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性拓进

摘 要：国内外学界对俄苏红色经典《毁灭》的关注度远逊于对其作者法捷耶夫的兴趣。社会批评视角和阶级分析式的解读屏蔽了俄苏文学所固有的传统宗教文化因子。故以《毁灭》为文本依托，重新挖掘俄文本中所蕴含的宗教元素，并集中探究红色领袖莱奋生的内在生命。

关键词：红色经典 宗教基因 内在生命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界似乎对作家法捷耶夫（В.А.Фадеев）之死的兴趣和关注远超乎对其代表作《毁灭》（Разгрoм）的评述和研究。苏联作家爱伦堡（Эренбург）把斯大林（Сталин）和法捷耶夫比为“元帅和士兵”（“Маршалисoлдат”），称其为斯大林的“影子”和“棍子”。法捷耶夫本人也曾说：“我怕两个人――我的母亲和斯大林，既怕又爱。”① 而夏忠宪先生则认为法捷耶夫几乎可以被视为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对法捷耶夫其人其事的理解众口莫一，但毫无疑问，作家本人既是革命和历史的见证人，也是时代和体制的牺牲品。过多地聚焦于作家其人其事未免八卦了些，但这对于我们透彻贴近地理解其作品却是必不可少。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1901―1956）是苏联杰出的革命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② 学界对法捷耶夫的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他作为苏联作协的总书记与斯大林有着微妙的关系，这就给人以“御用文人”的假象；但根据学界对真实资料，尤其是其被封存三十四年之久的遗书的揭秘，学界对法捷耶夫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法捷耶夫在遗书中说道：“我看不到继续活下去的可能，因为我一生为之献身的艺术已经被自信而又无知的党领导扼杀了，现在已经不可挽救了。……我生来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作的人，我从十六岁起就同党有了联系，我同工人和农民在一起。上帝赐予我非凡的才华，我也承认只有人民的生活才可能产生最崇高的思想和感情，而人民的生活是同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的。”③可见，法捷耶夫并未屈从于官僚势力的淫威，也没有舍弃自身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不可否认，法捷耶夫在职期间，是敢于为蒙冤之人奔走相助的，就连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也称其为“大作家，大好人”。

文章描写的是内战期间远东一支游击队的命运。作者曾扼要阐述了该小说的主题思想：“在国内战争中进行着人才的精选，一切敌对的都被革命扫除掉，一切不能从事真正的革命斗争，偶然落到革命阵营里来的，都要被淘汰，而一切从真正的革命根基里，从千百万人民群众里生长起来的，都要在这个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和发展。人的最巨大的改造正在进行着。”⑦ 文本塑造了众多特征化人物，比如底层群众的代表莫罗兹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密契克，女性形象瓦丽亚等。主要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莱奋生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成长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较之《铁流》中郭和鹤的“庄稼汉”出身，《毁灭》对红色领袖莱奋生的关注转移到了小资产阶级身上。我们首先看一下各色人物对待宗教的态度，有关莱奋生的信仰问题，文中有这样一段表达：“这（密契克）是个头号糊蛋。……信奉狠毒愚蠢的上帝――在大地上也只能生出这种懒虫、窝囊废和这种无用的不结果实的空花

来……”⑧ 如果说，郭如鹤提及“正教信仰”时，还只是稍带有怀疑论调，那么在莱奋生的眼中上帝已是“狠毒愚蠢的”了。如果说《铁流》中民众代表郭比诺对上帝的虔敬和笃信给全篇留下了极深的宗教印记，那么《毁灭》则以瘸子的身份设置提出“上帝在哪里”及“上帝是没有的，只有一只又肥又大的虱子”的质疑和反讽。

较之郭如鹤，莱奋生的最初阶级地位和文化身份都有了新的面貌，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心人物，他在人的改造和游击运动中起着关键的领导作用。笔者认为莱奋生是一个发展中的“使徒”形象，处于发育和成熟的中间阶段，它本身就担负着改造和救赎的使命，使徒为耶稣基督代言之能。或者说使徒身上凝聚着基督之言行旨归，他是天国真理和上帝福音的布道者，是唤醒民众的信仰意识和引导众人奔向真理的执行者。不同于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强调，在此更突出使徒的“肉身性”和存在感。生于人间、长于人间的凡胎肉骨，作为上帝的忠实仆人替父行道，是圣父和圣子在人间的代言者。“他思考的一切乃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有深刻意义和最重要的问题；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克服这种贫困和匮乏；因为如果他心中不怀有那个巨大的，任何其他希望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对于美好的、强有力的、善良的新人的渴望，他就不成其为莱奋生，而是另外一个人了。但是，只要千千万万的人还被迫过着这种原始的、可怜的、穷困的无法想象的生活，美好的新人又从何谈起呢？”⑨ 莱奋生要完成改造自己的任务，先自我武装成新人。所谓新人是相对于旧传统的人而言，其目标是在红色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地率领下以新思想――无神论思想为指导开展时代革命。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无神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基督。这就肯定了无神论者身上潜存的宗教性。审视俄罗斯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以东正教信仰为核心的文化模式是左右俄罗斯民族行为的内在基本准则。宗教品质渗透在俄罗斯民族天性之中，可突变但绝不会发生质变。在俄罗斯的精神结构中，宗教意识一直是一种潜在的能动性力量。宗教是俄罗斯人文化心理结构中最稳定的因素，作为俄罗斯精神的本质体现具有永恒的制约性。即使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微变之际，宗教信仰的惯性作用也会持续作用于社会文化和人民的心理，不可能因为“无神论”时代的到来，所有的宗教活动就戛然而止，更何况，列宁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给予了当时更为宽松的传教环境。据文本，领军人物莱奋生显然给上帝穿上了“狠毒愚蠢”的外衣，尽管百般辱骂，但他并未否定上帝的存在。还有杜鲍夫对“上帝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正教最高会议”的责骂，但他们首先在潜意识中承认了上帝的存在之实，而后对其大加鞭挞，无论如何，红色语境下的上帝并未离场。正如焦尔诺夫所说，“许多年轻的追随者仍然在心里还是个基督徒，但否定教会的精神威信，成为自己的自由的牺牲品。……在他们身上能够感觉到强烈的基督教影响，福音书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泯灭。……在革命者中间有些人拥有彻底的忘我精神和纯洁的心灵，甚至把革命活动和对基督及其学说的信仰混合在一起”⑩。

红色领袖莱奋生本该成为拯救他的力量，尤其是当密契克向他敞开心扉诉说苦闷时，但莱奋生的思维只停留在世俗革命层面，他甚至无法理解密契克的话语，更不用说在精神层面与之交流沟通了，这也打破了密契克通过革命实现自身价值的美梦。比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密契克，莱奋生和众战士正蜕变为新人。密契克的思维完全是宗教式的，当他看到库勃拉克腰带上的细银链时，自然想到的是牧师戴的十字架链子。作为被改造的对象，密契克甚至无法融入部队生活，更确切地说被排除在集体生活之外，和郭如鹤进军校时生活的“真空”环境无异。可见，新人莱奋生的功能发挥的并不完善。作者并未将其塑造成至真至纯至善的理想人物，也将其阴暗面暴露于众。最终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所有的十九个人都走出了森林。结尾处他扫视着打麦场上的人更明确了自己的责任：继续发展和壮大队伍，这也预示了美好的革命前景。这正暗示着新的开始――更壮大的尚未接受革命洗礼的接续力量有待发展。

{1} [苏联]茹科夫：《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2} 赵德泉：《法捷耶夫档案资料综述》，《武汉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4}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5}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833页。

{6} [美]马克・斯洛宁：《现代俄国文学史》，杨新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7} 法捷耶夫：《和初学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三十年间》1973年。

{8}{9} [苏]法捷耶夫：《毁灭》，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第144页。

{10} 焦尔诺夫：《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宗教复兴》（俄文版），《巴黎》1991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