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世纪80年代爱情文学主题的流变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纯粹的爱情题材，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的“人学”性质才得以回归，先后出现了一大批以追求爱情自由为题材的作品， 给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本文旨在探究20世纪80年代爱情文学主题从重拾爱到迷失爱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爱情主题；回归；迷失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爱情作为人类生命和文学的永恒主题，充溢了整个历史，从《诗经》的“关鸠”开始，千百年文脉相延，对于爱情的书写和想象从未间断。建国以后，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爱情题材几乎被视为文学创作的禁区， “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爱情挤压出了文学的圣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潮的作用下，作为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的爱情与爱情文学在这一时期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一道独特风景。

爱的回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混乱颠倒的历史，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路线，文学创作也同样迎来了正本清源、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在经历了近30年的爱情缺失之后，刘心武于1978年在《十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首次触及了爱情这个敏感主题，倾诉了人们对爱情被长时间压抑后的强烈渴求，引起了评论界中的广泛争议和社会上的巨大轰动，被称为新时期爱情小说的筚路蓝缕之作。刘心武在《为爱情恢复位置》一文中提到“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他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见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政变’，当然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前兆’”。

时隔不久，女作家张洁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启了女性思想解放的先声，从一个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人公的视角表达了人们对过去时代的反思与诘问，将对炽热爱情的追求和憧憬推向极致。一时之间对爱情的描述充斥了整个文坛，对爱情的定义影响了整个文学界，对爱情的追求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爱情重新向人类入射出她耀眼的光芒。

张弦的《被爱遗忘的角落》则进一步通过描写了偏僻山村中一家三个女性――母亲、存妮、荒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悲剧，揭示了封建意识如何凭借物质、精神生活的贫乏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在六、七十年代继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扭曲着正常的人性，压抑着美好的感情的。作品深刻诠释了在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度里竟出现爱情荒漠的根本原因，充溢着对自由爱情的呼唤，悲剧力量震撼了许多读者的心灵，完全切合了“伤痕文学”的特征。

广大诗人则以更加直白的语言表达出了心中的渴望。朦胧诗人的代表北岛以其明白、浅近语言大胆而直白地表达了呼唤爱情的权利“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舒婷则以其温婉而热切的笔调，以一名女性代言人的身份向世人发表了爱情的宣言“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这既是一曲爱的呼唤，更是向“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发出强劲挑战的宣言。而在她的《神女峰》中，舒婷更进一步地以对神性的否定来肯定了人性，“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将虚掷“千年”的爱用真切的“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来补偿，以对虚妄观念的解构来张扬女性的爱的权利和人性的本真，不仅是对压抑爱情的尽情宣泄，更是对扼杀女性幸福的男权社会和传统观念的控诉与反叛，饱含了对女性人道主义的关怀。

何西来教授指出：“文学创作中爱的解放，是人的重新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侧面。爱的不自由，实际上反映着人身的不自由；爱的权利的被剥夺，是以剥夺者对被剥夺者的人身支配为条件的。因此，爱的解放，不能不说是人的解放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爱情文学肩负着扫清封建残余观念和扫除传统习俗，尤其是清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的重任。作为一种划时代的反拨，重新确立了爱情主题在文学中应有的地位，其意义不可低估。但发人深省的是：为何80年代中后期爱情文学却骤然失去了活力，失去了自我呢？

爱的迷失

进入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大潮，中国几千年的封闭之门被打开，西方各种思潮也蜂拥而入。叔本华的“女人就是要用鞭子来抽打”的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弗洛姆关于爱情的新解释都在影响中国人的伦理思想和情感认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是大势所趋，但几千年的闭关自守却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思想，各种思潮瞬间冲昏了人们的头脑。在各种爱情观、价值观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的心灵也被经济、商品、物欲等所挤压，变得异常狭隘。爱情正在失去它的栖息地，甚至在人的心中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国人仿佛逐渐意识到80年代初期憧憬的浪漫“爱情理想”在日复一日、琐碎的婚姻现实面前是多么脆弱，中国人最怕的离婚现象和三角恋等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再没有像《青春之歌》所言的“爱情必须保持忠贞和专一，能够经受得起考验”。文学自然也在反映这一社会热点问题，作家站在最前沿来审视这一社会问题的，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爱情所遭遇的尴尬情景。在这种景况下，池莉的《不谈爱情》几乎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现实生活状态的代名词――不谈爱情的时代，不谈爱情的文学。

《不谈爱情》向人们讲述了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吉玲为了摆脱自己平庸的社会地位，把爱作为这一切的阶梯，她终于寻觅到了自己的猎物――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庄建非。女作家用自己冷峻的笔触剖开了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赤裸裸的爱情观。他基于性的强烈欲望与梅莹结合，又因为同样的原因与吉玲走到了一起。在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严肃的道德、婚姻只不过是他性发泄的庇护所，爱情在他的心中早已失落。而同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梅莹已年近不惑，却在丈夫出国讲学期间与一个可做自己儿子的男人大胆偷情，而绝不会考虑嫁给他。她用直白的语言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诠释“人首要的选择是生活下去并非爱下去”。在这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寻找真爱是艰难的，此时谈爱已变成一种奢侈，变为一种不合时宜，连究竟有没有爱这回事仿佛也成为一个问题。文学即人学，这也折射出爱在这个时代岌岌可危的处境。 谌容在《懒得离婚》中更进一步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无爱家庭的生活状态。一名女记者为深入报道一起家庭题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个可作宣传的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的家庭，然而深入了解时才发现这个家庭仅仅是表面的平和、安宁，实际却是“凑和着过”“懒得离婚”，男主人公“侃协主席”刘述怀谈到对人生幸福的理解时认为：第一，有两间房子，夫妻一人一间，各人都有一个可以逃避对方的地方；第二，每个星期天请一次客，夫妻想打架也没有那氛围；第三，双方都有一个乃至几个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在男女主人公的认识里，唯有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用不着侈求爱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唉！――我佩服那些离婚的人，他们有勇气，他们活得认真，他们对婚姻也认真。我嘛，虽说家庭不理想……，看透了，离不离都一样，懒得离！”，即使没有爱情，也“懒得离婚”。

在小说家们清醒地认识并剖析这一时期爱情的无奈时，诗人们更深邃地看到了：爱情――不过是生命活动的一方面，即使不是可有可无，至少也不是最重要的。诗人们的浪漫在爱的枯竭中也丧失了生存空间，生活使诗人们也像小说家们一样对爱产生了动摇，他们试着对爱情做出了简单界定“我走，你也不送/目光真陌生……/爱并不结实、爱是自私的/爱是值得可怜的……”。他们发出了无力的诘问“爱，爱是什么/情，情是什么/是三秒钟的浪费生命/是二秒钟的供血不足/是五秒钟的消耗热能 ……/你注定要抛弃我/我注定要抛弃你/昨天梦见他，今天梦见你，明天梦见谁”。更有对金钱与爱情划上等号的无奈“十年前爱情简单纯洁/十年后我孤身一人/一贫如洗，面对富贵荣华/那种远离金钱、权力的相恋/怎么不使人想得心力憔悴”。面对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爱情，诗人们失去了呼唤的激情，在无奈的陈述里传达无奈的感情。

事实上，从《不谈爱情》、《懒得离婚》和诗人们直白的宣告中可以看到，整个时代都充满了对情爱生活崇高价值的怀疑和迷茫。从苏童的《离婚指南》中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共有的一些观念：爱与不爱是一个审美问题，与恩情、利益无关；女性仍然出于一种强烈的弱势状态，会引起社会的同情；婚姻是社会的细胞，是不能乱的。

20世纪80年代这开局十年，中国人经历了从爱的禁锢到解放、爱的寻找和迷失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爱情文学从张洁等人的“建立爱情信仰”发展到池莉等人的“解构爱情神话”。爱情从单一的激情回到现实的复杂疆域中，经历了一个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作家们抛弃了廉价的乐观主义，趋向于严格的现实主义，真实再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爱情观、价值观的不断转移。新时期爱情主题就在实践的推进中进化着，不断发展着，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过渡作用，成为当代文学中永恒而又常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

[3]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陈其光，中国当代小说作品选，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