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宝鸡民国初年匪患的历史再现

摘 要：一段尘封的历史，一部小说的解密，还原了当时匪患成灾的事实。作为文学的《匪首王海山》，有着这样的评价，即文本意义的长与短;叙事策略的长与短;审美性上的长与短;社会价值的长与短。一部有着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品。

关键词：历史小说 审美价值 社会价值

谭继芳先生，执教一生，在他七十二岁高龄之际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匪首王海山》（华夏出版社，2009），其执着于文学的精神令人钦佩。这不仅给他多姿多彩的教师生涯再添了一幅厚重的图画，更为宝鸡学界奉献了一株意味绵长的文学之花。

严格来讲，《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历史纪实小说，说的是民国初年宝鸡八鱼原姚家沟王海山从匪的故事。全书以王海山从匪后的一系列匪事活动为主线，以群匪盘踞地八鱼城堡为故事展开点，从陕甘两省民国政府、军队剿匪与匪患对决的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叙述了匪首王海山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威慑西府五县及宝鸡方圆七区三十多个村庄，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的行匪过程。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作为匪首的王海山，拥兵自重，武装匪兵编制四个营，总数竟达一千六百余人。小说描述他们对抗政府，抢劫财物，蹂躏妇女，绑票索金，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威胁善良农民为匪，甚至动用酷刑，以残酷的手段鱼肉乡里的历史史实。武装土匪们多年来流寇式的活动，所到之处百姓谈匪色变。1934年，在西府五县（宝鸡、凤翔、岐山、扶风、麟游）万民请命和呼吁下，陕西省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匪首王海山不仅扰乱西府五县不宁，还会直接威胁到省城西安，于是调集十七路军两个团和五县民团联合剿匪。民国二十三年，匪首王海山终于被军队和民团击毙，年三十二岁。这个横行陕甘两省作恶达七年的匪首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为完成这一宝鸡民国初年匪患历史的文学记录，谭继芳先生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从民间搜罗了关于王海山离奇的罪恶事实，其创作动力如他所言“责无旁贷地把民国初年百姓饱受土匪祸乱之苦的史料演变为小说，使读者看后自然痛恨万恶的旧社会，从而热爱新社会”（见前言）。作者所言朴素而又感动，一位老人的文学情怀和还原历史的可贵精神，不正是当下倡导正能量社会意识的彰显吗！作为从事文学批评的笔者，本着关注本地文学创作之责，就有必要对谭继芳先生的辛劳之作做如下评说和判断。

一、《匪首王海山》文本意义的长与短 《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典型的民间匪事小说文本，即宝鸡民国初年一部真实的匪事事象生活的记录。这类小说文本，从陕西文学创作的题材类向看，已形成了一组“秦地匪事文学”板块，如贾平凹匪事系列《白浪》《五魁》，孙见喜《山匪》《关中男人》《关中女人》《关中匪事》《双旗镇刀客》，以及红柯《西去的骑手》等等。谭继芳先生的《匪首王海山》无疑是近年来这种匪事小说的再一蝉联。有道是秦州自古帝王州，官匪兵家常争地。由此，《匪首王海山》在宝鸡文坛的问世，其地域故事凸显的现实意义、历史史实再现的价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匪首王海山》既然界定为历史小说，那么，从20世纪末文学史背景考察，这类小说又归属于“新历史小说”范畴。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作家二月河“清代帝王系列”小说引发至今，其创作依然沿着古代新历史小说、近代新历史小说两条线延展，其小说文本多被转换为影视文学而被搬上银幕，广为传播。由于这一小说叙事所带来的新视角、新故事、新框架、新人物、新结局，全然一个“新”字的表里，加之作家们新的历史观的深度介入，一时间新清官剧、新匪事剧、新公案剧等等热播连连，热评潮起。究其因，这类小说摒弃了前历史小说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作家们用文学重构历史的一种小说，即个体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描写主体也多样化、民间化，人物各异边缘化，反映了一个民间群类的社会世相。因此，这类新历史小说就具有耐读耐嚼的民间意味的情感魅力。《匪首王海山》就文本意义的简单界定，属于这类小说的范畴，若从“个体对历史的重新书写”这一文本意义的特质衡量，还差些火候，仍然局限在一个故事的叙述、一段史实的复现，缺少对这段历史、历史人物重新书写的力度。这即文本意义的长与短。

二、叙事策略的长与短 《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小说，是作者在对宝鸡民国初年王海山行匪事象调查研究后，以文学的方式、手段所转换的一部文学作品，这就涉及到一个文学的叙事策略问题。很明显，《匪首王海山》的成书，作者采用的是民间原生态写作策略。从人物、事件、环境、故事发生地等并未予以过多的典型化、概括化，或者提升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化层面，而是更多的以翔实、丰富的史料予以纪实性书写，体现了原生态叙事的最大真实化与写实性。这一坚持民间立场的写作策略，无疑给读者提供了民国初年横跨陕甘两省，祸及西府五县，令后辈世人震惊的当地匪患成灾的一幅活生生的历史图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特定时期匪事历史情境的生活还原，其创作意图显然达到了，作为特定时期一桩匪事的历史遗存，其史料价值也达到了。

但是，《匪首王海山》毕竟是小说文本，而非历史教科书。在作者运用原生态叙事策略的同时，应该隐含创作主体对描写对象所持有的一种倾向，即价值判断。所以，在叙事策略的背后，我们看到和感到的仅仅是匪事行径的平面化纪实，作者倾向较为模糊，价值判断也有些弱化，重新书写意味显然不够。文学需要对生活的重新书写，这也是当前文学创作中普遍所缺失的，而思想、精神、意义、价值往往被一堆故事所淹没。我们应该琢磨作家贾平凹的匪事小说，如对男匪们阳刚侠气的描写，对女匪们秀婉柔怀人性化的赞美，这样的描写意在改写和颠覆“匪”的旧有概念，其文本意义是重大的。从人类学视域看，所谓“匪”，虽是匪，但首先是人。既为人，也就免不了匪性与人性因素的诸多胶着胶拌。而事实上，往往匪的某些壮举使世人震撼、钦佩，人的一些卑琐倒使人叹失、灰丧，这在生活中是常有的事。所以，贾平凹笔下的五魁，《天下无贼》中的王薄、王丽，这些人物都是作家对历史重新书写的结果，对所谓“匪”“贼”重新认知的思考，因而使其作品的表现很有价值力度，以至成为匪事文学中的经典。《匪首王海山》，在叙事策略上之短也就在此处。这就是叙事策略的长与短。

三、审美性上的长与短 作为具有浓厚色彩的民

间叙事小说《匪首王海山》，因其文本性质而言，应有的审美性特征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因为美在民间，文学又必须是审美的。从这一层面看，《匪首王海山》有以下审美之长。如小说描写宝鸡民国初年社会环境的诸多笔墨，有着对那时那景那情的浮现回味;匪首王海山匪性匪行的还原描写，有着对一个已逝的、使当地人噩梦中恶魔的鞭笞意味;百姓面对匪患成灾的心理状态、生存环境的描写，有着世人往事联想的苦涩无奈以及对今日太平盛世的珍惜;对西府五县民事、民情、风俗、地域性的翔实勾画，有着引发人们对古今地域、人事、世风何以演变的遐想，等等，这些都增加了作品一定的审美之长和诱人的可读性。

但如上所谈，当将《匪首王海山》文本界定为作者以民间立场，采借民间原生态叙事策略完成的民间匪事这样一部小说时，它应有的更为饱满丰富的民间性、审美性之不足便暴露了出来，有一种意犹未尽的缺憾。也就是说，这种更大程度上的民间性的描写张力不足。如匪首王海山，注意了表面化的恶性恶德，即性恶的一面，对其人性的复杂性多维变数之深度挖掘不够;匪伙群体性情之多彩与多异描写缺乏个性。因为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恶从何来？恶之多维性、恶之渐变性又如何？描写不足。由此导致全书匪事淋漓，匪气充溢，而民众正气弱小，民间精神张扬不够。全书写了一个反抗者马鹏也去龙门寺隐身了。这一点完全可以做些文章。因为从我们这个民族的存在史看，古之浩然正气在民间，民间精神就是民族精神的寓居地，它不以政党的存在而存在。过去有个误说，共产党人代表民间精神。其实，共产党人的产生，只是把这种民间精神加以引导、集中、强化，使其更加科学化、先进化、明确化、目标化而已。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朴真理。所以，《匪首王海山》应该注意把握正气与匪气描写上的周全策略，使这样一部典型的民间匪事文本，更应该在民间性、故事性、人性、风俗性上有广阔的开拓空间。这就是审美性的长与短。

四、社会价值的长与短 一部文学作品其应有的

社会价值是必须和必然的。虽然古之以来的“文以载道”“诗言志”在时下似乎淡化，但是作家通过文字给世人提供有意味的思考，仍是文学创作的使命和要义。可以说，你几乎很难找出一部没有思考价值的作品，也就是说没有蕴含作家任何意味的作品。从这一层面说，《匪首王海山》社会价值是鲜明的。如对宝鸡民国初年乱世乱象、匪患暴行、政府腐败、民无宁日悲哀生存境况的真实记录，其历史警示作用，对宝鸡特定时期历史的认识作用，对世人的教科书作用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从宝鸡作家对创作题材的开拓，新的领域的涉猎，新的书写对象的探索上，的确提供了颇具新颖意义的一种文学品种，是独有贡献的。这是《匪首王海山》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之长。从另一方面说，所谓社会价值，重在作家于文本内里通过故事构架、人物描写、主体命意、字里书写的构思编排，流露出对所写特定历史时期民生、伦理、人性等社会性问题的哲学思考，而不是单纯叙述了一桩桩事件，描写了一个个事象的直观记载。特别是注重对人性复杂性、多维性、渐变性的深度挖掘。《匪首王海山》在这个问题上有明显短处，并且对王海山诸多艳情、艳事之笔墨嫌多，显得就有些浮泛了。

作 者：冯肖华，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学教学与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