明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超越了工业文明而积极建构的生态主体，关注“自然―社会”生态，以促进现实性和未来性在技术哲学道路上的统一。“生态文明是一种具有以生态化主导型为前提基础的多种文明模式的整合体――从纵向维度上，具有从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先后传承性的特征;在横向维度上，具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交叉性的特征;在整体效益上，具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约有限资源、提高能源效率的有效统筹性的特征。”＼[4＼]

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各个进路中，围绕技术理性的生态学批判来建构生态文明的研究成果是当代生态文明理论建设的重要维度，该理论旨在呼吁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须从技术理性转向生态理性，保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与协调。技术理性指的是一种在工业文明社会中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指向，它类似于马克思・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在遵循目的性、手段性上，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这两个概念的指向内涵有相似之处。工具理性关注手段的有效性这一目的，以可计量、可预测、有效率为标准，技术理性关注的是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是目的本身的合理性。有学者从理性的角度指出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催生了生态危机的爆发，工业文明的理性基础难以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从而引发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浪潮。他们强调，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能沿用工业文明时代的工具理性这一主导思维，而是需要新的理性支撑，技术理性批判为生态文明观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认识前提和理论基础。本文所采用的核心概念为马克思・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以及被法兰克福学派严厉抨击的工具理性异化，工具理性所强调的形式合理性具有明显的工具的特质，异化的工具理性只关注手段对于实现目的的可能性，这与强调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生态文明建设主旨背道而驰。在工业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已经成为一种不合理的理性形态，这种不合理的理性形态已经演变成为工具理性的异化现象并且已经蔓延和渗透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要建设生态文明，就必然从意识层面去审视、批判并终结这种不合理的理性形态。从根本上说，这些不合理的理性形态实质上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工具理性异化”现象。然而从工具理性异化和批判的视角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在整体上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支撑，因此本文认为，批判和摒弃工具理性异化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剖析生态危机的深层思想根源，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抑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和异化，注重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强化生态理性，在实践过程中注重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 二、工具理性异化与生态危机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异化

黑格尔认为，理性是启蒙时代人们从神性摆脱出来后客观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思维和能力。马克思・韦伯将“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用以说明工业社会的发展。他把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类型。“工具理性表现为只注重达到某种目的之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以可计量、可预测、有效率的整体控制原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以机械自然观和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为思想基础，对实践对象进行分解、化约和控制。”＼[5＼]工具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关注的是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是目的本身，是工业文明社会中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和主导意识形态，成为工业社会统治的合理性基础。实质合理性，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也即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人“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6＼]价值理性以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意义为基本取向来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在理性认识前提下对人与自然终极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把握，体现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事物目的的关注、对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和终极关怀。

在古代与中世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处于一种朴素的自然融合的完整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敬畏自然的观念，是一种既注重手段又注重目的的思维和能力。然而从启蒙运动开始，随着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响彻天下，这种源自于启蒙思想的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逐渐走向了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反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开始分道扬镳，走向了分裂。启蒙时代，刚从神性控制的思想牢笼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普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衡量存在事物所以存在的尺度，也是衡量不存在事物之所以不存在的尺度。”＼[7＼]人是自然界的中心，自然界只是人类可以借助科学知识得以征服的客体对象，大自然必须无条件服从人类的需要。这种以人的价值为唯一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理化的手段控制和征服自然，把自然界视为获取资源、增加人类物质财富、满足人类物质欲望的对象，人与自然之间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原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价值理性被越来越强大的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扩张所压制，失去了其应有的批判和规约功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日益远离，最终导致了工具理性异化现象。

马克思认为，异化现象主要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阻碍主体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8＼]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工具理性的异化是指工具理性从原本理性的工具性应用这一面逐i异化为对人的压制和奴役，进而阻碍社会发展的否定性力量。“工具理性已变成当前社会的组织原则，它渗透到社会整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向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成为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作的深层基础。”＼[2＼]工业社会越发展，科学技术越发达，异化的工具理性就越片面强调逻辑性和规律性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差异性和特殊性，采用的是形式化和分裂化的思维方式，工具理性由此日益膨胀为占统治地位的合理化标准和终极目标。

（二）工具理性异化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工具理性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工业革命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背后隐藏着一种普遍的价值危机，那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误读，一种为人类所用的工具性关系，人类以上帝般无所不能的姿态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占有。”＼[9＼]文艺复兴后，经过三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急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结构，人类的主体性形象在自然面前得以树立。一方面，发达的工具理性以人类前所未有的方式征服和改变了自然，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极大提高了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能，推进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社会科学行为的合理化，极大提升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但另一方随着工具理性的日益膨胀，它把主客体的关系还原到逻辑上的纯粹线性关系，从而催生了奴役自然的意识。工具理性以满足人们无止境需求为由，使自然界沦为人类单向改造的客观对象和工具，片面追求形式逻辑和公理化标准的思维已经异化到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领域。与此同时，本应对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进行批判与反思的价值理性在强大的工具理性遮掩下失去了其应有的立场，把过去人类对自然界的人文关怀湮灭在工业文明中。

异化的工具理性思维把本应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界或自然物从整体普遍联系中抽出来，对它们进行分割、分离，再按照人的目的进行组装，大量制造出原来自然界不存在的人工自然物，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自然资源，实质上是在瓦解和摧毁有内在规律和秩序的生态系统，破坏了稳定有序的生态平衡。回顾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史，“工具理性的膨胀，不仅造就了毁灭自然的力量，也造就了控制人的力量，而人类进行毁灭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旦这种力量得到实现，整个地球就会变成不毛之地。”＼[10＼]工具理性异化后不仅导致价值理性逐渐萎缩，而且还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分裂，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泰勒警告说：“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利益―代价’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被铲除的最大化要求遮蔽。”＼[11＼]工具理性的原则仅适用于人类，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性，被遮蔽的价值理性无法在保护自然、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以及尊重自然内在整体性上发挥应有的规约作用。人们开始只满足眼前的物质需要，为达到经济效益和生产力效率的最大化目的不惜以牺牲和破坏生态系统平衡和损坏子孙后代长久发展的利益为代价，就会产生“一切向钱看”，而不是“一切向前看”的急功近利思想和涸泽而渔的危险行为，这对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修复性和再生性极具破坏力和杀伤力。

三、生态文明实践对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与终结

（一）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理论觉醒 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以经济效益为目的，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手段为生产方式，以满足人们短期的物质利益为目的，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视而不见，本身就是工具理性异化的体现。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现代技术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去想这些事物的人文意义，只想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去工作，而不去关心技术本身的目的，……在这种状况下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与人性不相容的病态社会”。＼[12＼]这个病态社会的工业社会之所以与人性不相容，在于它将本应关注人类发展的持续性和人自身目的性的价值理性剔除出去了。“现代工业文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是不可持续的。现代工业文明在整体上是反自然、反生态的。”＼[13＼]而我们提倡的生态文明实质上是对过去“病态”发展模式的终结，强调自然整体性的内在价值、凸显自然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维度，也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重新获得安全、持续和稳定生活环境的迫切需要。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是社会文明的新形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过程中，其价值凸显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一种完全异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意义取向和关系本质。生态文明的价值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规范和引领，更体现出生态文明社会尊重自然价值的内在要求。人作为一种在自然界中最具能动性的主体，在与自然、社会系统的联系中，总会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去诉求自然大系统中要素之间的良性联系满足自身的价值尺度，从而催生出各种新型文明来取代旧的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组具有丰富内涵的整体性概念，既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支撑，科学合理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又注重促进当前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性，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强调和突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关系。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全面总结工业时代发展模式和深刻反思工业文明之后的理论自觉选择，是为缓解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冲突与演化的文明觉醒。生态文明建设关注两大核心问题，一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使科学技术向生态化方向转向，进而抑制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和工具理性异化;二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凸显生态伦理诉求，保证生态价值理性实现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工具理性对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绝对统治地位。

（二）科学技术生态化是对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

现代科技使人类面临着核战争、生态危机和人体基因的毁灭性转变三大巨大危险，其主要导向是无限追求控制力和征服力，力图达到对自然环境的随心所欲的控制。然而人类应认识到万物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延续总是会存在结构性的限度，不仅仅存在包括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与认知自然的限度，还有一种更客观的超越人类主体认知能力的限度，那就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限度。要走出生态危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就必须大力推动和发展科学技术生态化，恢复和实现生态价值理性，摒弃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万能论”、“科学强权主义”和“科学霸权主义”等论调。科学技术生态化是指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为转变要求，以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观为归依的绿色科技。“为了避免科学技术在工业文明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负面效应，人类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科学技术，按照生态学原理的要求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管理和应用。”＼[14＼]科学技术生态化的实质是提倡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齐驱并驾，使之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实践中推广具有生态含量的包括节能技术、绿色适用技术等在内的现代环保技术，限制甚至淘汰一切有害生态环境的，尤其是消耗高、污染重的落后技术。在能源利用上，利用生态科学技术实现能源结构转变的多样化和理想生态能源的规模化，积极开拓和提升生态能源的规模化。在生态文明时代，平衡与协调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批判性、合理化地利用科学技术成果，推动科学技术生态化发展，避免科学技术的滥用，同时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用以关怀人类发展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促进科技整体系统向无害于生态环境和有益于环境与发展同效性的方向发展，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取得的共识，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必然选择。

（三）生态文明的伦理诉求对工具理性异化的终结

“哲学是时代的思想回应，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哲学是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生态文明时代需要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就是生态哲学。”＼[15＼]工业文明中由于生态哲学维度的深度缺失和生态思维方式的深层缺位，工具理性思维以人类需求和生产力发展为绝对评判尺度，是一种严重的单向度价值取向和简化的历史时弊，工具理性的异化实质上是近代主体哲学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文明的主导思维过多地关注人类自身的需求，忽视甚至无视生态环境的存在和价值的必然产物。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态哲学蕴含着强调和凸显生态价值理性的伦理诉求，这是对过去被工具理性异化压抑下的价值理性的解放，也是对当前工具理性异化的现代批判和终结。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诉求不仅要求控制环境污染修复生态系统，而且要求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以生态道德引导人们正确处理涉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和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生态价值理性将约束人们对自然无限征服的欲望，引导人们采取低碳的方式进行生产和消费，进而使人们从思想层面摒弃过度膨胀和异化的工具理性思维，这与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数理化和工具化的方式截然不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理性要求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实现三大思维转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系统整体的视角实现从主客对立转向主客统一;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地位问题上，从传统的“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性占主导地位;在生产方式上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的生产模式。 当前，在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我们亟需摒弃工具理性异化及其对社会和人的思维造成的物化和异化思维，自觉回归到生态价值理性中来。生态文明实践既依靠于科学技术生态化的支撑，又注重生态价值理性的培养和建设，扭转急功近利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避免生态系统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污染，在经济建设过程注重讲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效作用，重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与平衡发展，使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些核心理念与绝对“征服自然”、“一切以利益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异化是截然相反的。

四、结语

自然界是一个具有自我生成、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功能的生态系统，人并不是自然界的唯一存在物，其他生物也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不仅要尊重其他生物物种，更要尊重自然的权利。面对当前的生态危机，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工具理性思维主导和异化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生态文明是在反思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和主导观念基础上所产生的理性选择，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它既重视工具理性又关注生态理性，并试图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和互补。生态文明建设要扭转生态危机局面，首先要摒除把人与自然关系视为单一向度的对象性改造关系的工具理性异化思维，增强价值理性的规约作用，提倡生态理性，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切行为和作用提高到人类自我约束的伦理道德行为的高度去认识。其次，大力发展生态化的科学技术即绿色科学技术，防止科学技术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实现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协调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下进行，避免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在社会过度膨胀和泛滥。最后，用系统思维和整体主义方法将自然、社会和人构建成一个复杂而有序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个人类―生态系统既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效益，又能优化地分析、协调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自然、社会和人的整体性运动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综合价值效应的特质，这是对工具理性膨胀与异化的批判和摒弃，是新型文明下对生态理性的全面弘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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