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健的身影

一

仿佛无形中有一只大手在不停地拨弄着一架算盘，这些年来，我和矫健就像是这架算盘上的两粒算盘珠，忽而碰撞，忽而并联；忽而别离，忽而又相聚在一起，共饮一壶酒……

二

1974年夏天，上海戏剧学院到烟台招生，市文化局把矫健当作一号选手推荐了上去。当时他还在矫家泊插队落户，已经发表了小说《铁虎》、《小白杨》，出手不凡，前途无量。但地区文化部门不干了，他们觉得矫健是他们发现、培养的，还指望着他尽快写出像《艳阳天》那样伟大的作品为烟台争光呢。他们一个电话打到县里：老九不能走！

由于地方的硬性“挽留”，矫健失去了回上海上大学的机会。

与此同时，正在砖瓦厂烟熏火燎地烧大窑的我却时来运转，替补矫健的“空缺”，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读书去了。

以上内幕，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不认识矫健。

一年之后，烟台的文友写信告诉我：乳山出了个知青作者矫健，出版了中篇小说《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他现在正在上海探亲。我赶忙跑到静安寺的书店里买了一本《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认真拜读之余，还扬着手中的书直向上海的同学们炫耀：“这是我们烟台老乡写的！”

那时在我的想象中，矫健是一个土头土脑的胶东农村青年的形象。

我决定去拜访他。晚上，循着烟台文友信上提供的地址，在武康路找到了他在上海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洋房。给我开门的是一个戴着鸭舌帽、黑边眼镜，穿一件花格子上衣的青年，操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原来他就是矫健！

室内有几个青年在座，气氛像一个艺术沙龙。他的父母坐在一旁暗暗地打量我，悄悄议论几句什么。矫健坐下之后，开始继续他刚才的讲话：“……那个人在他的师傅那里学了几年工夫之后，有一天师傅跟他说：你已经出徒了，可以走了。他泣泪拜别师傅。可刚走出没几步，砰……就听身后有人向他脚下开了一枪……他吓得一个高儿跳了起来……回头一看，他师傅手中的枪口还在冒烟儿。他嗫嚅道：“师傅……”他师傅说，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对谁都不要相信……”

呵呵，这就是《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的作者？

听矫叔和阿姨的窃窃私语我也才知道，原来我是顶着矫健的“空缺”上的大学。惭愧！

三

1977年秋天，我毕业后被分配到烟台地区文化馆工作。第一天上班时，矫健站在创作组门口，以“主人”的身份迎接了我。原来，他于1975年正式调到地区话剧团任编剧，又于去年借调到创作组搞专业创作。他和在上海家里时简直判若两人，穿得邋里邋遢的，倒像一个砖瓦厂推小车的。后来，我说起他在上海时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讪笑道：“嘿嘿，那才是我真实的形象！”

创作组在大马路100号，出门向北走不远就是海边，我们天天到海边去散步，谈论一些海阔天空的话题。他说：“我非常喜欢烟台的海――大海是我的公园。”

那时，我正忙着攒钱“娶媳妇”，手头比较紧，矫健常常讥笑我“小气”。

有一次在海边散步，我跟他讲起了我小时候在老家农村时的一件事：我5岁的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吃，整天吃榆树叶子。父亲回乡探亲，托人到南乡买了两麻袋贴皮糠放在屋当央。我高兴得一边围着糠麻袋转圈儿，一边说：“这回可不用挨饿了！这回可不用挨饿了……”

听到这儿，矫健忽然一转身紧紧地把我抱住了，眼泪刷刷地往下淌……哽咽着说：“你不是小气，你是过穷日子过怕了！”

我也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俩都不再说话，只默默地顺着沙滩上的浪印往前走――希望就那么走下去，一直到永远……

四

1979年夏天，有一个消息使矫健变得紧张起来。地区话剧团要把一批包括他在内的人员精减到工厂去。这时，他已经6年没发铅字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文学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他正处在一种痛苦的蜕变中。局里网开一面，同意他参加当年的高考；如果考不上，就委屈他到烟台缝纫机厂当工人。

当命运之舟遭逢激流险滩时，矫健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知难而上，激流勇进。他找来几本高考复习资料，通宵达旦地背书；傍亮天时睡上两个多小时，然后揉揉惺忪的睡眼上考场去。一连几天都是那样。

看着他那副样子，我既佩服他那不屈不挠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又有点同情他。

事情的结局有惊无险，他被烟台师专录取了。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矫健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高兴得咧着大嘴哈哈大笑。他把脸一变，狠狠地跺着创作组的地板，愤怒地高叫道：“哼哼……有人想打倒我――我矫健是打不倒的！”

我在一边吓得不敢吱声。

五

矫健走了，办公室里显得空空荡荡的。

秋风凉了，人的心里也有些凄凉。我就骑上自行车，跑20多里路到师专去看他。他们班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矫健站在最后一个，仍然比他的同学们高出一个头还多。

我的突然而至，令矫健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说：“你的同学们比你小多了。”

他说：“是呀……跑操时老师喊：一二、一二，我就在心里喊：惭愧、惭愧！”

天快黑了，他拉我上了校外一个马车夫们经常光顾的小饭馆，一起品评壶中的日月。他说：“我以后要走学术道路了。眼下我正在写一篇论文――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我相信，凭他的聪明、才智，他想当大学教授或是文艺理论家都是可能的。

酒后，我骑着车子回市区。没有月亮，没有路灯，又是大下坡，我摇摇晃晃地一头栽到了路边的阳沟里，半天没爬起来。我大口大口地饮着西风，呜呜地哭了：哎哎，矫健再也不能回创作组了，我没有伴儿了。

六

在肖关鸿的鼓励、催促下，矫健在师专还没毕业就又写起了小说，1981年在文汇月刊发表短篇《农民老子》，并一举摘取山东省文学一等奖。 矫健出山了！

自从他搬到我家楼上，我可是耳闻目睹了他的“夜猫子”功夫。有时候，我和妻女正在做梦，楼上忽然响起了沉闷的“雷声”……哦，是矫健写完每天给自己规定的2000字，要洗脚上床了。

写长篇小说《河魂》时，他给自己规定的日产量是7000字。时值酷暑，他每天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挥汗如雨呀！可惜他的窗子面对南山，要是北向大海，说不定也会像福楼拜的窗口似的成为渔夫们眼里的灯塔。

天才呀，你的名字叫勤奋！

矫健的创作进入了他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小说写得也越来越耐看了。有的如一幅优美、舒展的水墨淡彩画（《雪夜》），有的如一幅巨浪滔天、人如沧海之一粟的凝重的油画（《预兆》）；有的借助“神”的力量，使忘恩负义的背叛者永世不得安宁（《无期徒刑》），有的借助“天”之手，对身上沾有鲜血的还乡团分子执行死刑……鼻子灵的人们从他的那一批作品中嗅到几分大师的气味了。

七

有一天，矫健到楼下来找我，说是他家厕所灯的拉线开关绳儿断了，让我帮他接上。

我说：“那很简单，你自己接上就行了。”

他连连摆手：“不行，那是另一种思维。”

我就上楼帮他把开关绳拴上了。

看着厕所里的电灯重新大放光彩，矫健的妻子彭雪行也笑得很灿烂，还直给我戴高帽儿：“矫健就会写小说，你是能文能武。”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没想到过了些日子，矫健又下楼找我，又让我上去帮他接厕所里的开关绳儿。

我不去。一个大作家怎么可能连这点小事儿都不会干呢？他是不是想让我当他的服务员？

直到3个多月之后，他的二连襟、我的老同学高忠民到我家玩儿，说起他刚才帮着矫健把厕所里电灯开关的线绳儿接上了。我大吃一惊！呵呵，由于我的“小心眼”，让大作家摸了3个月的黑。不好意思！

矫健呀，你大智若愚。

八

矫健听到这里眼睛忽然一亮，说：“嗯，这个故事好，能写篇小说――它表现了人们对过去一些美好情感的呼唤。”

父亲遇到的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以前还当笑话和许多人讲过，矫健一听却从中发现了它的“含金量”。后来，我以它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三轮车上》，经矫健推荐，于1983年6月在文汇月刊发表。

看来，有时候写不出作品不是没有“生活”，而是“提炼生活”的能力还不够。

我说：“矫健，往后我见了你得打敬礼，叫你老师了！”

他哈哈大笑：“折煞我也……”

九

1988年秋天，已是烟台文联副主席的矫健又做出了一个令常人不解的决定：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我不解地问他：“你想当红色资本家呀？”

他神秘地一笑：“嘿嘿……我想写一部社会主义的《子夜》。”

原来，这些年来对于文坛的吵吵嚷嚷，他早已心生厌倦，希望能够以“下海”的方式背对文坛，一跃冲入生活的浪涛中。如果说矫健1969年回乡当农民是被历史所裹挟，那么1988年下海经商则是他对命运的主动挑战。

是，几十年来，每一个专业作家都在努力地下乡、下厂体验生活；但生活的浮力很大，往往人下去了，却如把一个葫芦放到了井里，从上面看他在下面，从下面看他还浮在水面上。

像矫健这种破釜沉舟式的体验生活法，是需要担很大风险的，也只有矫健这种性格和素质的人才敢那么干。

矫健这一走就是8年。他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炒邮、炒股、开发房地产……饱尝人间冷暖，历尽商场凶险。在南方某地盖楼时，因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没能及时给工人发放工资，愤怒的民工们纠集起来，有的腰里还别着刀子，要找老板算账。矫健没有被吓跑，他一人硬着头皮走进被工人们包围的办公室，和工人代表谈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工人腰里的刀子最终没有拔出来，又去工地干活去了……

十

我和矫健先后都搬了家，后来我又调动了工作。在见不到矫健的日子里，我觉得生活中似乎少了一种雄壮、高昂的背景音乐，少了一层雄浑、高雅的底色。

1996年5月，我在作家报发表散文《寄矫健》，希望他能够脱离商海，回头上岸，回到文坛，回到烟台。再到烟台的海边走一走，烟台的海滨变得比以前漂亮多了。并且，烟台和矫家泊的水，一定比黄浦江的水甜！

让人惊喜的是，这篇文章矫健还真看到了，第二年他还真回来了，仍回创作室任专业作家。但他人仍然很少在烟台，常常躲在外面写书，写他“下海”这些年来接触的芸芸众生。这样，烟台哥们儿请他喝酒的机会少了，他写的书却多了。重返文坛以来，已然又出了六本书：《矫健中短篇小说集》、《红印花》、《金融街》、《换位游戏》、《楼王之谜》、《诡笑的稻草人》；还拍了三部电视连续剧。获奖亦很可观：三次省精品工程奖，一次泰山文学奖，两次中篇小说选刊奖，还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的优秀剧本奖……这些作品题材新颖，风格独特，对时代对人物的观察和描写深邃、老道，令读者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他进入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黄金季节。

矫健说：“生活在算总账的时候大体是公平的――得到的多，失去的也多；付出的多，得到的也多。”

十一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烟台市作家协会主席矫健从上海赶回烟台，筹备召开市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一个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小雪花的中午，我和他在一个叫“渔家妹子”的小饭店里见面了。曲指算来，我们已经有近10年没见面了。时间太残酷了！

矫健先签名送我两本他刚出版的书，然后扫我一眼，说：“你瘦了，也老了。”

我说：“你的身体还这么棒！”

他一摇头：“表面的，我有糖尿病、冠心病！”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声，就觉着捧在手中的两本书陡地变得沉重起来……呵呵，谁说小说是用墨水写成的？

我发现，我俩的酒量都大不如前了；但壶中的酒越喝越少，话却越说越多，越扯越远。说起这些年来的聚也依依散也依依，我甚至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晚上，我在灯下抚摩、阅读着矫健的两本厚厚的新书，忘记了上床。我决定明天上午给他发个短信：矫健，悠着点呀――文学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十二

我的短信终于没有发出，我怕矫健批评我，说我“对文学缺少宗教般的虔诚和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