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中的历史错位和人性错位

摘 要：毕飞宇的《平原》以独特的历史观和人性忧患意识深入到历史深处和人物的心里，通过对事件和具象人物的分析，揭示出了“文革”权力意志和政治高压下的历史错位和人性错位。在对二者双重书写的背后，作者表达了对“本真历史”的深度拷问以及对人之存在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平原》 历史观 权力意志 历史错位 人性错位

从《地球上的王家庄》到《玉米》，再到《平原》，毕飞宇一次次地将笔触伸入苏北平原一个最基层的村庄――王家庄。这是毕飞宇记忆中的故乡，或者可以说是他经验中的故乡。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不同人物在“文革”期间的经历，道出了乡村权力结构中丰富的人性变化，凸显了极“左”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特殊的乡村伦理体系。不过，相比于《地球上的王家庄》对苦难采取形而上的“轻逸”书写、《玉米》集中于对女性的“世俗化叙事”，《平原》则将视觉扩大到了生活在王家庄的世世代代的农民以及下放到此的知青，视野覆盖了王家庄所在的整个平原大地。于此，作者勾勒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沉重、窒息、逼仄的氛围，集中呈现了作者对上世纪70年代的记忆和经验。

《平原》书写对历史的记忆与经验，讲述特定历史背景下农民的生活与情感，这源于毕飞宇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在他看来，“历史”是人类生存不可逃避的渊薮，制约和决定着人类的现实和未来，它并非如常人想象中那样公正、客观与真实，而是可疑的，充满了主观性和意识形态性。正如吴义勤所说：“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与那种隐藏在‘历史’帷幕背后的‘本真历史’常常是错位的。而恰恰是这种‘错位’构成了‘历史’存在的本源与真相，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大悲剧与荒诞。”①在《平原》中作者并未尝试去解构历史，而是在对历史“真相”的叩问与探索中，去揭示并解读这段历史时期的历史错位与人性错位。

一、《平原》中的历史错位

《平原》所讲述的上世纪70年代这段历史，对作者而言是清晰而深刻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平原》是离我最近的一本书，它就是从我的现实人生里生长出来的，是我的胳膊，在最顶端，分出了五个岔。”②王家庄的农民、下乡知青、支部书记、对“地、富、反、坏、右”的批斗会、“给思想排地雷”……这些时代的光彩人物和标志性的事件共同构成了王家庄历史的主要内涵。“从一个时代不同的客观现状中重建时代精神，从这一时代的宗教直到它的衣装服饰。我们从客观事物的后面寻找整体性的东西，用这种时代精神去解释所有的事实。”③《平原》通过这种方式，揭示了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王家庄，政治权力的时代精神统领了这段历史，也统领了这个时代所有人物的命运。王家庄许多事件的发生、人物命运的变化，都与“权力”欲望的驱使相关。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一次次的阴谋、一次次的罪恶，构成了王家庄“历史”的主体与动力，而一个个的生命则成了“历史”的牺牲品，“历史”在此露出了它狰狞而血腥的本相。这种隐藏在“历史”帷幕背后的“本真历史”，不断冲击并改变着人们在时间长河里形成的“历史观”，从而形成了历史的错位。

“文革”时期的这段历史错位，通过《平原》中的典型人物得以体现。吴蔓玲是从南京来的知青，刚到王家庄就喊出一句口号，即著名的“两要两不要”：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她像男人一样拼命干活，像乡下人一样说土话甚至粗口，她成了王家庄的“亲闺女”。对党的忠诚、对政治的孜孜以求，使她成功地当上了王家庄的大队支部书记，在王家庄扎下了根。她始终感念公社革委会主任洪大炮对自己“前途无量”的肯定，甚至给自己的看家犬都起名为无量。吴蔓玲一心扑在政治工作上，开批斗会，扫盲搞教育，带领村民学习、劳动。她积极向高处发展，热衷于“与人斗”，从中感到“其乐无穷”，而且她总是胜利者。“铁姑娘”吴蔓玲坚持做到王家庄人公认的真理：一个人越是把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才越是说明这个人对工作的热爱。她的形象发生了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变化，“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在把自己改造成一名铮铮男将的同时，吴蔓玲也忽视了自己女性身体的存在。因此可以说，这种对政治的狂热追求和对自身作为女性存在的忽视，正是“文革”的历史错位在一位普通女性身上的具体表现。

这种历史的错位，在她阻挠混世魔王当兵的行为中更是有着透彻体现。混世魔王是同吴蔓玲一起来到王家庄的知青，“又积极，又肯干，性子也开朗”，劳动时“简直就是拼命”，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早点离开王家庄，通过当兵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而，吴蔓玲却以“祖国需要保卫，但更需要建设”的政治口号一次次地取消他的当兵资格。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混世魔王强奸了吴蔓玲并以此相威胁，凭借这种卑劣的手段走出了王家庄。吴蔓玲的结局令人同情，更令人反思。在吴蔓玲身上，可以看到“文革”背景下人物追逐权力而导致的悲剧，也可窥视到政治环境对人的生存与精神追求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历史错位误导了人们的认识，无限抬高了“政治”“集体”等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毕飞宇对于“文革”中的政治权力曾这样总结：“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作‘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④此处的这个“鬼”，正是一种历史的错位。

二、《平原》中的人性错位

在《平原》中，作者同时关注人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他透过个体的人心状态和生存状态来窥探历史的本真面貌。在王家庄，乡村社会的伦理体系与“文革”政治结合形成特殊的社会状态，钳制了生活在这里尤其是心怀希冀的乡村青年人的自然人性发展，吞噬并腐化着人物的美好人性，形成了最终的异化与扭曲。这种人性的扭曲与人天生对美好人性的追求相异，也是特定历史意志下的人性错位表现。

“王家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痴迷胜利、最渴望胜利的地方了。王家庄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没有胜利。胜利是王家庄的命根子。”政治运动渗透于乡村的一切活动，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意识。生活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人人都处于精神被压抑、身体被规约的状态。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主人公端方。他身上几乎聚集了那个时代所有渴求理想却又无力实现的青年最为刻骨的伤痛。年轻的端方有着青春的理想，不断寻找自我命运的突围方式，然而在“文革”的背景下，“命运不是别的，命运就是别人”。王家庄的现实伦理，不可能为他提供一种正常合理的发展通道。各种禁锢的伦理体系、逼仄压抑的乡村环境，冲击着端方最本真的人性，形成了诸多错位。在这之后，端方以“破坏”的方式生活在王家庄，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打造自己的身体，更以残酷的手段征服他人，用拳头和心计在青年中建立了自己的首领地位。

如在处理大棒子溺水事件时，他忍受佩全的拳打脚踢，“脸上和胸前都红成了一片，血淋淋的，一张脸也变形了”。而当弟弟网子遭遇黑手之后，他又用行动让王家庄人知道，“惹到他端方的头上，究竟能落到什么好”，找到佩全用膝盖出其不意“十分凶猛”地将其击倒在地，因此震慑了佩全的“死党”，平息了事端;为了守护自己与三丫的恋情，以“三丫我睡过了，再到王家庄来让你的眼珠子漏血”的狠话，阻止了三丫母亲安排的求婚者;与高家庄青年的群殴事件中，端方在幕后用“智”和“奇”，“调动了一切，控制了一切，指挥了一切。不用一刀，不用一棍，不用一脚，不用一拳”，完成了对高家庄青年的惩治，从而在王家庄青年中建立了“善于战斗”的智勇形象，并依靠“政变”的方式取代佩全而成为了王家庄青年的首领。可以说，在端方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晦暗、自私和暴烈，以及带有青春苦闷无处发泄的痛苦与冲撞，还有对理想的渴求而又无力实现后的自我撕裂。而这一切都是“文革”时代政治在端方身上的具象化隐喻，它深刻揭示出“文革”的身体专政从而制造精神阉割的本质。

可以说，历史与人性构成了《平原》这部小说的所有内涵。毕飞宇在历史的回望中观照人性，在人性的解读中拷问历史，他执着于探索人性的变化，不断叩问历史的真相，揭示出了乡村社会伦理体系与政治专权结合后的历史错位和人性错位。这两种错位，不仅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也钳制和扭曲了人性，使其成为特定历史下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

① 吴义勤：《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② 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封底。

④ 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小说月报》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