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舞蹈

孟昭旺：一九八一年出生，河北南皮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作品散见于《雨花》《阳光》《都市小说》《佛山文艺》等刊。

姥爷端坐在院子里

姥爷端坐在院子里。他光着脚，独自坐在房檐下一块废弃的磨盘上头。已是黄昏时分，金子般的光从天空洒下来，院子里的枣树、鸡窝、水缸、篱笆以及篱笆之外的遥远景象，统统有了金子的颜色。

姥爷独自端坐在那团金色中，扬着手，把一枚枣核大小的东西抛向天空。

那是一颗牙齿。它刚刚从姥爷的牙床脱落，有着铁锈般的暗黄色泽。那颗牙齿被姥爷当成了子弹，他的胳膊则成了枪托。他一只眼紧紧闭着，另一只眼却瞪得溜圆，装作打靶的样子。一二三，发射！姥爷给自己下达命令。然后，他扣动扳机，把子弹发射出去。牙齿飞向屋檐下的几只燕子，他的嘴里发出“嗒嗒嗒”的枪声。

姥爷的年纪实在太大了，现在，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掉牙。糟糕的眼神使他的射击失去了准星，那颗牙齿根本没有击中燕窝，它一次次无功而返，落在姥爷的身前身后，一而再，再而三。有一次，它在下落的过程中，还击中了姥爷的鼻梁。姥爷从地上捡起牙齿，傻呵呵地抚摸着自己倒霉的鼻子，龇着牙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看起来，这些失败的射击并没有影响姥爷的心情，相反，他倒是被这个无聊的游戏弄得心花怒放，“咯咯咯咯”的笑声不时从他干瘪的喉咙里冒出来。

那个沉闷的八月的下午因此变得生动起来。

我有些害怕，我从没见过姥爷如此模样，疯疯癫癫，邋里邋遢。在我印象中，姥爷一直是个讲卫生的人，一年四季他都是整洁利落的。他的衣服总是板板正正，他的衣领或者衣角上没有一丝褶皱。最重要的是，与上庄的那些邋遢鬼不同，姥爷的衣服上没有那些难闻的土腥味和烟油味，而是散发着一股茉莉花的香味儿。除此之外，我的姥爷还为自己买了一顶藏青色的“前进帽”，这使他看起来更是风光无限。除了我的姥爷，上庄人有谁能买得起帽子呢？上庄那些粗俗的庄稼汉，即便他们戴上帽子，看起来也会显得不伦不类。

在多年前的上庄，姥爷作为公社舞蹈队的成员，已经习惯了穿着板正的衣服，体面而悠闲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他很少干那些耩地、喂猪、打扫牛栏的粗活儿，它们全部由我的大舅和二舅来完成。通常，两位舅舅干活儿时，姥爷会抱着肩膀远远站在后头，就算两位舅舅被牛粪熏得掉眼泪，就算他们的肩膀被耩地的铁犁勒出一道道血红，姥爷也绝不会上前搭把手。他的手只用来捂住鼻子或者掸走身上的蠓虫。姥姥在世时，一直对姥爷的这副做派心存不满。当着我们的面，她常毫不客气地指责姥爷“瞎讲究”“穷酸”“本来是条灰泥鳅的命，非要装成红尾巴金鱼”。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姥爷。我面前的姥爷不再穿着板正的衣服，他的体面不见了踪影，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在上庄，在那个长着葡萄架和芸豆秧的院子里，我的姥爷看上去落魄不堪。由于长时间没有打理，他的胡子已经像屋顶的野草一样恣意疯长。他身上的长袖衬衣过于宽大，袖口撕开几道长长的口子，随风摇曳的白色布条，让我突然想起不久前姥姥葬礼上的纸幡。由于衬衣的纽扣早已不知去向，姥爷只好敞开怀，把裸露的胸膛交给渐渐升起的雾气。

大庭广众之下，姥爷无所顾忌地坐在墙角，嘴里嘟嘟囔囔说着什么。我听不清他的话，他嘟嘟囔囔的，给我的感觉是，他把那些话当成了挂面和粉条，他刚把它们送到嘴边，就迅速咽回肚子里。在他的送出和咽回之间，零零散散的，我抓住一些漏网之鱼，我听到一些这样的词语：“燕子”“八月”“枪”“子弹”“上庄”“口袋”。

当然，还有“巴斯”――我的舅舅，巴斯先生。

姥爷抬头看了我一眼，显然，他对我没什么印象，他看了我一眼之后，就悻悻地低下头，继续他的嘟嘟囔囔。这时候他不再提燕子、枪、子弹和上庄，他也不再提起我的舅舅巴斯先生。翻来覆去的，他只重复着说，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我还看见，一串口水顺着他的嘴角缓缓流下。

我躲在母亲身后，躲在她宽大的影子里。我提心吊胆，我感到我的心脏已经提到喉咙，并且，它不再是原来的形状，它成了一块烧焦的塑料，不断地收缩，缩成一团。瞅着墙角下的姥爷，那块烧焦的塑料收缩得更紧。我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我的脸已经烧成一团炉火，我的手心里沾满了黏黏的汗。

姥爷的样子可真难看，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还有点儿歪。他的手掌干枯瘦削，就像某种动物的爪子，他的指甲足有一寸长，里面藏满了黑色的泥巴。

那只有着铠甲般硬脑壳的蚂蚱，在我手上焦躁地挣扎着。我确信，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蚂蚱，它有着非凡的体格和耐力。那天下午，在通往上庄的路上，母亲为了捉住它，在收完的玉米地里足足跑了半个下午。我从未想到，身材臃肿的母亲竟然会有风一样的速度。是的，母亲在空旷的玉米地里奔跑，就像一阵风正在追赶另一阵风。当她终于在一株牛筋草下抓住那只筋疲力尽的蚂蚱时，豆粒大的汗珠已经挂满了她的鬓角。她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一边用一片棉花叶裹住那只蚂蚱，把它交到我手上。

“是只母的，”母亲说，“这个季节的蚂蚱最肥，肚子里装满了籽儿。我敢肯定，要是把它在火上烤一下，稍微加一点佐料的话，它将成为天底下最好的美味。”母亲的欢喜溢于言表，她说话的嗓门提高了八度，并且她的声音里加了足够的糖。

不过，母亲很快对我的好奇心表示了担忧。她说：孟毛，你最好收起你的好奇，最好别剥开裹在它身上的叶子，当然，你也千万别弄死它，你要把它完整地带到上庄，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的姥爷。你的姥爷，他，唉！

那只蚂蚱可真不错，它的头有指甲那么大，腿上两排坚硬的锯齿，不时挠着我的手心，它的肚子里藏着香喷喷的籽儿。我躲在母亲身后，犹豫着该不该将蚂蚱送给姥爷，送给这个吊儿郎当的傻子。

他看着我们，傻呵呵地笑起来。

我对小姨的印象不怎么好

小姨正在东屋做饭。 说实话，我对小姨的印象不怎么好。她总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小姨在上庄中学读书，不过，她对上学没什么兴趣。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个破学校。她不喜欢长着酒糟鼻的数学老师金大牙，那个五十多岁老男人身上，常年弥散着食物腐败之后的酸臭味道。她怀疑一些虱子或者跳蚤正在他身上四处游荡。他是个嗜酒如命的家伙，他总在喝酒之后凑到小姨的脸上，对她说一些稀奇古怪的话。小姨说，你不知道，他的笑容有多难看，他笑起来的样子就像一只狐狸。小姨说，那个酒鬼，总是突然间冒出句不着边际的醉话。有一次，小姨在校门口遇到金大牙，她正要转身离开，金大牙竟然凑到她跟前，没头没脑地说，问你个问题，给你一条丝巾，你愿意把它系在哪儿呢？手腕？脚踝？胸前还是辫子上？还没等小姨回过味来，他却一溜烟儿地溜走了。还有一次，那个酒鬼在课堂上撩起裤子，肆无忌惮地挠自己的大腿，他一边挠一边盯着小姨看。小姨被他盯得满脸通红，只好把头扭到一边。没想到，他竟然从讲台上走下来，趴到小姨耳边悄悄说：我实在是……痒得……受不了了！

小姨也不喜欢那个不务正业的语文老师刘红梅。在课堂上，她总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她总是把鲁迅、郭沫若、朱自清他们统统抛到脑后，不管不顾地扯起她自己。“遥想当年啊……”刘红梅喜欢用这句文绉绉的话开始她冗长的讲述。然后，她悠然地喝一口茶缸里的水，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她当年的风光。她会说起想当年，上庄公社的男青年如何费尽心思地请她看电影，给她写情书，他们之间怎样因为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她会说起，为她保媒的人不厌其烦地踏上她的家门，一度，她家的门槛被媒婆踩得锃亮。她还会说起“蝴蝶”缝纫机和“凤凰”自行车。她的叙述顺流而下，九曲十八弯。当她说到那个明媚的清晨，几辆拖拉机载着她的“凤凰”和“蝴蝶”浩浩荡荡驶进上庄时，她的两道眉毛就会激动地跳跃起来。上庄的贫穷远近闻名，语文老师对自己近乎奢侈的嫁妆充满自信，因此，她会在自己的嫁妆上面多花些时间。她的叙述会在此处原地打转，她从“蝴蝶”讲到“凤凰”，又从“凤凰”回到“蝴蝶”。讲完她的嫁妆，刘红梅变得犹豫不决，她的语速通常会慢下来，成了强弩之末。这时候，她会重新想起鲁迅、郭沫若和朱自清。她说：“好了好了，下面我们开始讲课。今天我们讲《春》，大家跟我一起念，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课铃会在五分钟之内敲响。

……除了不喜欢学校的老师，小姨不喜欢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那块黑板总让她联想起状元坟的墓碑。比方说，那些可恶的粉笔灰，总会让她的喷嚏接二连三响个不停，而试卷上难闻的油墨味儿则会熏得她眼泪汪汪。小姨说，那些臭烘烘的味道，会让她联想到河底的淤泥或者老鼠的尸体。为此，每次考试，她不得不戴上厚实的口罩。

这么说吧，小姨为自己的厌学找了一百个理由。一提到上学，她准会拿出一百条理由搪塞。

那时候，小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女生，她撒起谎来面不改色心不跳。我清晰地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小姨被一个名叫李燕的同学送回家。据李燕说，小姨在写一篇作文时，突然晕倒在摊开的作业本上。小姨被李燕搀扶着，她看起来软绵绵的，一阵风都能把她刮倒在地。她的脸色白得吓人，夸张的表情也很吓人。小姨一脸无辜地告诉我们，她的身体正处于极度虚弱中，她需要漫长的休息。小姨说，否则，她也许会在第二天早晨来临之前变成一具僵尸。接下去，小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许任何人打扰。

我很好奇小姨的举动，我完全不相信她的说法，尽管我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对于我的好奇，小姨加了一百倍的小心，她曾不止一次用手指顶住我的额头警告我，要是胆敢靠近她的房间一步，她会毫不客气地把我赶出上庄。

后来，李燕偷着告诉我，小姨其实一直在演戏。她根本没有晕倒。李燕说，她的身子壮实得像头母牛，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跟小姨的狡黠不同，李燕是个憨厚朴实的姑娘。多年以后，李燕到省城参加自学考试时曾经找过我。在学校旁边的一家小旅馆，这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满脸羞涩地向我展示了她黑瘦的乳房和窄小的屁股。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李燕再次提起了上庄，提起了我的小姨。她说，从小，你的小姨就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她骗人，骗人。

当年，在上庄，小姨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代价，她被姥姥狠狠教训了一顿。姥姥那时候还没睡进棺材，她有的是力气。那天晚上，我的内心被激动和欢喜塞满了，我独自躲在窗户外头，踮着脚望着气急败坏的姥姥和跪在地上的小姨，紧张得喘不出气来。我的小姨，直直地跪在地上，咬着牙一声不吭，就那么眼睁睁看着锃亮的钢针刺进自己胳膊，眼睁睁地看着胳膊上开出红色的花来。

小姨的委屈卷土重来

现在的情形是，小姨正在做饭。

她腰里系着件碎花围裙，她的脸被灶火照得忽明忽暗。铁锅里的水已烧开，咕噜噜地冒着热气。此刻，正在做饭的小姨遇到点儿麻烦。她站在灶台旁边，眉头紧锁。看起来，她做了一顿失败的晚餐，锅里已经有了烧焦的味道，并且，麻烦仍然在继续。我看到，灶膛里的柴火烧到外面，烧到了小姨粉色的塑料凉鞋。小姨的肩膀磕到门框上，疼得她“哎哟”了一声。她的胳膊碰掉了锅台上的舀子，舀子里的水洒了一地。

我还看到，一层层的乌云正在小姨脸上慢慢淤积。要知道，这时的小姨已经不再是那个为了逃学而谎话连篇的女孩子了，要是我没记错，她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岁的小姨有着自己的倔强。她从地上捡起那把舀子，二话不说，就把它扔得远远的，扔到厨房外的一堆砖头瓦砾上。她在燃烧的柴火上狠狠跺了几脚，那些烧着的柴火很快被她踩灭，冒着呛人的浓烟。她用勺子敲打着锅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她在演奏一首带着刺的曲子。那些刺扎进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浑身不自在。

终于，小姨折腾够了。折腾够了的小姨从厨房走出来，走到被金色笼罩的院子里。她把目光投向坐在磨盘上的姥爷。她的心里藏着一条蛇，那条蛇正在缓缓蠕动。

姥爷正陶醉在无聊的打靶游戏中，他瞄着屋檐上的燕子，一二三，发射，“嗒嗒嗒嗒”。然后，他冲着小姨笑起来。 “巴斯，枪，打鸟，嗒嗒嗒嗒……”他说。

突然间，小姨收起了她的沉默，藏在她心底的那条蛇苏醒过来，吐出鲜红的芯子。玩玩玩，就知道玩！小姨的声音里夹杂了火药，歇斯底里。姥爷并没有领会小姨的意思，他冲着小姨咧嘴笑着，他把小姨和她的愤怒扔在一边。

“巴斯，口袋，玩儿。”他说。他的手掌在空中比画着，带着乞求的表情。

小姨脸上的乌云越积越厚。姥姥去世后，她一直独自守护着这个家，她是个有脾气的人。要知道，她已经十六岁了，她的脾气是一只逐渐膨胀的气球。飞快地，小姨冲进屋里，翻箱倒柜。很快，她重新回到院子里，她的手里多出一个布口袋，她把口袋摔在姥爷面前，她从口袋里依次拿出一个蝈蝈笼子、一把木头手枪、一对缺了胳膊的泥人、几个沙包、一面小镜子和一本没头没尾的连环画。小姨对那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充满敌意，她的愤怒也是显而易见的，她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她被蝈蝈笼子、手枪、泥人和沙包气得面红耳赤。

姥爷读懂了小姨的愤怒，这是肯定的，即便他已经成了一把老骨头，即便他是个神志不清的傻瓜，他也一定从小姨的语气里读出了什么。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会如此绝望呢？他垂着头，用那把木头手枪指着自己的脑袋。砰！砰！砰！他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三枪。枪膛里的空气并没能击穿他的脑袋，这令他有些失望。原本，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的身体甚至已经开始委顿，随时准备像被飓风吹倒的秸秆一样倒下去。现在，他却只能尴尬地站在我们的目光中，茫然而沮丧。

院子里静得出奇，空气里充满奇怪的声音：风吹过的声音，云飘过的声音，阳光洒下的声音……这种安静仅仅持续了片刻，很快，姥爷便狂躁地大声叫嚷起来，“呜呜呀呀，呜呜呀呀”，我听不清他的话，他的嘴巴里塞满了沙子。他一边叫嚷着，一边用力地冲向院子里的那棵枣树。那个黄昏，姥爷成了一头疯狂的公牛，他的头不停撞在树上，一下，两下，三下。撞着撞着，他就哭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人哭。他的头抵在树干上，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知道他哭得很伤心。他的哭声有些沙哑，有些沉闷，“呜呜呜呜”的，像绵延的流水，让整个院子沉浸在悲伤的河流里。

我的心开始剧烈地疼痛，它又变成了烧焦的塑料，开始慢慢地紧缩，缩成一团。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也跟姥爷一样，没出息地哭了吗？

姥爷的眼泪，并没能打动小姨，她的心比石头还要坚硬。她把自己的愤怒彻底点燃了，并且，她在自己的愤怒上面浇了足够的油。她带着熊熊燃烧的火焰，焦躁地在院子里转圈。“我我我，”她说，“我让你折腾！”她随手扯掉了晾在铁丝上的衣服，“我让你巴斯，我让你巴斯！”她把窗台上的两盆仙人球摔到地上，“我让你，我让你！”她一脚踢飞了瓦砾上的舀子。她粉色的凉鞋也跟着飞出去，飞到半空中，像只翩翩飞舞的蝴蝶。

姥爷吓坏了，本质上，他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只用了一秒钟，他就止住了哭声，也不再朝树上撞。他安静地坐在枣树下，呆呆的，一动不动。在上庄，在那个八月的黄昏，在渐渐升起的雾气中，姥爷就像一块笨重的铁板，牢牢锈在地上。

默不作声地，母亲把舀子捡起来，轻轻放回原位。扯掉的衣服、摔到地上的仙人球以及飞到远处的凉鞋也被母亲一一捡回。母亲做完这一切，指着地上的凉鞋，对小姨说，你把鞋穿好。母亲的语气带着足够的冰冷和决绝，容不得半点质疑。然后，母亲来到了东屋，重新点燃了灶膛里的柴火。粥不要熬得太稠，也不能用猛火，撒玉米面用力要均匀，水要烧开，母亲是个称职的师傅。但小姨可不是个听话的徒弟，她把母亲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她趿拉着凉鞋，心不在焉地摆弄着自己的长辫子。

母亲的讲述失去了听众，看起来更像是自言自语。

“你让我怎么办，嗯？整天守着一个神志不清的傻子，一个六亲不认的傻子，你，让我怎么办？有本事你来试试，一天，两天，一百天。什么时候是个头儿？”终于，小姨放下手里的长辫子，她用一串连珠炮打断了母亲。小姨说话时声音有些颤抖，她的声音里包含了一百个不愿意。

小姨哽咽着，瞥了姥爷一眼，姥爷依旧傻呵呵地坐在地上，小姨的委屈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心情。

“你看看他，你们看看他，这是个什么样子？巴斯巴斯，他的心里只有巴斯，就算他变成了傻子，也忘不了巴斯。”

小姨的委屈卷土重来，她的眉毛拧成一朵梅花，她的眼睛里装满了泪水，她好像随时都会哭出声来。她仰着头，努力地把目光投向房顶以及房顶上面的天空，她不想再多看姥爷一眼。

擅长跳舞的姥爷

夏天的上庄是绿色的，它被幽暗浓密的柳树包围着。那些柳树把上庄的夏天从一年四季中剥离出来。上庄人通常都这样认为，真正的夏天与毒辣的太阳无关，与地毯般铺开的金黄的麦子无关，翻滚的乌云、伤疤一样划开天空的闪电和从天而降的大雨都不代表夏天。真正的夏天，是从他们拿着蒲团和扇子朝柳树下聚拢开始的。

在大队门前的柳树下，女人们不紧不慢地干着零活儿，择菜、纳鞋底、纺线、拣玉米种。她们尽量让自己慢下来，不着急不着慌。一边干活儿，一边聊些东家长西家短，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上庄的夜晚，时间成了一条蠕动的虫子。男人会在空地上支张桌子，用纸牌玩儿“宣红枪”“打红五”或者“捻色”，通常三五个人在台上，更多的人围在旁边观战，输了便有一阵喧闹，赢了则是另一种喧闹。上年纪的老人躲到更远处，这边的热闹与他们无关。他们蹲在地上，使劲儿嘬着旱烟。在柳树下，长年累月的，他们的话题只有一个――庄稼。怎样把棉铃虫一网打尽，耩地的疏密深浅或者种玉米跟黄豆哪个更划算。不管世事怎样变幻，他们心里装着的除了庄稼，还是庄稼。

自打姥爷出现以后，情况稍稍发生些变化。

起初，柳树下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大腹便便的老头儿。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拴在牌局上，拴在家长里短上，拴在牲口和庄稼上。他们把姥爷当成了普通人，当成了人群中的张三或者李四。人们注意到姥爷的时候，他已经像个巨大的青蛙一样跳到桌子上。这个上庄有名的傻子，竟然在桌子上大摇大摆地跳起了忠字舞。平心而论，姥爷的舞蹈跳得不错，上庄人都知道，姥爷年轻的时候，曾参加过公社的舞蹈队，他跳忠字舞在十七个大队中名列第一。据说，姥爷作为舞蹈队的骨干，还十分荣幸地跟某位大人物握过手。 在那张深红色的樟木桌子上，姥爷边唱边跳。他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在众人的注视下，姥爷光着脚丫子，胸前敞开的腈纶褂子随风摇曳。他的身体左摇右晃，胳膊时曲时弯，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圆滚滚的肚皮在夜风中白得刺眼。

“鱼儿离不开水呀。”他唱。

“瓜儿离不开秧。”他唱。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他唱。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他唱。

每唱一句，姥爷的拳头就向前挥舞一次，如同出膛的炮弹射向远方。他的愤怒一点儿也不是装出来的，他的眼睛看见了苍茫的大海，看见了舵手、太阳、毛主席和共产党。姥爷出色的演出吸引了柳树下乘凉的人们，他们把多才多艺的姥爷围在中间，就像围住一只走投无路的猴子。

“傻子，来个腾空！”他们说。

“傻子，劈叉，劈叉！”他们说。

“傻子，前空翻，打旋子，紫金冠，交叉跳……”在他们眼中，姥爷是个慷慨的傻子。他们不断提出新的愿望，他们的新愿望一一得到了满足。

姥爷终于累了，他从桌子上跳下来（我怀疑他其实是摔下来的，因为他的小腿留下一块瘀青，一股鲜红的血从他指缝里流出）。他冲到人群中间，一把抢过保全舅舅手里的牌，朝牌堆里一扔，“和啦。”姥爷咧着嘴，拍着手笑得合不拢嘴。

“去去去！”他们说。他们挥着手，就像驱赶一只苍蝇。

“去去去！”姥爷说。姥爷冲着他们挥手，他们是另一群苍蝇。

姥爷的恶作剧并未就此罢休，他像兔子一样跳到女人堆里。他从洪亮妗子的簸箕里抓了一把毛豆，往金章姥姥的韭菜上扬了一把土，他甚至还在慧生嫂子的胸前摸了一把。姥爷“嘿嘿嘿嘿”地笑着，脱落的门牙让他的牙床变成了空洞的球门。他笑起来的样子看上去怪怪的。

柳树下风云突变，转眼间，姥爷成了不受欢迎的入侵者。那些在树底下纳鞋底、“宣红枪”、抽旱烟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对姥爷充满憎恶。擅长跳舞的姥爷，现在成了人民公敌。

小姨和母亲闻讯赶来时，姥爷已经被众人摁在地上。他成了一只斗败的公鸡，他的抵抗只是象征性的，明显带有敷衍的成分。人们把姥爷交到小姨手上时，姥爷已经彻底放弃了挣扎，他垂着头，神情呆滞而木讷。他的嘴角挂着鲜红的血迹，身上沾满的泥土看起来像是一块块难看的补丁。

“巴斯，巴斯，巴斯。”姥爷的嘴唇翕动。

他的声音很小，小到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得见。

捂着脸一溜烟地逃走了

这几天，总是有人找上门来。

先是金章姥姥拿着一棵山芋蔓子，气冲冲地指责姥爷偷了她家的山芋。这个傻子偷东西真是一绝，他在山芋地里趴了整整两个小时，反正他是傻子，他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我一直在窝棚里瞅着他，他大概躺在紫黑色的叶子下面睡了一觉，直到天彻底黑下来，他才动手。他妄图用黑暗把自己包裹起来，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我可是上庄有名的火眼金睛，年轻的时候……你们的父亲，跟年轻时可大不一样了。那时候，他穿得多干净啊，一年四季，他的衣服都是新的，他还跟铁匠朱四学会了用烙铁熨衣服……那时候，你们的父亲可是上庄有名的本分人，上庄人提起他都会竖起大拇指，他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一点儿讨人嫌的事儿也不做，他跳忠字舞，在公社组织的比赛里得过奖。要不是巴斯，这个索债的小冤家。唉！这又能怪谁呢？唠叨完一通老皇历，金章姥姥就把脸色沉下来。她严肃地警告母亲和小姨，最好把姥爷看住，要是再被她逮住，她会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腿。按照金章姥姥的说法，我的姥爷会瘫在炕上度过他人生的最后岁月。

金章姥姥前脚刚走，洪亮妗子后脚便来告状，说她家的芦花鸡不见了。在姥爷家的院子里，有些侉子腔的洪亮妗子再三强调了那只鸡的重要性。那不是一只普通的母鸡，她说，那是她们家的救命鸡，它源源不断地下出的鸡蛋，让她和她的全家有了活下去的希望。洪亮妗子说，为了找到那只鸡，她几乎把上庄翻了个底儿朝天。她的努力当然是徒劳的，那时候，她的宝贝母鸡已经进了姥爷肚子里面。在“东天边”的道沟里，洪亮妗子领一伙人，把正在偷吃的姥爷抓了个正着。你猜怎么着？那个傻子正在用一根木棍剔牙，洪亮妗子声音有些哽咽，他还不害臊地说，我们家的鸡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天傍黑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刘红梅，上庄中学的语文老师刘红梅。没错，那个拥有“蝴蝶”缝纫机和“凤凰”自行车的高傲的女老师，意外地出现在姥爷家的院子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个寡居多年的女人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怒气冲冲，她带来了犹豫和羞涩。她探头探脑地来到院子里，红着脸。她看见了我的小姨，她曾经的学生此刻正坐在太阳底下剥葵花子儿，她丝毫没有注意到刘红梅。

“呃，这个，那个什么……”刘红梅吞吞吐吐。她的咳嗽来得恰到好处，一波接着一波。她解释说，这两天她正在用课余时间给几个学生补课，她需要不停地说话说话说话。母亲让我搬把凳子，给刘老师坐下。这让刘老师有些惶恐，她一把拉住我说：“不用不用，别客气别客气，我这就走，那什么，我说句话就走。”最后，她把母亲拉到一旁，她把嘴巴凑到母亲耳边悄悄地说：“你一定要看住那个傻子，他，他偷看我尿泡。”

这几天找上门来的还不止她们。另外一些人，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纷纷来到姥爷家的院子里。他们带来的问题各式各样：锁芯里塞满泥巴、孩子的书包被挂到树上、祖坟上掏出个窟窿、堆在路旁的柴火垛烧了个精光。总之，在过去的几天里，上庄的庄稼、家畜、老人、孩子都遭了殃。毫无疑问，这些“好事”都是姥爷干的，姥爷让上庄变得不再安宁。除了他，还能有谁呢？他们说。他们还说，虽然是乡里乡亲地住着，虽然有着老一辈少一辈的情义，但是，姥爷实在太不像话，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把这笔账算个清楚。 面对突如其来的指责和埋怨，母亲显示出足够的耐心。她赔着笑，并且尽量让自己的笑容谦卑而含蓄。是是是，对对对，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一定一定。她像一只学舌的鹦鹉，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话。除了道歉，她还对受害者做出了更加昂贵的赔偿。她把家里仅有的二斤高粱面送给了金章姥姥，小姨饲养的一对兔子则被洪亮妗子带走。

对于语文老师刘红梅，母亲本打算送她一件印有灯泡厂商标的涤纶褂子，却被小姨拦下。她淡淡地对她的老师说，一泡尿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你想看，我现在就撒一泡给你看。

羞得刘红梅“啊”地叫了一声，捂着脸一溜烟地逃走了。

我是他的尾巴和影子

母亲住在了上庄。她是个有办法的人，很快，她的聪明才智便派上了用场。她先是找人写了两封信，分别寄往黄骅和静海，寄给我的大舅二舅。在信里，她一再嘱咐两位舅舅，他们收到信之后，要马不停蹄地赶往车站，买最早的车票赶回上庄，一刻也不要耽误。她让小姨到潞灌供销社买一串铃铛，还让她顺便到侯德新家的点心铺买点儿“蜜三刀”来。小姨走后，母亲把巴斯舅舅的口袋拿出来，交到我手上，她让我看住姥爷。她说：“孟毛，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姥爷的尾巴和影子，你要尽量看住他。无论如何，你都要竭尽全力。”母亲说，“至少，你要看住这个口袋。”

吩咐完这一切，母亲慵懒地把双手举向天空，她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

“我要美美地睡上一觉。”她说。

想要盯住姥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原因是，他对我已经有了提防。自打我接受盯梢的任务后，姥爷就加着一百倍的小心，他拒绝跟我交流，就算我一遍一遍地叫他姥爷，就算我给他摘了新鲜的脆枣和石榴，就算我亲手在他头发上找出跳蚤，并用指甲将它们一一挤死，他也始终紧绷着脸。我能感觉到，姥爷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警惕，他是个狡猾的敌人，随时做好了逃出家门去闯祸的准备。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傍晚时分，小姨从潞灌回来，她没能买到母亲想要的铃铛，她只带回了满脸的无奈和幸灾乐祸。小姨告诉我们，这种稀罕的东西只有县城才卖，为此她还被当作一个无知者遭到售货员的嘲笑。小姨说，那个尖嘴猴腮的矮女人，有着夜猫子般犀利的笑声。她的嘴巴臭气熏天，我一点儿也不敢靠近她，真的，她的每个牙齿缝里几乎都塞着绿色的韭菜，她的牙齿看起来就像一小片绿油油的菜地，她呼出的空气里充满难闻的韭菜味儿。当然，小姨也没能买回“蜜三刀”，对此，小姨给出的解释是，侯德新家的点心铺早就搬到了别处，现在，那里变成了修车铺，一个又聋又哑的男人坐在旧轮胎钉成的马扎上给自行车补胎。

对于这样的结果，母亲似乎早有预料。她没有责怪小姨，她只问了小姨一些毫不相关的问题，比如，田野里的紫云英开得漂不漂亮，潞灌村口的那家新房盖得怎样了。母亲还提到了那个补轮胎的聋哑人，不过她的话只说了一半，然后她指了指小姨的衣领，示意她把粘在衣服上的棉花糖擦干净。

小姨藏着心事，很明显，她有些心不在焉，母亲简单的提问让她变得惶恐不安。虽然她表面上仍然沉着冷静，但是，看得出来，她的心思早已跑到了九霄云外。吃晚饭的时候，有好几次，她的筷子不小心掉在地上，还有一次，她竟然把手伸进稀饭里，烫得她“哎哟”了一声。后来，小姨只好抹了抹嘴巴，匆匆结束这顿尴尬的晚餐。

“孟毛，吃完饭，你出来一下。”放下筷子，小姨突然对我说。她究竟想耍什么花样呢？

按照小姨的要求，我到院子里找她。“什么事？”我问。小姨左右看了看，确信旁边没有任何人，又把双手合成喇叭，悄悄伏在我耳边问：“嘿，孟毛，晚上去看电影吗？”

那段时间，公社组织到各村放电影，基本上每周都能到上庄演一次，小姨是个忠实的电影迷。那时候她已经会唱很多电影插曲了。

我瞅了她一眼，不置可否。

“好吧，你这个古板的小笨蛋，”小姨说，“不看就算了吧。对了，你吃过棉花糖吗？”

我摇摇头。我没有吃过棉花糖，在我印象中，棉花和糖是两种东西。

小姨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一定没吃过，我帮你买了一个，放在水缸后头。你去拿了吃吧，我敢保证，只要你尝一口，一定会着迷的，它是那么甜，甜得让人掉下泪来。不过，千万别告诉你娘，否则她会打断咱们的腿。”

她用了“咱们”，而不是“你”或者“我”。

我不想吃糖，我说：“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

“你这个十足的傻瓜，你的脑袋是木头做的吗？你最好早点儿离开上庄，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去！”小姨说完，朝我吐了下舌头。

她的样子可真难看。

我说的是真的，我不喜欢吃糖。母亲说过，吃糖会让我的牙齿生出黑色的虫子，那些虫子有着锋利的牙齿，它们会在我的牙床上咬出一个一个的洞，它们会顺着那些洞一直往里钻，钻进我的喉咙和肚子。我相信母亲的话，她说什么我都会信以为真。

况且，我还有比吃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一定要盯住姥爷，我是他的尾巴和影子。

姥爷显然动了不少脑筋

为了逃走，姥爷显然动了不少脑筋。别看他是个傻子，他的心眼儿可一点也不少。

有一回，他把自己打扮成一棵树，他在身上插满了树枝，这使他的样子看起来有些滑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装成一棵树，难道他想在院子里生根发芽吗？整整一个下午，头顶树枝的姥爷一脸严肃地站在水缸旁边，他努力保持着挺拔的姿态，并且尽量纹丝不动，以使他的样子看起来更加安分守己。天傍黑的时候，他的野心开始暴露出来，他的嘴巴里发出“呼呼呼呼”的声音，他让院子里刮起了大风，并且越来越大，越来越猛，大树被连根拔起。于是，我的姥爷挪动脚步，他开始扮演一棵被大风吹走的树，他把自己吹向门口。后来呢，他变成了一只拙笨的蚂蚁，他用锅底灰把自己涂成黑色，用狗尾草给自己装上了触角，他还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的腰勒成葫芦。他可真够有耐心，他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把自己伪装得足够逼真。然后，他趴在地上，用蚂蚁的姿势和速度缓慢爬行。他爬得悠然自得，一边爬一边巧妙地躲避着地上的石子和木棒，他肯定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蚂蚁。 这一切当然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已经加了足够的小心。我有我的任务，我向来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我绝不能让他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哪怕他是一棵树或者一只蚂蚁。

与此同时，母亲并没有放弃对铃铛的寻找。那天清晨，她亲自去了趟璐灌供销社。不出所料，在供销社，母亲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那只铃铛有葡萄那么大，铃铛的一端拴着一簇鲜艳的红缨。我对母亲买回来的东西充满好奇，我真希望母亲能慷慨地把它们当作礼物送给我。我想，要是她不介意，我希望把铃铛系到铅笔上，这样，我就能在好听的铃声中写作业了。这都是我的一厢情愿，母亲并没有给我这么做的机会。那件宝贝她另有用途，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它已经戴到姥爷的脖子上。对于自己这副新装备，姥爷倒没什么意见，他甚至有些欢喜，一晚上，他都光着脚兴奋地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房间里到处回响着丁零当啷的铃铛声。他完全沉浸在喜悦当中，见到谁都是乐呵呵的，龇着残缺不全的牙齿。他大概已经放弃了那个不切实际的逃跑计划。

临睡前，母亲把一包“蜜三刀”交给我，她嘱咐我，要是听到姥爷房间里传出铃铛声，就立即拿一块塞到他的嘴里。

那一夜，我睡得并不踏实，蜜三刀的香味搅得我心烦意乱。那是多么美味的点心啊，我敢肯定，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食物，比棉花糖还要好吃一百倍。躺在被窝里，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咽口水的声音……那天夜里，我还听到了小姨的哭声。没错，那声音极小极细，但那确实是小姨的哭声，除了她还能有谁呢？

突然冒出的哭声使我更加心烦，我不喜欢见到别人哭。我用手捂着自己的耳朵，把讨厌的哭声挡在外面。然而，我的阻挡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那声音像一颗子弹，准确地击穿了我的耳膜。

那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小姨的哭声让整个夜晚被一种莫名的悲伤笼罩着。朦胧中，我依稀听到母亲的声音，隐隐约约地，我听见她们提到金大牙的名字，我听到母亲恶毒的诅咒。谈话中，她们叫他“那个畜生”。

小姨，她不是去看电影了吗？

那些口琴声折磨得我头疼难忍

大舅和二舅是在第二天中午回到上庄的。

在刀子一样刺人的阳光下，他们俩每人背着一个包裹，一前一后走在上庄的官道上。遇到那些上庄人，大舅会停下来，客气地跟他们打招呼，并从口袋里拿出烟卷和糖块发给人家。二舅跟在大舅的身后，对于大舅的做派，他可没什么兴趣。他的心思全都用在自己的新发型上，他的头发有地里的麦苗那么长，并且跟麦苗一样茂密旺盛。一绺头发垂在眼前，遮住了二舅的眼睛，每走几步，他就要甩一下头，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头发上面沾满了飞虫，他需要不停地把它们甩到空气中。

出人意料的是，两位舅舅都表示，他们并没有收到母亲的来信。对于这次突然返乡，两位舅舅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开口的是大舅，他用略带海蛎子味的口音告诉大家，他之所以匆忙回家，是因为码头上正在流行一种瘟疫，那座以盛产皮皮虾、梭子蟹和海蛤蜊而闻名的海滨小城，被一种可怕的病毒笼罩着，医院里住满了腹泻和高烧的病人。

大舅说，比病毒更厉害的是关于病毒的谣言，它们成了另一种病毒，并快速地四处传播。有人说，小城里蔓延的病毒是一种化学武器，它们来自当年那群无恶不作的日本兵。人们说，那些不幸感染病毒的人，他们的手掌、胸口或者头发会慢慢腐烂，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化成一摊脓水，他们的尸体也会变得残缺不全。有人说，病毒源自一车废弃的塑料，它们已经被某个黑心的印刷厂印成了塑料年画，于是病毒伴随着那些漂亮的年画，走进千家万户。这一谣传的后果是，提心吊胆的人们纷纷把贴在墙上的画揭下来，填进灶膛。那段时间，码头上到处都是焚烧塑料的焦煳味儿。更可怕的是，有人放出消息说，病毒的传播已经失去了控制，很快，这座城市和码头上的渔船、渔网以及所有的人都将被用沙子掩埋，这里最终会变成一片荒芜。大舅说，那些谣传让大街上变得冷冷清清，恐惧和焦虑蚂蚁一样无处不在，如非必要，人们很少出门，人们躲在家里，关紧门窗，想要把病毒关在外面。可是，这并没有任何作用。大舅说，每天都有人死去，真的，我亲眼看见，那些死尸被草草地包裹在席子里，就像一只只硕大的粽子。实不相瞒，要是继续待在那里，我担心自己的下场会跟他们一样。

二舅回到上庄的原因与大舅不同。他对大舅的说法表示了不屑。他说，高烧和腹泻有什么可怕的，死有什么可怕的呢？二舅可不是那只胆小的老鼠。他说，他急着赶回上庄，是因为他最近总是被一个奇怪的梦困扰。那可真是个奇怪的梦，在梦里，没有任何场景，没有人，没有房屋，没有天空、大地或者河流，甚至没有光，只有声音――口琴声。没错，二舅说，他最近一直被梦里的口琴声搅得心烦意乱。二舅回忆说：“那声音已经消失了好多年，它们来自遥远的过去，来自那个小小的巴斯，巴斯是个吹口琴的高手。现在，它竟然再次出现在我的梦里。那肯定是巴斯在吹口琴，我敢确定，只有巴斯才能吹出这么美妙的声音。那声音十分清晰，它就在我的耳边，久久回荡。它让我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睡着，我甚至觉得，我的弟弟巴斯就在我的附近，他要为我演奏美妙的乐曲。我们有一个世纪没有见面了，你们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想他。我真想走进自己的梦里，好好跟他说会儿话。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我的梦里没有光，就算我真的走进去，也完全看不清他的模样，我能看到的，只有漫无边际的黑暗。”

“我有些受不了了，那些口琴声折磨得我头疼难忍，”二舅说，“再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我的头会像石榴一样裂开。”

我和姥爷已经化敌为友

拴着铃铛的姥爷的确安静了许多。

他不再伺机逃走，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藏在树上或者埋进草堆，日渐消退的精气神也不允许他这么做。那时候，他的腿脚已经不太灵便，走路对他来说成了一件劳神费力的事情。他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巴斯舅舅的口袋在桌子上搁着，已经很久没人动过，口袋上落满了灰尘，院子里的蜻蜓和屋檐上的燕子越来越多，可是他权当没有看见。姥爷的胃口也大不如前，每天，他只吃很少的食物，象征性地吃上一口或者两口。天气稍好些，他就让我缠着他，到院子里走走，看看这，看看那。看着看着，他就忍不住掉下泪来。 不错的消息是，姥爷的病情有所好转，他的脑子渐渐清醒了。他依稀记起了母亲，记起了大舅、二舅和小姨，那些亲人如同药水中的胶片般在他的记忆里渐渐显影。他不再冲着他们傻笑，不再固执地把张三认成李四。时隔半年之后，他重新认出了他们。他亲切地叫他们的小名儿，一遍一遍的。他们就答应着，他叫一声，他们就答应一声。叫着叫着，他们也忍不住掉下泪来。

有时候，姥爷会主动跟我说说话。他问我今年几岁，问我上不上学，问我有没有得过“三好学生”或者“红花少年”。他还问我一些别的问题，比如，会不会用高粱秆扎蝈蝈笼子，能不能用蚯蚓做诱饵从池塘钓上鲫鱼来，会不会把废弃的蜡油重新做成蜡烛，会不会用口琴为跳忠字舞的大人们伴奏……姥爷的问题五花八门。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好在，姥爷不需要我的回答。或者，在他心目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再后来，姥爷不再向我提问，他的问题已经穷竭。然而，不再提问的姥爷并没有停止他的叙述。相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谈，他的肚子里装满了想说的话，那些话鱼刺一样卡在他的肚子里，让他难受不堪，他需要把它们说出来，并且，刻不容缓。

他的嗓门儿也越来越大，一辈子，他都没用过这么大的嗓门儿说话。

通常，我会安静地听他说话，这是母亲的吩咐。她说：“孟毛，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姥爷的影子和尾巴，你要成为他的耳朵。”那些天，母亲和两位舅舅一直忙着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些天，我们家的亲戚忽然间多出了一倍。母亲和舅舅必须拿出足够的精力接待上门的客人，接待那些七大姑八大姨。母亲因此忙得不可开交，她暂时把我和姥爷放在一边，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人，母亲，舅舅和七大姑八大姨们，对自己的忙碌讳莫如深。似乎，他们在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我和姥爷，一老一少，成了局外人。

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些日子，我和姥爷已经化敌为友。打心眼儿里，姥爷已经把我当成了一名合格的听众，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很多时候，他会坐在屋檐下，坐在那块废弃的磨盘上，拿出一百分的诚意跟我聊天。

一切如你所料，姥爷喋喋不休地讲述和巴斯舅舅有关。好在，姥爷的讲述并不复杂，或许，他已经丧失了讲述复杂事件的能力。翻来覆去的，他说起的，不过是巴斯舅舅的一些细节，一些零散、残缺和支离破碎。姥爷说，他的脸蛋儿红扑扑的，像一朵盛开的燕尾花，他的身上散发着燕尾花的清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他懂得怎么循着鼹鼠的窝去找东西吃，他能准确地从干涸的泥土里挖出泥鳅来。他的眼睛是天空中最亮的星星，他的头发柔软又充满光泽。他笑起来的声音，就像系在我身上的铃铛。

这是真的，我的姥爷，那个当年上庄出色的舞蹈演员，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里，无法自拔地陷入对巴斯舅舅的怀念之中，并且时常被自己搞得泪流满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后来，姥爷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他的双腿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他的喉咙被一口浓痰塞得透不过气。

临终前，姥爷躺在炕上，他看起来胸有成竹，他为自己的离去做了充足的准备。他说，他终于可以见到巴斯了，然后他突然打了一个呵欠。他说，冬天马上就要来了，他需要漫长的冬眠。他说，他要变成一粒种子，人们把他埋进土里，等到来年春天，他就会破土而出。

按照他的说法，等到收获的季节，他会像铃铛一样挂满枝头。

上庄最会跳舞的人走了

那个炎热的八月，姥爷的尸体被抬进红漆棺材。

棺材在大队门前的广场上停了三天，前来吊唁的人一拨接着一拨。人们都说，上庄最会跳舞的人走了，上庄从此再没人跳舞了。葬礼上，负责分发孝布的金章姥姥逢人便说，赶紧埋了这个老东西吧，一辈子没讨人嫌，老了老了，倒是混账起来。说完，她倒自己抹起了眼泪。三天后，棺材被埋进土里，埋在姥姥的旁边，上面用黄土垒起一座高大的坟茔。从此，上庄那些与姥爷有关的是是非非，一概烟消云散。

姥爷去世后，我和母亲在上庄住了一段时间。母亲仍在忙着她的事情，而我终日无所事事，像条白鲢鱼一样在上庄到处游荡。我有些怀念死去的姥爷，虽然他是个不谙世事的傻子，他从没疼过我，但是，动不动我就会想起他。有一天，我还偷偷把巴斯舅舅的口袋带到姥爷的坟前，我把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摆在他的坟前，然后，又一件一件地收回袋子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真的，世界上有些事，很难说清原因，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原因。

有必要交代的是，在我离开上庄之后，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一件事是金大牙被抓了。据说，警察找到他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坐在炕上喝酒。警察说，你是金文武吗？他说是。警察问，知道为什么抓你吗？他点点头说知道。然后，警察就把手铐戴在他的手腕上，整个过程亲切而友好。只是，当他有些踉跄地离开上庄，走出人们视线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他的裤裆里突然变得湿漉漉的。没过多久，小姨跟一个串乡的手艺人私奔了。据说，那个手艺人看中了小姨的辫子，他觉得那条辫子又黑又长，用来做唱戏用的髯口再好不过了。为此，他曾单独找小姨聊过多次，只要她愿意，他肯出一个超乎想象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人们不记得那个男人的模样，只知道他有一双纤细的手，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应该是南方人，只有南方人才有那么白那么细的手，人们说。那个精明的南方人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带小姨远走高飞了。那之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她。或许她真的像人们谣传的那样，当上了上庄人梦寐以求的阔太太。

只有再去上庄时，我才会偶尔想起我的小姨，我本来对她就没什么好印象，况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就算遇见她，我也未必认得出来。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在第二年举行的升学考试中，小姨的同学李燕顺利考上了一所中师。后来，她曾专门到南方找过小姨。李燕告诉我，那次，她真的见到了小姨，她比以前胖了不少，皮肤也白了不少。她们一起吃了饭，然后，又去了一家咖啡厅，她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开心地聊起了小时候。

我问李燕，小姨还会回上庄吗？李燕的回答是，她也不知道。要是你好奇，你自己去问她嘛。那时候的李燕，浑身赤裸地躺在师大旁边的旅馆里，她的身体不停地扭动，她像一条光滑的鲤鱼。

那么，我的巴斯舅舅去哪儿了？许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闷在我的心里。无数次，我向母亲提出这样的疑问。遗憾的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每当我向母亲提问，她总是一脸茫然地说，什么巴斯舅舅？孟毛，你是在做梦吗？

我只好放弃自己的追问，把关于巴斯舅舅的疑问继续闷在心里。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在多年前的上庄，我根本没有一个名叫巴斯的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