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魂的叙述

摘 要： 本文从《第七天》的叙述形式揭示出余华创作中的表意焦虑及其精神走向。游魂般的叙述结构对现实世界的表征及自我消解，体现了余华在人生孤独感与人间温情的渲染背后的现实无力感。《第七天》是作家无力洞察世界内在矛盾，无法解决现实症候而陷入所思非所想、所求非所愿的焦虑、失语境况的文本表现。

关键词：余华 第七天 表意 焦虑 精神走向

毋庸置疑，余华自觉地制造了这场叙述灾难，同时也沦落为它的受害者。余华说：“《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3}余华明确指出《第七天》的笔锋所指的是现实世界，可他的态度又有些暧昧：“既近又远”。如果说“近”指的是对现实的近距离审视与批判，那么“远”则意味着余华对超越具体社会内容的形而上哲思（如孤独感、死亡意识、苦难人生等）的眷恋不舍，可是这种探索又往往止步于现世温情的慰藉。至此，超越社会现实的思索消解了对具体现实罪恶的深层批判，而现世温情的渴求又削弱了思考的深度，进而导致了叙述内在逻辑的紊乱无序。余华尝试以神话模式、新闻的“真实性”、经典间的互文、叙述者身份等多种叙述修辞弥合文本的裂缝，却陷入了更深的叙述危机：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文本景象仅仅是一种表征，而它也只能作为在思想范畴也无益于改变社会现状的一种文学表征存在，遑论现世实践。

一

《第七天》叙述了主人公“杨飞”死亡之后，作为死者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的情形。其间，杨飞遭际了形形色色的游魂，他们彼此回忆着自己的人生历程，最终来到“人人死而平等”的“死无葬身之地”。文本中，生者的世界占据死者的大部分回忆，构成死者的社会现实；而死者对世事的洞察也照见了生者现实的荒诞、滑稽与非理性。死亡不再作为人悲剧命运的终点，而是穿透混沌世界的一道光。正如《圣经・创世纪》所言说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余华展开了他的死亡之旅，将现实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

余华认为他在《第七天》中对现实采取了近身肉搏。确实，文本中最能引发读者震撼的是余华大量引用的社会热点，如墓地分等级、强制拆迁、大火案瞒报死亡人数、死婴尸体随意丢弃、鼠族、男性装扮女性**、冤假错案、偷肾卖肾等。余华用小说的形式，接纳了杂乱无章的时代信息，借以影射比文本本身更为荒诞的现实世界。他试图批判操控权力的机构、群体，其中有政府部门、媒体、医院、殡仪馆、夜总会、地下黑市等。不管凭借着合法的或非法的名义，这些机构都参与形成一张紊乱无序的网，强有力地笼罩了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从生到死的漫长一生中，我们几乎无一幸免。余华没有对社会惨剧假装视而不见，他指出，即使作为现实游戏规则制定者的机构拥有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黑白的权力，但现实的真相在死亡的领域里却暴露无遗，不容篡改。余华尝试说明现实永远是现实，真相并不会因一时的遮掩而无限期地延滞：死亡是每个个体必经的历程，这是权力机构无法取缔的，所以火灾中产生的幽灵比政府公布的数据更符合客观现实；死者拥有照见现实的大智慧，李月珍知道自己尸体的下落，知道自己的骨灰盒里装的是从他人盒子里盗来的骨灰；死者还能茁壮成长，如二十七个死婴学会了歌唱，学会了排队，它们也必将懂得自己是所谓的“医疗垃圾”还是未及出世的生灵。

形形色色的社会事件，是余华选择构筑起叙述大厦的基石。建筑材料的真实性为之提供了批判现实的依据，而将之串联，升华的是叙述的主框架：“创世纪”的模式，即将涉及整个社会现状的问题压缩到宗教神学上的“七天”创世框架之中，从而为小说带来了象征性和寓言性。“七天”构成了一个时间的循环。正如《圣经》所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几乎每个罪恶、荒诞不经的故事都会在这个封闭圆圈里循环反复地发生。过去不再仅仅是过去，它必将深刻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未来则深陷在循环之中，无力创造新的局面，只能再次沦为过去；而失去未来的现在，已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同时，“创世纪”作为一个隐喻，是对人物揭开现世真相的象征性表述，它赋予了人物真理表达的权力，是作家拥护正义人物的立场表明。

还有，《圣经・创世纪》中每一天都出现了诸如“神看光是好的”“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这样的句子，也为《第七天》所刻画的现实带来了更为深刻的讽刺。上帝在冥冥之中促成了现实的荒诞局面，他授予了现实的神权庇佑。这也就涉及到了封闭式循环结构与其他文本间的互文所构成的开放性。《第七天》的语法、词汇、事件拖曳着许多文本的片段和踪迹。除了上帝不容置疑的叙述语调，第一天，我“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来自《圣经》创世之初，世界空虚混沌，神在水面上行走；第二天，主人公杨飞和妻子李青这两个死者做爱的场景，借鉴于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的无情欲性爱书写；第三天，杨飞的生母分娩的情境，镜鉴了拉伯雷的《巨人传》“高康大出世”这一节；第四天，李姓男子的“一双睾丸”沟通了余华《现实一种》中山岗的被移植的睾丸；第五天，李月珍和二十七个婴儿歌唱的情形，可能来自马勒《追悼亡儿之歌》《孩子之死》《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不该送孩子出门去》的触动；第六天，伍超卖肾，正如许三观的遭际一般，卖肾之人甚至像许三观一样为自己的肾无人问津而感到愤懑；第七天，鼠妹受众人河水净身的场景又意指了基督洗礼的宗教仪式。不需再一一而举，《第七天》带着多种经典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经过这些文化时留下的足迹，试图为文本营造丰厚的多相异质的意蕴。 至此，我们得到了一个项链般的叙述结构：以社会热点事件作为结点，“创世纪”模式作为链条，而文本间互文作为发散式的枝节，丰富了叙述的内涵，增强了艺术张力。然而，这条貌似精巧的叙述项链偏离了叙述的内在逻辑轨道，它的多义性代替了余华对现实世界的深入探索，为其闪烁其词提供了庇佑之所。同时，叙述结构本身也暴露出不克避免的缺陷。

首先，文本间的互文并不指向一个中心，它是无向的、随机的。换言之，如果以批判现实作为目的，那么文本间的互文应当作为一种向心力量，从正面或侧面呈现出与现实相抵制、相对抗的格局。这并不是要求作家粗暴批判、干预现实的简单想法，而是在艺术构思、叙述逻辑上的必然要求。余华显然沉湎于过去的阅读经验，他的叙述过程中充满了经典的片段记忆，它们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对余华而言，这些互文，如马赫的音乐、胡安・鲁尔福的无情欲性爱书写等，已经构成了他生命经验的一部分，为其提供了价值的衡量、美的范式，具有非凡的意义。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它们共同存在于文本中的理由。它们在文本中各自为阵，无法糅合，成为了罗兰・巴特所说的嬉戏元素，现实批判的力量被其多方转移、分散。

其次，正如艾略特所言，“对神话的运用……是进行统摄、整饬的手段，是赋予那种怅惘和涣散的庞复景象以形态和意义之手段。”{4}也就是说，这一循环模式有利于克服现实世界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的特性。余华显然想整治叙述的紊乱，或许这才是余华采用“创世纪”模式的主要原因。余华曾表示：“我愿意成为《圣经》的作者。但是给我一万年的时间，我也写不出来。”{5}余华有着浓郁的《圣经》情结，从他多次反复地对《圣经》的征引、阐述可以得出。他的情感是真挚的，采用“创世纪”的模式在情理之中。可是在《第七天》里，余华放弃了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布卢姆的故事与荷马史诗《奥赛德》之间的那种内聚力和统一性。《第七天》的故事发展除了第一天游魂漂泊在混沌虚空的都市和创世纪之初的明显呼应外，其他的每一天在情节、场景上都无法与《圣经・创世纪》构成一个明晰的对应模式。《第七天》的文本表层粘贴了《圣经》的标签，却又在深层自我消解了这一关联。而这也必然带来了《圣经》中“原罪”意识、“赎罪”意识的衰微，它虽然暗示了救赎的无望，然而在无望之中却抛弃了对现实原罪的拷问；更有甚者，它取缔寻求救赎的积极主动性，断绝了任何超越和创造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挣扎的、饱受欺凌的群体，只能以黑色幽默、无聊嘲讽和温情慰藉勉强度日，丢失了走出困境的渴望与追求。

最后，作为现实档案的热点事件，也就是叙述的基石。当这些事件失去了固有的时效性，脱离了具体的社会背景，被文学所特有的距离效果所改造，它本身就具备了暧昧的成分：落入神话框架的事件本身，是否能够更加真实地代表现实？在现实中切切实实存在的热点事件，是死亡、暴力、性、权力的存在证据。余华在文本中抬高了它们的隐喻性、象征性，从而使它们变为传奇式、秘闻式的存在，似乎颠覆了他的初衷――用“个体的神话诗学”代替“社会―历史”的现实辨析，注定是以削弱其现实意义换来荒诞感、神秘感。

要之，沉湎于个人的经验导致了叙述的紊乱、臃肿，为整合杂乱的叙述而引入神话的框架又削弱了对社会热点的思考深度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使《第七天》本身成为了支离破碎、紊乱无序的世界景象的实体表征。“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里，叙述不会给作家提供很多悔过自新或者重新做人的机会。叙述一旦走上了邪路，叙述不仅不会站出来挽救叙述者，相反还会和叙述者一起自暴自弃。”{6}余华如是认为。那么，余华为何坚持这场游魂般的叙述，以致深陷叙事的泥潭呢？或许，面对荒诞不经的现实，既然无力撼动其根基，不妨虚晃一枪，然后王顾左右而言他呢？作为一位真诚的作家，余华不会存在这样的想法。余华面对的实际上是人文知识分子共同的时代难题，他的焦虑在于与现实的距离：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现现实，对抗现实？

二

卡尔维诺曾不无幽默地提到，现实就像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目光，一旦作家直视它即被它石化。{7}余华敢于直视现实。对余华而言，思索现实不仅仅是对世界的客观事实、人的经验现实的追求，它还意味着作家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自身与现实本质、现实秩序、人的存在等诸多问题。余华曾这样描述自己精神分裂的状态：“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8}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似乎得到了缓和，他坦承自己“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9}，取而代之的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悲悯自嘲的情怀。然而，不管是难以抑制的悲愤，还是转为暗流的愤怒，它们都意味着人与现实的分裂，难再同一的残酷事实。所以进入《兄弟》时代，我们还是可以由余华叙述政治动荡、群体压抑与失范时的喧嚣、狂欢、汹涌的语调感受到余华的内心波动。这种内在的抗拒情绪使余华的温情叙述带上了与现实处境不相容的立场。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余华依旧是在向着世界挥拳。不过，它带上了不可为而为之的凄凉与悲怆之感。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谈及现代权力对性经验采用的不是禁止的原则，而是煽动与增加的机制。他说，权力“‘追踪’（即既得到又要驱逐）各种快感；宽容或鼓励各种局部的性经验；把接近它们作为监督的方法，让它起着强化机制的作用；进行各种感应接触”{10}。福柯揭示了权力对话语依赖，它借助话语扩展自己的权威，并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控制话语。那么，权力（现实）面对批判话语是否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呢？权力（现实）是否使作家满足于批判的快感，而忽视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改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止步于批判的批判是否应有存在的理由？在《第七天》与现实的照面中，余华显然已经对批判现实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和幻灭感。他厌倦了形式的探索，不再刻意寻求一种揭露世界内在贫困的形式，而满足于一种浅层的表征世界破裂图景的“创世纪”模式。他渴望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或是一种照见现实真相、明晰是非对错的智慧。从阴间的写照，与游魂的大智慧，我们可以窥见一斑。然而，这种渴望，缺乏智力的探索，命定成为苍白无力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余华所能依赖的，也仅仅是一种姿态，一种情绪，即抗拒现实的宣言与注定无望的哀伤。 余华显然觉察到了这一点，可是他无力改变。余华深谙当下时代的症候：互联网、报纸杂志上鸡零狗碎的信息取代了对真实的艰难追求，然而空穴来风，也只有在貌似肤浅的现实表象中才能投射出深层的真相；不可抑制的仇官、仇富意识取代了对“公正”“权利”的实践探索，可是这种憎羡交织的情绪并非凭空而来，它源于现实的极端不平等；怀抱获得温情、救赎的侥幸心理，纯粹“为活着而活着”“原谅不当原谅的事物”的生活意愿取代了积极打破现存生活秩序的创举，然而在无力抗衡现实的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一种精神的关怀。余华洞悉了人的存在的脆弱、矛盾和无意义，对现世、永恒怀抱着深深的失望与怀疑。然而，他又不至于坠入哀恸绝望的境地，或者说是为了避免陷入这种绝境，他牢牢地抓住尚未崩塌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力图从中寻找到温情的慰藉，以摆脱虚无感的侵袭。《第七天》中弥漫着一股哀伤绝望的情绪，在叙述的故事层，它转化为人物执着的情感追求，如杨飞对养父的千里追寻、何超卖肾为鼠妹买墓地等，因为温情提供了生存的意义，并喻示着未来的可能；在叙述的话语层，它又求助于作家过去的阅读经验，企图得到经典的劝导而得以平息。因此，我们看到了作家在叙述技巧与叙述内容之间的纠缠与紊乱。余华陷入了表意的焦虑之中，他找不到他所要表达的意义，甚至他也找不到这种焦虑的表达方式，所以他宁愿忠于自己的本心，选择意义的悬置，选择文本的多义性。只不过，如果失却了思想的厚度，多义与空洞无物其实相去不远。

对于焦虑之中的余华，福柯的慧言或许有所助益――这位赋予权力太大能力以致使权力差点吞没了任何对它的抵抗的思想家在《性经验史》中指出，对权力的抵制会使权力的网构成一个个抵抗点，它们贯穿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这些抵抗点的战略规范使得革命成为可能”{13}。福柯所预言的不是改革，而是革命！

{4} 转引自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10页。

{5} 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当时，杨绍斌是这样提问的：“假如可能的话，在你阅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你愿意成为哪一部作品的作者？”

{6} 余华：《长篇小说的写作》，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

{7} 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8}{9} 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3页。

{11} 胡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载《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12} 汪晖：《无边的写作――〈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序》，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