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小说中城市“边缘化”人物剖析

摘 要：2003年以来的中长篇小说，逐渐出现一系列以书写乡下人进城生存景象的作品，竭力表现了这些处于城乡“边缘人”由乡入城之路的艰难和内心的挣扎、矛盾以及他们走进城市之后的生存的窘迫情境，再现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和社会矛盾，蕴含着作家对当代“边缘人”生存状态的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城乡 边缘化 生存状态 思索

在以往的乡土文学领域中，城市始终是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被叙述的。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生活于乡土中国的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约而同地背离乡土，踏进了陌生的城市。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为了要进入城市生活或者成为城里人不惜一切代价为之努力，这些被称为“城市边缘人”的群体在实现自己城市梦的过程中都遭遇了不同的身体或精神的创伤，展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困难境遇和他们身心遭受的巨大摧残。

一、异化的城市“边缘人”――生存困难

生存问题为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人偶然地被抛到这个世界来，注定了要被动地承受来自各方的挤压，生存不易，尤其是对于走出家门向城市进军的人们而言，艰难的生活无一不充满尖锐的、复杂的矛盾。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通过对一群从农村跋涉至城市并挣扎在城市边缘的底层民工生存苦难的叙写，揭露了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现状以及城市对民工的淡漠、挤压、排斥和欺骗，从而使得这些原本善良、淳朴的乡村人不得已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逐渐丧失人性，最终被城市所吞噬。

作者在扉页中写道：“这是一个反映‘我们的最贫弱的兄弟姐妹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国瑞，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村青年，中学毕业后同千百万农民一样怀着最朴素的理想进城打工，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来改变贫穷的生活。他先后在化工厂干过污水处理，在饭店做过杂活，在建筑队当过小工，在搬家公司从事搬运等又苦又累的活。只要是能够赚钱让日子好起来，国瑞都能吃得下苦，从不怕累。后来，国瑞因自己长相英俊经吴姐介绍到紫石苑别墅为阔太太当“管家”，从此便预示着即将陷入城市背后深不可测的漩涡之中。正如国瑞自己心里说的，那里“与自己原本的那个世界相隔十分遥远，近乎阴阳两界”。在紫石苑别墅，国瑞名义上说是做“管家”，实则是充当“鸭子”角色。正当他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时，又被玉姐的丈夫三阿哥利用，当上了国隆公司的总经理，最后稀里糊涂落入骗子设计好的“融资”陷阱而锒铛入狱，成为一只“替罪羊”被送上刑场。

与国瑞一样，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这些民工们就像泥鳅一样，费劲心思想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栖息地，然而这个历程却始终满布荆棘。等待他们的不是被城市吞没，就是回到乡村中来。

李佩甫的《城的灯》中主人公冯家昌为了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他可以做出一切他能做到的事情。在本该无忧无虑童年的岁月里，冯家昌却承受了太多不该他这个孩子承受的苦难。乡邻的鄙视，同伴的欺凌，生存的困境等，都使冯家昌的这段童年充满了屈辱与艰辛。但也正是这些使他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那些刻骨铭心的“痛”的体验也成了他后来人格扭曲、人性泯灭的直接动因。读书时没有鞋子穿，他就在脚上扎蒺藜，练就了一副铁脚板，被同学们称为“赤脚大仙”。当兵后，他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去写黑板报，拉练时身上背九条步枪;当了秘书后，他成年累月地坚持打扫机关公厕，赢得了大家的好感;甘心情愿陪伴被贬的廖副参谋长，费尽心机讨其欢心……为了进入城市，他在众人的谩骂中做出了遭人鄙视的选择――抛弃了那个他曾发誓深爱的女子刘汉香。

二、异化的城市“边缘人”―― 社会规则的压迫

人类自诞生起就以群居方式存在，那么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建立一套体系规则去约束个体成员的行为，协调个体成员间的关系，以保证社会内部的平衡。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种种规则的制约。

六六的作品《蜗居》里描写了郭海萍、郭海藻姐妹二人在大都市打拼的艰难历程。小说一开始就呈现了海萍极其拮据的生活状况，这其中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买不起房，但海萍一心要扎根大城市。如果说海萍是极大的自尊心使得她在城市尽力维护日常的生活，那么海藻却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种种诱惑下迷失了自我。海藻由开始单纯的女孩到最后甘心情愿做以前自己所不齿的“小三”，这不得不说社会风气、社会环境对她造成了太多的影响。海藻的姐夫苏淳曾说：“现在的社会风潮笑贫不笑娼，像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1}这不得不说明海藻们之所以会出现，除了个人因素外，社会因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物价飞涨、房价飙升、贪污腐败、权利关系横行、利益至上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海藻的蜕变也有一些无奈与被迫。

可以想象，倘若宋思明没有市长秘书这一身份，没有呼风唤雨的权利，没有大量的金钱可以让海藻所面临的问题迎刃而解，那么海藻是否还会背叛小贝，甘心做“小三”？其实，一开始每个人都是有棱有角的，但是在与社会接触过程中惨遭打击和排斥后，人往往才会意识到社会的可怕的威力。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钱寸步难行，为了生存发展，海藻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来迎合社会群体的赞同与认可，以确保自己与社会潜规则保持平衡。这也意味着她丧失了原则，个性，人格。

三、异化的城市“边缘人”――精神贫瘠

《城的灯》中的冯家昌不仅仅在生存层面上面临窘迫的困境，在他成功地扎根城市后，内心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渴求，希望这个城市能真正地接受他，真正成为这个城市中的一员，而非外来者。这种思想在文本中多处可以看出。文中当兄弟几人来到城市里寻找哥哥的时候，冯家昌带他们在餐馆里吃饭，“老五快快扒光了一碗，四下看了看，说‘哥，有馍吗？’哥瞥了老五一眼，朝着服务员说：‘再来四碗米饭’……”{2}一个穷人的孩子的极大的虚荣心！冯家昌似乎竭力想要撕掉贴在身上的“农村人”的标签，处处要与城市人持平、一致，与城市的种种规矩习惯吻合，竭力想与之融为一体。这也是内心渴望在精神上被城市真正接纳的表现。越是如此，冯家昌就与真我的距离越来越远。 冯家昌一直渴望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内心上真正被城市接受，但即便冯家昌一直小心翼翼地恭维着城市人，事实却不容乐观。文中写到冯家昌在家里的状况：“躺在床上的时候，冯家昌浑身像是瘫了似的，觉得很累很累！他本想长长地叹一口气，松了那绷得太紧的神经，可他又怕李冬冬看出什么来，就硬是把那口气憋回去了。本来，家是可以喘气的地方，可哪里是你的家？”{3}对于一个乡下人来说，他内心承受了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精神折磨和痛苦。越是这种永远无法磨灭的低人一等的感受、生活，越能够激发冯家昌奋发向上的斗志，也即是一定要摆脱农村生活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的巨大勇气和信念。

孙惠芬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中林小青这一形象是作为一个乡下医生的角色出现的，但她一出场就显示出与乡下人截然不同的处事风格和特立独行的性格特征，她极度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并为此赴汤蹈火，出卖色相，讨好校长，希望借此方式留在城市里。作为村支书的女儿，按理来说她的家庭条件在同村中是算上等了。所以，对她而言，进入城市已不再是为了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只是为了满足她内心那种对城市人的近乎痴狂的崇拜。在她看来，城市人始终高人一等，与乡下人粗俗的行为相比，城市人的一举一动都是美的。

为了成为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高高在上”的人，林小青在卫校上学时就不惜牺牲自我，委身于年老的校长，当她发觉校长无法将她留在城市里时，她毅然马上离开了他，转而寻找另一个能满足她需要的人。她将自己比作天生龙飞凤舞的狂草，不拘泥于形式、规则、条条框框，完全依照自己自由不羁的性格去生活。这也是她对现实生活不满的反抗，精神上的渴求无法得到满足导致的状况。

文章写到小青在乡卫生所工作时，“对打发乡村日子有着充分的准备，比如绝不与家庭妇女同流合污，绝不在乡村找对象结婚。可是当那一片片从山地里、野地里延伸过来的漫长、孤寂的时光袭扰而来时，小青心底便不时涌出烦躁、烦闷。这烦躁和烦闷是不期而至的，是她在县城里用想象的触须抓摸不到的。……而在乡下想城市，就像一个做了好梦的人醒来之后意识到梦的美妙，想重新续上却怎么也无法再续，到后来竟连好梦是什么样子都难再追忆。”{4}林小青为了自己的城市梦，渴望得到又得不到，变得内心极度畸形，可怕。当她得知嫂子与买子的恋情时，她怒火中烧，眼里容不下别人的幸福，自己得不到幸福也就要让别人痛苦。她勾引买子，陷害嫂子，使得嫂子身败名裂。她与买子明明没有感情，却偏要嫁给买子，玩弄甚至报复买子，置嫂子于不顾。这种心理的变态正是由于她内心对城市生活向往而不得的苦闷造成的。可见，利益的驱动力是多么可怕。

即便在农村生活的日子，林小青时时刻刻以城市人的规格要求自己。农村医生潘秀英为孕妇接生喝鸡蛋茶，收钱，小青却竭尽全力区别自己与乡村女人的不同，在她和乡村之间制造尽可能大的距离，她不喝鸡蛋茶，不收接生钱，力图与乡下人热衷的小恩小惠脱离干系，利索地忙完后立马走人，足显她神气十足，高人一等、洋洋自得的样子。小青去镇上买菜准备改善生活，“小青从包里抽出十块钱扔到摊上，而后拎起肉袋。这种花钱方式小青十分得意，即使有一毛钱，她也愿意板板正正从包里抽出来，是抽，而不是团成一团往外点……”{5}孔乙己当年不也是以这种神气十足，洋洋自得的花钱方式来自居吗？时代变了，但是人内心对虚荣的渴求丝毫未变。文章结尾写林小青最终还是离开了农村到城市去，她认为，出去干吃苦遭罪是奔着目标，她的前途是不同于乡下女人的另一种生活――城市生活。

在城市化进程中，这些“边缘人”的身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他们在城乡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城市化进程质量不高所致。虽然城市化是要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又不仅是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通过城市化一步步发展，进城的农民，不仅当做外来的劳动力，而且要当做城市居民、城市的主人，并逐步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然而，由于城市化进程存在种种问题，这些所谓“边缘人” 的利益远远没有得到保障。

另外，面对世俗生活中的诱惑，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信仰逐渐陨灭，理性越来越清晰”，对金钱、地位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迷失在城市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上再丰富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很危险的。另外，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没有强大的价值观的支撑也是难以攻克难关的。试想一下，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和地位，或者碌碌无为，无所追求，怎么会有强大的战斗力去进行城市化建设呢？那么对于那些希望在城市化进程中谋求发展的人们，又该到哪里寻找到一席之地呢？

因此，这些“边缘人”的归宿终归是“在路上”。“在路上”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变数，富有流动性。他们既非地道的城市人，但又不属于乡村，而是处于城乡之间的交汇处，地位异常特殊又充满矛盾、尴尬。“在路上”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对现在的不满和对未来的追求，也意味着行为主体心理的不满足。无论这些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是出于什么原因走进了现在这般生存状态，都能引发人们深刻的思索。这些人不甘心命运的安排，奋力挣扎，然而在征服现实中一步步被现实的残酷所击败进而踏上一条荆棘丛生的不归路。这些人的明天会是怎么样，我们亦不得而知。

{2}{3} 李佩甫：《城的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第273页。

{4}{5} 孙惠芬：《歇马山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