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陨于文化冲突夹缝的雏菊

摘 要：亨利・詹姆斯善于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国际主题小说。黛茜・米勒是他笔下遭遇欧美文化背景与观念冲突打击的旅欧美国人代表。通过分析黛茜悲剧的文化寓意，深刻地解读了这位在世界文学人物长廊中保持清新美丽的形象，并提出对现实社会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文化碰撞和冲突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黛茜・米勒；文化冲突；悲剧；形象

19世纪旅欧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的中篇小说《黛茜・米勒》（1879年）讲述了美国姑娘黛茜・密勒在欧洲游历期间，由于热情开放的性格受到误解和排斥、攻击而最终客死他乡的遭遇。小说将天真浪漫、坦诚开放的美国人与恪守陈规、世故狡黠的欧洲人与欧化美国人进行比较，以黛茜为美国文化代表，以温特伯恩等人为欧洲及欧化观念的代表，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新生独立的美国和旧大陆之间道德文化观念的冲突，让我们在社会现实面前思考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碰撞、冲突所选择的“行为模式：兼容或拒绝”。（陈亦燕，40）

作品的主人公名叫黛茜，英文为Daisy，意为雏菊，一种美丽而清新的花朵。在詹姆斯的笔下，这个人物就像她名字的含义那样，在十九世纪的时代，出自天真浪漫、热情奔放美国背景的她，却因循规蹈矩、刻板迂腐的欧洲传统观念的挤压而脆弱易摧，但是这一朵令人叹息不已的雏菊仍以卓尔不群的姿态，依旧在世界文学人物长廊中保持清新美丽的形象。

一、浪漫奔放遭遇谨慎狡黠的质疑

黛茜来自美国，一个于1776年以《独立宣言》的颁布、脱离大英帝国统治而诞生的年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移民之国，来自包括欧洲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迁徙者带来了起源国的社会与文化风俗习惯，使多而杂的观念共存于这片新大陆，且个性差异非常突出。再有，从美国的西部开发史以来，美国人就由频繁的迁移而习惯处于“流动”状态，在人生旅途中扩大眼界，知多识广。久而久之，美国人形成对异质文化和不同评议持容忍和接受态度的文化习俗以及开放性容纳他人性情的观念。

小说的叙述者温特伯恩，一个长期生活在瑞士的美国单身男子，从小到大在加尔文主义思想的中心城市日内瓦受教育，在那里形成了循规蹈矩的性格。作者借他及其他人物的耳目，从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黛茜身上看到了信奉平等自由的美国人相对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欧洲大陆的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个性。作为一位年轻的未婚女性，黛茜在欧洲旅游行程中表现出的浪漫奔放个性却受到崇尚欧洲文化并已置身其中已久的美国同胞的误解和质疑。

温特伯恩在瑞士的韦维镇初见从纽约来欧洲旅游的黛茜时，发现并赞叹她漂亮而优雅的面貌，所以，即便他“完全意识到，在日内瓦，除了在某些罕见的场合下，一个青年男子是不能随便和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年轻小姐说话的”（亨利・詹姆斯，6），然而，她不仅貌美，而且与他交谈时没有像在欧洲的女孩那么拘束害羞，反而是姿态优雅、谈吐自然、率真坦白地长篇漫谈，令温特伯恩既着迷又疑惑。于是，深谙欧洲世俗的他摆脱了道德伦理常规带来的窘迫，首先把黛茜定位为一个天真无邪、“美丽、轻佻的美国姑娘”（亨利・詹姆斯，12），然后就通过利用对方浪漫奔放的积极性而让自己放心地处于进退自如的主动地位，顺势发展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于是就有了接下来黛茜单独与刚认识的温特伯恩出游，以及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等举动，均引发了欧洲人与欧化美国人对她的误解和反感。

二、真挚而含蓄的雏菊爱情花语与固守陈规的误判

黛茜这个名字的英文是Daisy（雏菊），其花语为“深藏在心底的爱”，出自罗马神话：森林精灵维利吉斯和恋人正在开开心心地玩耍时，却被果树园的神发现并被追赶，匆忙躲藏中变成了不起眼的雏菊。所以在西方文化里，传统而含蓄的妙龄女孩常常用雏菊占卜自己的爱情。她们在碰到意中人时把雏菊的花瓣一片一片剥下来，而每剥下一片，就在心中默念：爱我？不爱我？直剥到最后一片花瓣，就可判断他的心意。

黛茜喜爱社交，在与人交际往来中总是表现积极活跃，个性天真浪漫、热情奔放，待人率真坦诚，言辞毫无保留、躲闪。然而，当这个单纯的女孩开始追求真挚爱情时，就表现出雏菊那真挚而含蓄、庄重而虔诚的品质。

当她第一次见到温特伯恩时就有了好感，且用率真的方式，以俏皮话为掩饰表达了她有想亲近他的想法。黛茜在受劝阻不能在夜里与男性划船出游时，对她的“美丽、轻佻的美国女孩”定位已经胸有成竹的温特伯恩给她鼓励：“你要不去，我自己可要提抗议了，”黛茜高兴了，她说：“我就喜欢这样――提点抗议！”然后提出“明天见，”“我希望你感到失望，或者生了气，或者什么别的！”（亨利・詹姆斯，29）她对温特伯恩是真诚地接受，因此用玩笑的话道出心中对对方的期待。

然而，这朵雏菊含蓄而真挚的情意在固守陈规的传统观念面前却是那么忽冷忽热、不可捉摸。虽然温特伯恩对她的收敛感到迷惑，但是因为受到黛茜真心的雏菊花语中“深藏在心底的爱”的鼓励，反而在心中为黛茜立下比原先更进一步的定位：“他得出的唯一非常肯定的结论是：他将非常喜欢和她一块儿‘远走’某处。”（亨利・詹姆斯，30）

两天之后，他俩单独远游锡庸。对于黛茜，她与任何人的交往都是光明正大大的，何况温特伯恩还是她仰慕的欧化同胞呢，因此，她把这份情谊大方、自然地暴露在公众眼中：约见于人来人往的旅馆大厅，选择搭乘露天的、透气又扎群的汽艇，正派而舒心地来享受有他陪伴的、清爽又热闹的旅程。而受传统思想影响的温特伯恩却是另一种心思：他不会挑人多的地方与她见面的，他想坐封闭的马车去，这些念头都来源于他的“存心不良！”（亨利・詹姆斯，19）黛茜以优雅的着装、轻快的步子向他表示亲切的欢迎时，他却在迂腐地幻想：“他感到仿佛一桩风流韵事正在进行中。他甚至以为即将和她私奔。”（亨利・詹姆斯，30）对温特伯恩来说“他们的小小旅行颇像是一个越轨行动――一种冒险行为――虽然应该考虑到她习惯于放任自由，他还是希望会有和他同样的看法。”（亨利・詹姆斯，30）但是，让他失望的是，黛茜在旅途中很坦然，一直兴奋地、喋喋不休地说笑，毫无顾虑地尽情享受美好时光，还通过指出他的严肃，委婉地提醒他来感受她的快乐，其实这也是她因为喜爱温特伯恩的陪伴而内心激动的外显，而对方却从传统陈规的角度“承认她‘粗俗’”（亨利・詹姆斯，31）。 在锡庸古堡里，黛茜并不太注意景物，而是把关注点全放在温特伯恩个人情况身上。她已经爱上他。但没有明说。还跟他吃起别人的醋了。而把她当作一个美丽而轻佻的女伴的对方却感到莫名其妙，并觉得她粗鲁。

之后，在他们约定冬天时见面的欧洲古文明中心之一的罗马，温特伯恩受风言风语的影响而取消了对黛茜的拜访，而她因爱未果而反道行之，故意更加随性地、我行我素地违反传统社交规则，以抗议心中爱人的的冷淡和愤怒。

就这样，这朵正在期待爱情的雏菊从此以后就在来自传统陈旧观念对她的误判中一层一层地挣扎着剥下别人眼里的反常表白。

三、坚守纯真的雏菊不敌传统强势的风寒热病

美国虽然已经从政治、经济、疆域等方面脱离了欧洲的英国，但在宗教文化意识方面与旧大陆脱不了联系，其文化心理层面倾向于追寻处在欧洲大陆的文明根基。小说中的黛茜就是一个代表。

一方面，她对欧洲和欧洲人充满了敬重和崇拜之情。她一开始就对欧洲和欧洲人持完全容纳的态度。在韦维时，她对接纳外地人来崇拜欧洲文明的所有旅馆都满意，慢慢地适应就没有什么挑剔。还谈起碰到的英国小姐等等，说得津津有味，表达荣幸之情。而且她很乐意地去亲近欧洲人和欧化美国人，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接纳。

但另一方面，黛茜性格中彰显出美国新兴资产阶级那种由开拓边疆精神衍生的自由、民主的个性和自尊。因此，当她不顾及欧洲森严的道德礼仪规约，而坚持自我时，就会与周围遵循陈规的人发生冲突。在罗马的社交界，黛茜仍旧由着自己活泼开朗、毫无忌讳的性情结交伙伴，于是就被指责成“那位年轻小姐和几个第三流的意大利人也很亲密，他和她们热烈往返，已经引起许多议论”（亨利・詹姆斯，35）。她的行为触怒了以温特伯恩的姑母考斯泰洛太太、朋友沃格太太为代表的严格遵循传统道德礼仪的传统强势力量。前者一开始就冷淡地表示不满，而后者起初用的是怀柔收编的做法，包括表示同意黛茜带“第三流”密友乔万尼利先生参加她家的晚会、得知黛茜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两位男士逛街就赶去劝阻，欲充当女保护人、陪伴人去“营救”“大逆不道”的黛茜。当黛茜执意维护自己的个性和对同伴的尊重时，沃格太太便硬起了心肠，面对黛茜的礼节性告别打招呼，“她朝着米勒小姐立刻转过背去，让她自己设法体面地离去。”（亨利・詹姆斯，57）。

在她最喜欢亲近的罗马社交界，黛茜倍受来自考斯泰洛太太傲慢的冷淡和沃克太太虚伪而冷酷的联合打击，希望温特伯恩能助她一臂，而谨慎的后者始终保持观察者角色，拿不出她所需的关爱，而反复提出粗鲁的“劝告”。这几股强大的传统势力让失落了爱情的黛茜处于孤立的地位，于是她愤然用名誉和生命来做出抵抗。她不屑于传统道德舆论，不畏深夜里古罗马广场上瘴疠之气的侵袭，结果染上了罗马瘟疫而发高烧，就像一朵娇小玲珑的雏菊，遭受恶寒后被热浪熏死了。而潜在的杀手竟然是她所崇尚的欧陆文明传统陈规。

四、结语

由于美国与欧陆道德观念的差异与冲突，黛茜的文化寻根之旅和爱情追求被欧洲文明传统积习的联合强势所击溃。然而，正如作者把黛茜的形象放在遍布废墟和古迹的欧陆背景，来象征这位如同罗马神话里甜美可爱的森林“金发女孩”的到来，给古老的文明古城带来了清新和美丽，以及温特伯恩在黛茜的墓地发现盛开的雏菊的手笔，我们可以随作者一起来思索：代表着新大陆的黛茜身上不灭的自由精神，就像漫山遍野美丽清新的雏菊，“将进一步渗透到旧大陆的古老文化之中，原本相抵触的两种道德可望在沟通理解的基础上趋于融合。”（吴彩亚，14）

参考文献：

[2]亨利・詹姆斯.黛茜・密勒（亨利・詹姆斯中篇小说选）[M].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3]吴彩亚.清新而执著的雏菊――论《黛西・米勒》中的黛西形象[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

（6）：11-14.

基金项目：该文为广西教育厅201106LX689号课题《中西方文学女性形象与社会隐喻意义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