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游历者的追寻与民族传统的守望

摘 要：当代藏族女作家白玛娜珍的长篇小说致力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所经历的精神裂变。城市文明不仅不可阻挡地改变了藏族民众的物质生活，也使其传统伦理道德面临转型，并由此经历了失去精神家园的生存困苦。作家在试图用宗教的神性圆满纾解人生苦难的同时，也力图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守护中寻求救赎。

关键词： 白玛娜珍 精神游历 神性圆满 传统守护

白玛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以永远的精神游历者和女性毕生的精神追求作为其书写对象，用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抵进藏地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构筑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作者试图用神性的圆满来解释人生的坎坷磨难，从而在凡俗中超越，以达到灵与肉的契合。此外，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西部地区甚至是地处边缘的西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白玛娜珍极为敏锐地感受到了城市裂变的渐进过程，看到了城市人不断膨胀的欲望之心和道德堕落、人性迷失，她对此进行了直接的讽刺，并最终皈依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白玛娜珍于坚守中解读生命的存在方式和意义，借此来抵抗现代城市文明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文明转型中的精神游历

在现代化的导引下，城市和城市文明的触角伸向了乡村和古老的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城市不仅扭转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逐渐成为引领乡村的主角。地理位置较为偏远、文化氛围相对特殊的西藏，也无法阻挡现代化进程的脚步。城乡文明冲突成为不变的话题。但是，传统旧道德的强大与顽固无法击退那些在封闭空间里积极追求新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人们，在城市和现代文明对乡村的召唤下，一部分年轻人对城市文明充满向往，从而选择进城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但城市给他们带来自由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困惑和束缚。他们在文明转型的过渡时期走向城市，开始了漫长的精神游历。

《拉萨红尘》在结构上以两条平行线索展开，即书写两位女性雅玛和朗萨在城市中追求爱情的过程。她们一起长大，共同追求心中的精神家园，最终却选择了完全相悖的道路。雅玛在充满诱惑的拉萨红尘中走向了沉沦，她周旋于迪、泽旦、多吉和徐楠四个男人之间，辗转于拉萨、成都、上海几个繁华城市，最终丧失了自我。就像扎西达娃评价的那样：“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里被驱逐出来，伴随着尴尬、无奈、迷惘和失落，心灵从此走上不归的流浪之路。”{5}而朗萨和莞尔玛则遁隐在他们营造的精神圣地里，二人实现了自我超越，坚守着内心的纯粹，达到了心灵的宁静祥和。小说结尾处，作者借朗萨之口抒发了感慨：“我恍若已陷于黑暗不觉得恐慌之境，我渴望心儿远离云、雾、尘三垢，如死而复苏，重又听见一种召唤，由远而近，向我而来……”{6}她们都在文明转型时期找寻自己的精神根基。

二、神性圆满中的苦难纾解

现当代主流文学中，“寻根文学”的部分作品体现了对宗教的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世界文学对话的心理冲动做支撑，而西部作家却在“全球化”来临之际做出了自己的理性判断――对宗教的关注其实是源于对本土文化的深刻思考。白玛娜珍作为一个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她的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与她从小在汉地学习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但是，距离和时间却切不断深厚的民族之根。当她以藏族的民族身份审视自我并回望本民族历史文化时，与之血脉相连的本土宗教文化早已浸透了她的思想。“在西部作家那里，宗教文化不仅成为他们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更成为他们重要的言说方式，成为他们与世界对话时的一种语言。”{7}在此，宗教并不是空洞无依的存在，它是生命救赎的一种至高境界，能给予这个民族承受苦难、探索生命之根的巨大力量。宗教信仰超越了生死，并且带领受苦的众人抵达信仰的彼岸，白玛娜珍试图用神性的圆满来解释人生的坎坷磨难，从而在凡俗中超越以达到灵与肉的契合。 《复活的度母》曾多次描写到丹朱仁波切，他是智慧的化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琼芨的姐姐曲桑姆身患绝症，痛苦不堪，她却能够忍受住这极度的病痛折磨，等待着丹朱仁波切的到来，只为了能够得到他的点化。漫长的等待需要强烈的信仰作为支撑，而超越死亡的信念使曲桑姆能够一直坚持和病魔作抗争并最终在平和中离去。“他以低沉浑厚的法音，开始咏诵临终救度真经。曲桑姆侧身而卧，静静地聆听着，面容呈现出无限恬静，使她看上去仿佛疾病已痊愈，沉浸在憧憬中……”{8}这种“憧憬”，是对神的向往。在濒临死亡边界的时候，她已经抛弃了对肉身苦痛的感受，一心向这个理想中的国度靠近，希望灵魂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和抚慰。

丹朱仁波切在曲桑姆心神涣散即将离开人世时的话语，更是一种神性的超脱，体现出一个民族对待生死的从容态度：“你已在脱离这个尘世，但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有生必有死，人人莫不如此，不要执着这个生命，纵令你执持不舍，你也无法长留世间，除了仍得在此轮回之中流转不息之外，毫无所得。不要依恋了，不要怯懦啊！而你的肉体与心识分离时，你将一瞥那光明闪耀、令你敬畏的清净法身犹如在一条不断震动的河流上面横过陆地上空的幻境一般……”{9}死者在弥留之际因得到活佛的法度而充满对理想国度的向往，心平气和地对待生死别离；生者则由于宗教信仰的支撑相信着轮回转世，减轻了死者离去的痛苦。在那个存在于冥冥之中的神的家园里，神的伟大在人的卑微中凸显并由此变得清晰。

小茜玛问丹朱仁波切曲桑姆姨母是不是已经再度复活的时候，丹朱仁波切告诉了她人的转世、人的死而复生和失去的记忆，让茜玛在小小的年龄就懂得生命是没有止境的流浪，永无终结，认识到死亡或出生，只不过是不同的程序罢了，从而使得民族精神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得到传承。宗教信仰给虔诚的信徒们以精神支柱并化解了现实苦难，他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以心中的信念化解了俗世中的苦难坎坷，在追求神性的精神向往中达到了灵与肉的契合。

《拉萨红尘》中也有多处对宗教氛围的渲染与描述，宗教思想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渗透于藏族人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之中。如朗萨赶往拉萨时对“流动的生命中，佛法在心中永驻”的思考；雅玛和朗萨去帕尔廓街时，“穿行在桑烟缥缈的光影中，耳畔是水流一般不息的六字真言的念诵声”的情景。她们始终相信在现实的苦难世界之外还存在着神性世界，这个神性世界是灵魂的避难所。

对白玛娜珍作品里体现的浓郁深厚的宗教信仰应给予更高程度上的认识，正如赵学勇评价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时所言：“对于一个雪域之子而言，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凭借高原之外的标准审视这片土地，他只有让自己回归到民族的内部，才能真正看得清这个世界的全貌。”尤其对一个文化人来讲，只有深层的生存意义才能满足其心理需求，这是一种贴近生命意识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达观超脱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不断攀升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路向的开掘对人类面临的苦难境遇有着积极意义，使人充分认识到了生命的奥妙，即面对苦难时让精神始终处于永无歇止的思考之中，用宗教的精神力量超越苦难，在苦难中获得人生诗意。在作者看来，宗教具有神性力量，它通过超越世俗生活中的种种苦难而达到一种理想圆满的精神状态，同时表现出博大、宽容、真诚的力量。

三、回归传统中的心灵守护

在现代文明侵袭的潮流之中，白玛娜珍作为藏地的本土作家，对所谓的现代文明持有天然的抵触情绪，也对外来文化的袭来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惕。西部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未走向富裕，当代文明社会也未给予西部话语权，因此这个群体逐渐走向沉默，愈加趋于边缘。西部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情感从怀疑走向不满，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呈现出重返民族文化的趋向，这其实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决绝反抗。白玛娜珍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负面影响，如本土传统文化所遭受到的侵扰和由此产生的混乱，因此她深深地质疑现代文明在传统文化面前呈现的荒谬，转而成为民族传统文化坚定的守护者。

其次，表现在对世俗的现代欲求扭曲人性和对传统文化滋养出美好人性的比较上。作者不仅从纵向历史角度对民族传统进行了维护和褒扬，而且在横向空间区域对藏汉文化进行了比较。对都市文化的怀疑和批判丝毫不留情面，更加彰显了作者对本族传统生存方式的极力赞扬，对本族淳朴自然的人际关系的真切肯定。《复活的度母》中，来自内地的女游客躲在黑暗的树林里偷拍茜玛和朋友们在拉萨河沐浴的照片，引起了她们的愤怒，她们打算将其扔进拉萨河中，于沐浴节这天进行一次神圣的沐浴，女游客大声嘶喊。茜玛在心中发出感慨，她们其实毫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在公众浴堂中把身体扔在床上任人翻来覆去搓揉污垢，只有用热水才能激活生命。海上的捕鱼人面孔愚钝，与鱼类有一种惊人的相似，像是陆地上行走的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茜玛在泡温泉时遇到的一对纯洁的母亲和婴儿，她们是圣水和神山养育出的子女，有着澈亮的眸子和虔诚的信仰。《拉萨红尘》中，雅玛迷失在现代城市的物欲诱惑中；拉萨城中再也没有曾经甘洌的水井、白色的桑炉，也没有了友善的老邻居；年轻一代人的心茫然、无所适从，他们已丧失了心理根基和心灵支柱；大都市里的女人除了怕失去钱财外，什么都不怕失去；早起的人们都是一副焦虑冷漠的面孔，“在灰蒙蒙的晨雾中像一群在水面移动的幽灵”；曾经在拉萨街头以弹唱、舞蹈为生的艺人们，现在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自残的人毫无自尊地向路人乞讨。作者感慨着家园没有了安全感，只有无情的车辆、高楼和禁闭的门。她心里只想着有母亲有亲人的地方，哪怕每天只在羊皮口袋里揉一些粗糌粑吃，喝一碗黑茶，内心都是无上快乐和满足的。当城市文明侵袭而来，传统的伦理道德面临崩溃，原有的价值体系即将被颠覆，生命的个体陷入一种生存困境时，作者转向在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守护中找寻理想信念的支撑。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向度和价值选择，作者在西部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困惑中进行的积极思考与探索才凸显出来。

③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 扎西达娃：《何处是我家园》，《西藏文学》2003年第3期。

⑦ 赵学勇、王贵禄：《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和精神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