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与追求

摘要 朱丝婷是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长篇小说《荆棘鸟》中的一位重要女性角色。她经历了行为的叛逆与内心潜在的脆弱之间的挣扎，进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成功的事业、平等和谐的爱情与婚姻，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成长与成熟的过程。

关键词：朱丝婷 《荆棘鸟》 叛逆 追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荆棘鸟》是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创作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长篇小说。一经发表，它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20世纪

八、九十年代更是风靡中国。在这部小说中，考琳・麦卡洛以其女性立场与视角，通过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以梅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克里利一家三代女人的人生与情感历程。朱丝婷是这个家族中第三代女性，也可以说是最成功、最幸运的一代。在一个男权社会中，为了不屈于附属地位，为了追求个人理想与幸福的实现，她不断努力与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斗争，与自己内心的父权制意识的残留斗争，寻求改变命运的契机，追求个性的独立与尊严，追求更向往的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

一 行为叛逆的“小魔女”

在传统的主流文学（即男权中心主义文学）中，“理想的女性”总是服从于她的“身份”――有生命的客体，而不是有独立思想的主体。她们体面地顺从、被动地接受社会传统使命。被看作“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和社会中的“他者”。在这样的文学和现实世界里，女人不过是“被限定的存在”，她“通过她的被动性布施了和平与和谐”。只要她拒绝扮演这个角色，就会被视为“祈祷的螳螂”和“吃人的人妖”，也就是下文中要提到的“魔女”形象。

朱丝婷――《荆棘鸟》中克里利家族的第三代女性，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魔女”。

从出生起，朱丝婷就是克里利家族中的一个另类。还在摇篮之中时，她似乎就不渴望别人，甚至母亲的拥抱和亲吻；她顽固地拒绝微笑或放声大笑；不喜欢一般女孩所喜欢的东西。她不接受爱也不渴望爱，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女孩的独立与冷傲。“她不平易近人，也不爱开玩笑；她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可悲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朱丝婷叛逆的行为表现越发突出了。她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她对于服饰的选择。当母亲说灰色的衣服与她的头发颜色比较相配时，她偏偏选橘色的。母亲梅吉希望朱丝婷长大学绘画，她却偏偏非要学表演，甚至在被英国伦敦的皇家艺术学校录取之后才告诉了母亲。

朱丝婷不服从社会角色的安排，不仅体现在她不安分于孩子的身份、女儿的身份，还体现在她对于宗教和婚姻的不屑与蔑视：首先，与弟弟戴恩的醉心于宗教正相反，朱丝婷是一个无神论者，她眼中的宗教是“一大堆骗人的东西”。她拒绝像其他人一样吻大主教的戒指：“吻戒指是不卫生的，我可不愿意吻”。其次，朱丝婷对于婚姻所持的是极其蔑视的态度。当被问及“你不想结婚吗？”，她不屑地说：“根本不可能！哭天抹泪，像叫花子似地度过我的一生吗？向某个连我一半都不如，却自以为不错的男人低眉俯首吗？哈，哈，哈，我才不干呢！”为了当一个好演员，她甚至随随便便就失去了传统女性视为生命的童贞。因为，在她看来，如果连男女之事都不知道，就无法成为一个好演员。

与世俗眼光中“天使”般的好女人相对，朱丝婷这个“小魔女”从不循规蹈矩地对待自己的命运，与男权社会所定义的理想女性相去甚远。她不服从被动的社会角色安排，她有主见，服从于自己的意念。如果说男权社会中的“理想女性”是有生命的客体，那么“小魔女”朱丝婷对于一些社会共识的蔑视以及一些独立自主思想的表达，则反映出她不仅是有生命的，而且还是有灵魂的主体。

二 内心脆弱的少女

女性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的自由不在于认同某种被男人制定的女性本质，而在于成为她“自身”。可是，她也承认，对于女性群体而言，自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女性的自由往往是有限的。她们不同于男人，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男人的附属，她们是男人的“他者”，是他人的“他者”。

朱丝婷在家人及周围的人看来，是那样一个叛逆、丝毫不受别人的羁绊的“小魔女”。然而，在朱丝婷叛逆行为的背后，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一个内心脆弱的小女人的形象，一个“他者”的形象。

朱丝婷的母亲梅吉在怀朱丝婷时，剧烈的妊娠反应使她痛苦不堪。因为不爱孩子的父亲，甚至有些憎恨那个男人，使她对这个孩子也有一种内心的抗拒。对于这个男人的女儿，母亲并没有倾注全身心的爱与母性，她只是被动地在尽一个女人的职责。在朱丝婷生活、长大的德罗海达，弟弟戴恩才是家人关注的焦点，而她不是母亲所需要的孩子，于是，她只能站在亲情的边缘。她敏感地觉察出了这些，所以疏远母亲，拒绝亲情。她逃避，是因为她怕受到伤害。在疏远母亲的同时，她把全部的热情和爱投注在弟弟戴恩的身上，仿佛是在与母亲争夺着戴恩的情感。

朱丝婷对婚姻的排斥，也是受母亲和外祖母的婚姻生活影响的。她不想让自己也在婚姻与爱情中受到伤害。在遇到成熟稳重的政治家雷恩之后，朱丝婷心理的脆弱更是显露出来。一个发誓说不会爱任何人、蔑视婚姻的人，竟然为了雷恩心动了。她的自尊使她不愿将友情转变为爱情。当雷恩向她表白时，她恐惧地逃离了，她怕雷恩所承诺的爱情最终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她不够自信能把握自己的爱情与婚姻。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妇女受压迫源于她的他者性质。妇女是他者，因为她不是男人。男人是自由的、自我决定的存在，他给自己的存在定义；而妇女是他者、对象，她作为对象的意义是被决定的。”朱丝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这样一个“他者”，憧憬着自由的人生，却又对无法掌控的现实战战兢兢。于是，她用极度的自尊与伪装出来的冷漠，来掩饰着自己那颗脆弱的、渴求爱情与亲情的心。

三 追求人生价值实现的职业女性

少女时代的叛逆与脆弱并没有使朱丝婷成为一个孤僻与自暴自弃的人。相反，朱丝婷成为一个对于事业有着明确期望值的人。她中学毕业就确定了自己的职业目标，那就是做一个在舞台上可以大声地哭和笑，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自我的演员。“除了舞台，我还能在什么地方放声大笑、喊叫和大哭呢？……我不想饿死在阁楼上，死后才名满天下。我想活着的时候就享有点小名气，经济上也宽裕。”尽管有母亲的反对，尽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过优越、清闲的生活，她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信念。为此，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远离舒适的家，住在简陋的公寓里，刻苦地背诵经典的著作；花了一年的时间，躲避阳光，以确保脸上的雀斑不会复发。她切身体验了她该做的或不该做的一切，以求获得更多的生活体验，做好一个演员。 朱丝婷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英国，她从一位“红发澳大利亚女演员”成为了演艺界炙手可热的“高贵的、漂亮的英国女演员”，成了伦敦演艺界一个颇有前途的演员。在当时，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尽管澳大利亚人也是从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移民过去的，但是，在《荆棘鸟》中的那个年代，他们在英国还是受到排斥和鄙视的。因而朱丝婷的成功，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丝婷的成功，不光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她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荆棘鸟》中朱丝婷成长的背景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这个时期，澳大利亚的农牧业开始衰败，而现代工业和城市的服务业开始蓬勃发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整个社会对全世界，包括澳大利亚的女性，有了更大的包容性，这也使朱丝婷有机会在大都市接受教育，有可能在喧嚣的城市，这个大的名利场中争得一席之地。

朱丝婷通过事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她的经历使我们看到了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

五、六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掀起了第二次高潮。女性在家庭、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她们获得了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的机会，不再只能以家庭为中心。她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从而比以往有了更大的实现自我的空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朱丝婷有了追求事业的宽松的外部环境。当然，这与她的成长家庭环境与成长经历也是有关系的。在德罗海达，她清楚地看到了外祖母和母亲所过的家庭主妇的生活，她也能够预见到，如果留在那儿，自己将来的生活轨迹也不外乎结婚、生子、一天到晚在一所房子里来回忙碌。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但是同时，她从外祖母的身上，从外祖母对于德罗海达的至高无上的管理地位上，也看到了女性的力量。于是，她想要看看外面的精彩的世界，做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下，朱丝婷终获成功。

四 实现爱情美满、婚姻幸福的女人

少女时代的朱丝婷对爱情与婚姻的蔑视，是源于她目睹了外祖母与母亲的不幸的婚姻。她从她们身上看到，在传统婚姻关系中，女性以压制自我、服从男性的掌控为最高道德原则，接受婚姻意味着放弃自我、失去自由。这正是朱丝婷这新一代女性所难以接受的。她不愿意自己的一生都依附在某个男人身上，不愿意为了爱情与婚姻而失去自己崇尚的独立、自由、尊严，做个可怜的寄生虫，一个“被限定的存在”。因此，朱丝婷最初是以对抗爱情与婚姻的方式来抗拒受制于男权主义的专制。“我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爱任何人！倘若你爱人们，他们就会使你痛苦之极。倘若你需要人们，他们也会使你痛苦之极。”

一切的改变从朱丝婷与雷恩的相遇开始。在与雷恩的交往过程中，雷恩对她的欣赏和尊重，使朱丝婷有了心动的感觉，她爱上了这个成熟稳重、充满魅力的年轻人。但是，当雷恩向她表白时，她又恐惧地逃离了。因为她想留住这个理解、尊重又欣赏她的男人，却又畏惧他给予的爱情与婚姻会束缚了她那颗追求自由的心。她不愿意因为爱情而失去自我与她热爱的演艺事业。她不要雷恩的娇惯与宠爱：“我完全有能力为自己思考，我不需要某个该死的男人告诉我，我想要什么，我什么时候得到它。”她宁愿自己行动，也不愿意别人吩咐自己做事。朱丝婷的自尊、倔强与独立，更让雷恩对她极为珍惜，心甘情愿地用七年的时光来等待朱丝婷爱上自己。

恋爱中的朱丝婷就像舒婷的《致橡树》中所写：“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与雷恩在心灵上相通，使朱丝婷接受了他。可是在与雷恩谈婚论嫁之时，朱丝婷也明确地表示，她不会为了婚姻与家庭而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坚决不做一个一天到晚只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而雷恩也表示，“我不会让你改变现在的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就连你脸上的一个雀斑或大脑里的一个细胞都不会变的。”

朱丝婷圆满的爱情结局使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女性只有保持经济与人格上的独立，在除了家庭之外的更多的地方实现了自我价值，才能取得女性抗争的胜利，才能获得平等受尊重的爱情地位，才能拥有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

朱丝婷克服内心的脆弱，冲破父权制社会的束缚，以坚毅的个性追求人格的独立，自由、平等的爱情与婚姻生活，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熟。通过这个女性形象，作者考琳・麦卡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楷模，使我们看到了女性解放的希望。

参考文献：

[2]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3] 方晓梅：《〈荆棘鸟〉中女性情感悲剧的启示》，《理论界》，2006年第11期。

[4] 胡传荣：《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的变迁》，上海外语出版社，2003年版。

[5] 考琳・麦卡洛，曾胡译：《荆棘鸟》，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6] 王玉梅：《反抗命运的交响曲――论〈荆棘鸟〉中的女性形象》，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7]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8] 余嘉：《追寻荆棘的女人――浅论〈荆棘鸟〉中的女性形象》，《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