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他人所止之处

摘 要：耶利内克的代表作《钢琴教师》向来被视为一部女性主义作品，可是这部作品却因为其颠覆性内容受到颇多诟病。当我们超越这部作品表面上对女性形象的颠覆和暴力描写时，我们就看到这位女作家对女权和女性问题的深刻认识。在《钢琴教师》里，耶利内克敢写他人所不敢言，她关注传统的女性主义所忽视的角落，对女性的存在做出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由此抒发自己的担忧。

关键词：耶利内克 《钢琴教师》 女性主义

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奥地利女作家。她以对法西斯主义、对两性、对性暴力的坚定而尖锐的挞伐为文学标志，被一致公认为是当代女性主义作家的代表，却同时在当代女性主义作家阵营中有着尴尬的处境。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钢琴教师》，因其作品中对色情场景、偷窥症、施虐受虐、暴力鞭挞情景的再现性描写，使得她被大多数所谓严肃的作家所诟病。因此，对其作品的解读也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倾向，那些支持她的人将其誉为天使，而那些批评她的人则将其斥为魔鬼。耶利内克作为各种争论的焦点人物，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自己的文学成就，她故意误引奥地利语言学派奠基人维特根斯坦的格言进行了总结：在他人所不能言之处，定要用笔书就（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write）。其实，维特根斯坦的原话是：在他人所不能言之处，务要保持缄默（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①。原话虽仅一字之差，我们不难看出耶利内克对传统奥地利话语功能的颠覆，她将沉默变为写作的呐喊，将隐晦视为文学创作的石材，将禁忌转为突破。

一、 在窥视和疼痛中，对女性存在的再认识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里，女性主义文学难逃男性施虐者――女性受害者，男性观赏者――女性呈现者的规范模式。女性总是被描述成被动地承受者角色，因此在男性的压制下，女性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成为一种附属品。如果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我思故我在”应用于女性身上，那么女性早已失去了自己存在的独立性和价值，因为她们被男权社会所洗脑，已经失去了自己作为女性所特有的思考能力和思维方式。耶利内克无疑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耶利内克的作品中，她不断地思索，女性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而存在？

在耶利内克笔下，这位女钢琴教师，所选择的方式是自我欣赏，自残和偷窥。而对于耶利内克选择这样的方式去呈现自己的人物，不少人都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过解释。确实，埃里卡这一系列堪称变态的行径，与受压抑的生活、被压抑的性意识有很大的关系。仵从巨写道：“她（耶利内克）在创作中承认本能的力量、承认本能的非理性、承认本能的秘不可知与深不可测（因此有人称她是‘弗洛伊德的女儿’）的前提下，以医生般的目光人性地去写性――不是表层的、而是深入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耶利内克把最强的光打在了人心的最幽深处：源之于强大本能的性在理性的束缚与压抑中可怕的挣扎、纠斗、燃烧与病状化的表现。”②耶利内克也从不在小说中掩饰这种令人窒息的压抑，《钢琴教师》里处处都充满了一个母亲的监视、咆哮、控制，在开篇就赤裸裸地指出：“母亲被人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③，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样的成长环境对埃里卡身心的影响，“在隶属母亲多年之后，她绝不能再隶属于一个男人”④。跟踪、偷盗、自我欣赏、自残、偷窥，种种变态行径，成为埃里卡被压抑的欲望的发泄形式。

但对埃里卡种种行径的分析，不应仅仅只停留在精神分析的层面。正如有人指出，埃里卡的强迫性的虚空的“窥视”行为，是对20世纪德语文学主题的再次诠释，当人们面对一种被隔离的孤独感，面对空虚的自我时，所采取的一种“看”的手段⑤。“看”这一手段作为人性助手，帮助埃里卡填补内心的空缺。耶利内克在描写埃里卡去土耳其色情影院时，特别强调了她作为一个观看者的身份。“埃里卡也只是想看看而已……埃里卡可不愿意这么干，她只想看。她只不过想静静地坐在那儿看，观赏。埃里卡，只看不摸。……只有触及到视觉时，她才会激动。……她看得非常仔细。”⑥耶利内克不仅无数次地强调埃里卡是在用眼睛观看，而且还通过对她周围人的姿态动作的描写来衬托埃里卡观赏者的角色。仿佛埃里卡所有的知觉已被剥夺，“看”则成为她的生命唯一的感知方式。埃里卡的“窥视”

不仅是她对受压抑的欲望的发泄方式，更是她对自身内在空心的一种填补方式。在她自己的世界里，自己的存在是一种疑惑。她的一系列变态行为，更是在某一层面上以特定的方式，凸显了自己的存在。耶利内克自己套用笛卡儿的名言：“我病态，所以我存在（I am sick， therefore I am）。”埃里卡这一颠覆性的文学形象对于耶利内克来说，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虽然这种存在方式为大部分人所诟病，但是，耶利内克却通过女性的这种存在方式，更为极端、更为激进地表达了女性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

耶利内克曾在一篇文章中，自己分析过作为自我窥视者的埃里卡所进行的一系列自残行为，这种行为被她誉为是一种真正“去性征化（de-sexualization）”的行为。她赞誉埃里卡有勇气去打破男性设定的规则，男性对女性的认识。她通过“自残的疼痛”，通过“自我施虐受虐”的方式，打破男性所界定的“羞耻”的界限。于是疼痛成为埃里卡冲破男性束缚的方式，受虐成为女性抢回男性领地的方式。⑦这样，耶利内克笔下的受虐和疼痛，成为女性的一种武器，被用以与男权相抗争。于是耶利内克笔下的埃里卡给克雷默尔写了长长的一封“受虐信”。她希望克雷默尔虐待她，对她“实施惩罚”，用她自己收集来的绳子、皮带、链子来捆绑她，还要用团布堵住她的嘴，甚至用鞭子来抽她……她让他折磨自己！这是多么的惊世骇俗，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女性哀求着成为男性的受虐者。这样，耶利内克就完全颠覆了传统中男性施虐者的主动身份和女性受虐者的被动身份。痛苦成为女性存在方式的一种表达，也成为女性重新认识自我的方式。

二、 色情暴力话语下，对女性主义禁忌的突破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福柯和德里达的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引进，文学作品中的男性主义女性形象被界定为由掌握话语权力的男性设置的陷阱。女性主义在解构男性主义的女性形象时，将男作家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色情和性暴力也一并归入了男权主义的概念之下。在过分强调话语权力的女性主义理论环境下，女性主义走向了越来越抽象的道路，甚至对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压迫，对女性在经验、物质层面上的痛苦置若罔闻。这样，“暴力”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环境下，处在一个极为微妙的位置之上。⑧这种微妙性和争议性，很好地体现在对文学作品中“色情”和“性暴力”的态度上。而在耶利内克的作品中，对“色情”和“性暴力”的情景再现式的描写，就是她对这种争议的回答：色情或者性暴力也许可以为女性服务。

在《钢琴教师》这部小说里，有着大量的色情和性暴力场面的描写。作为钢琴教师的埃里卡，推翻人们所有已有的对钢琴女教师的心里预期和刻板印象，她除了会与母亲打架撕扯，在电车上故意挤掐乘客，会偷盗，会用碎玻璃伤害女长笛手，也会去土耳其人开办的色情电影院、偷窥野外偷情的男女。耶利内克笔下的埃里卡，一反所有传统女作家的禁忌，更将性暴力、性虐待作为自己掌握爱情主动权，控制男性的方式。

耶利内克对埃里卡和克雷默尔在厕所的那一段描写，无疑埃里卡处于对克雷默尔绝对的控制地位。“这个女人――没有一丝丝委身的意思……他茫然若失地听任陌生意志的操纵……他的手无可奈何地放在旁边的裤缝上，因为他想不到别的地方……她禁止克雷默尔出声，不论是由于快乐还是痛苦。”⑨耶利内克在此处，一反所有文学作品男女游戏中，女人被动的弱势场面，埃里卡利用克雷默尔对自己的欲望，将他制服，克雷默尔在这个场景中，一反平时运动健将的形象，显得无能又软弱，他无可奈何地服从埃里卡。他哀求埃里卡，诉说自己的痛苦，可是这位女教师一边在龙头下草草洗手，喝了几口水，一边对他发号施令。这里的克雷默尔和平常完全不一样，“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因为他心中男性的东西被糟蹋了。……埃里卡反驳道，闭上你的嘴！她用的是那样一种声调，他真的闭嘴了。埃里卡可以把厕所的门完全打开……克雷默尔像树叶在风中发抖。”⑩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在性暴力里完全调换的角色，埃里卡利用克雷默尔被暴露的情欲来对他发号施令，但是耶利内克并没有就此停止，在这段描写的结束部分，她又加上了对穿戴好了克雷默尔与埃里卡的描写：“他越来越感到松弛、柔软、灵活，女教师相反越来越僵硬，变得紧张。很遗憾，她又完全缩回到她的蜗牛壳里去了。”{11}这样，我们不禁要思索，埃里卡的短暂权力来自哪里，克雷默尔的权力又来自哪里？

如果色情和性暴力真的如女性主义所持有的传统观点那样，成为男性权力的象征，那么耶利内克在这里就完全颠覆了这一理论。在这里，埃里卡是通过性达到了对克雷默尔的控制。可是当克雷默尔一旦穿好衣服，埃里卡就又回到她弱势的位子上去了。是什么造就了穿好衣服的克雷默尔？又是什么让埃里卡在一刹那失去自己原来的主导地位？不是性，而是传统父权制中，男性的权威对男性的庇护，故女性主义的批判应该回归到对造成性的男性化的父权制的批评上。

三、 病理学视阈下，对极端女权主义的反思

在《钢琴教师》里，耶利内克不仅对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揭露，这让她坚定地站在了女性主义这一边，而且，耶利内克在《钢琴教师》里也表达了自己对女性主义走向极端化的忧虑和反思。

更为具体地说，《钢琴教师》就是对母权制社会的试行，整本书牢牢地打上了母系强权的烙印。文本中不断地重复这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埃里卡的报复，“自从母亲第一次发现权力以来，她一直喜爱权力。”她以剪碎衣服来报复，以毁坏食物来报复，以打架来报复。《钢琴教师》以这位母亲的暴力为基奠，在克雷默尔的残暴中，暴力升级到最高点。如果说，克雷默尔对埃里卡的暴力是为埃里卡所逼，那么埃里卡的这种逼迫就来源于这位强势的母亲。这位母亲以成为胜利者而沾沾自喜，以事无巨细的决定权而自豪。她手里捏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对这个家有着长远的规划。她曾经这么对待过埃里卡的父亲，现在更是加倍地对待埃里卡。

在埃里卡的世界里有着严重的男性缺失现象，这位强悍的母亲将埃里卡的父亲送进精神病院以后，毅然隔绝了与所有亲戚的来往。在这个父性缺失的环境下，埃里卡的母亲就吸收了父亲的权力，她如男权一样剥夺埃里卡的经济、社会权益，干预埃里卡的受教育权益、垄断她的交往，还从思想上去长期地灌输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母亲，俨然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取代了父权制社会的位置，却没有做出任何实际有益的改变。那么如此极端的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相比又有何进步可言？这样的女权是男权的帮凶，也应该受到鞭挞。耶利内克无疑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钢琴教师》中，没有出现女权主义所期待的那样一位精神独立、人格健全的女性，而是出现了埃里卡这样一个人性异端。

除了埃里卡的母亲，埃里卡也是一位极端女性主义的代表。虽然《钢琴教师》里的埃里卡大部分扮演的是受虐者的角色，但是俨然，埃里卡将自己的受虐变成了一种掌握主动权的方式。她利用克雷默尔对她的爱，对克雷默尔先是进行虐待，后来，她甚至写信来告诉克雷默尔，在信中她将自己的受虐心态展露无遗，她从头到尾都要求克雷默尔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指示他该做什么，怎么做。“她想让自己信任某人，但要按她的条件。她向他提出挑战。”克雷默尔重复地问她，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埃里卡就一直沉默，或者继续说着自己的条件。这个女人只考虑自己、只表达自己、只满足自己，她用受虐的过程来凌驾于男性之上。埃里卡的这种挑战，得到的是克雷默尔本能的维护自己的权力身份的残暴，在当克雷默尔报复性地对埃里卡拳打脚踢、施暴辱骂，“一边虐待她一边问，现在她那封精彩的信该怎么处理？……他让她选择：你或者是我？他的答案是：我。……他说：我就是我……我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问题。”{12}极端女权主义在残暴中凋谢了。《钢琴教师》的结局是克雷默尔找到了自己的新欢，而埃里卡将报复的刀子插进了自己的肩膀。 正如克雷默尔对埃里卡的评价，他说，她是一种病人。一个女人本不必如此。耶利内克在埃里卡的病理中隐含了她对女性地位的深思、同情还有忧虑，尤其是在结尾部分写道：“世界毫发无伤，没有停顿。”埃里卡在她极端的反抗之后，还是毫无选择地回到了家。耶利内克想表达女性解放的路途依然漫长这样一种富于历史关怀的见解。同时，她好像对极端的女性主义者持一种批评或者说劝诫的态度：如果从一个极端（被男人支配）走向另一个极端（支配男人），那么最终的结果便是两败俱伤，就像埃里卡和克雷默尔那样。也许耶利内克的这种态度正是一些女权主义者拒绝和承认她的原因。

四、结语

总之，耶利内克作为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家，将她自己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在她自己这惊世骇俗的代表作《钢琴教师》里进行了深刻的表达。《钢琴教师》是一部怎样的书？是淫秽、低俗，还是深刻、鞭辟入里？耶利内克是怎样的一位作家？是怎样的一位女性主义者？她和她的作品仍然将是争论的焦点，但是耶利内克，她敢于写别人所不敢写的，她敢于质疑别人所不敢质疑的，她敢于承认别人所不敢承认的，她敢于尝试别人所不敢尝试的。这样的作家怎不令人佩服？

② 仵从巨：《打向人心幽深处的强光―――我读耶利内克与〈钢琴教师〉》，《名作欣赏》2005年13期。

⑤ Erika Swales：“Pathography as Metaphor： Elfriede Jelinek's Die Klavierspielerin”，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95， No. 2 （Apr.，2000），第 437―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