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对《史记》刺讥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摘 要：《史记》以高超的刺讥艺术，将司马迁的人格和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以委婉曲折、丰富多变的刺讥手法展现出来，成为讽刺艺术运用的里程碑和史传文学的典范。中国小说直接孕育于史传文学，司马迁这种实录精神和刺讥手法对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刺讥艺术，既是对《史记》高超的刺讥手法的继承，也是对《史记》高超的刺讥手法的发展。

关键词：《儒林外史》 《史记》 刺讥艺术

《史记》以深刻的实录精神与高超的刺讥手法登上了“讽刺技术的峰巅”①。顾炎武曾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刺，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②这种卓越刺讥艺术多为后代小说所沿用，清代杰出讽世小说《儒林外史》便继承了司马迁“微言刺讥”的艺术传统，以“戚而能谐，婉而多讽”③的艺术风格，于嬉笑怒骂间描绘了一幅具有明清时代特色的知识分子群像，成为继《史记》之后我国封建社会刺讥文学的又一集大成者。

吴敬梓受《史记》影响之深的原因与其高门望族的出身有直接关系。他的曾祖吴国对和叔曾祖吴国龙曾担任皇帝的近臣和言官，替朝廷担任拾遗补阙、向君主进谏等重任，并撰有《吴给谏奏稿》八卷。他的堂兄吴檠在《为敬轩三十初度作》中，曾说他：“何物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④其堂表兄金榘在《次半园（吴檠）韵为敏轩三十初度同仲弟两铭作》中也说：“贝尔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秘函，不随群儿作嬉戏，屏居一室同僧庵。”⑤青年时期的苦读使吴敬梓积淀了一定的史学功底。他在《文木山房诗说》中对《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出的“四始”之说的传统信条提出质疑就是见证。另外，平步青的《霞外■屑》中也提及吴敬梓“《史汉纪疑》未成书”⑥，可见吴敬梓是认真研读过《史记》的。他的扬州诗《赠杨督府江亭》中云“廉颇犹健饭”，就化用了《史记》中廉颇渴望再次被征召的典故，而《水龙吟》《岁暮返金陵留别江宾谷》二首也是因《史记》中司马相如患病一事而引发的感慨。可见吴敬梓“家世盛华缨”般的书香门第和父辈的“史家”素养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其能够专心读书、钻研经史，这种“穿穴文史”的积累为他创作《儒林外史》奠定了基础。

吴敬梓和司马迁虽处不同时代，但是他也同司马迁一样对与他同时代的文人阶层进行了沉痛而又不失机智的刺讥，并浸透到整个统治阶层。司马迁著述《史记》是在“草创未就”却因替李陵直言辩解而遭腐刑之际。这种痛苦使他体味到人主的喜怒无常、封建制社会的世态炎凉，故司马迁发愤著书。《史记》锋芒所至，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凡夫俗子，既有对人物的褒贬，也述往事，思来者，使各种歪风邪气无处遁形。而吴敬梓自祖产被夺后，家道中落，功名进取之路又屡遭挫折，生活境地的波动使得他的眼光更敏锐，思想更深刻。他的《儒林外史》讽刺寡廉鲜耻、贿赂公行的黑暗官场，抨击热衷功名富贵而又迂腐透顶、四体不勤的儒生和一些装腔作势的假道学、伪名士，以他辛辣讽刺的笔触将那个丑陋的时代描写得纤毫毕现。《史记》作为一部恢弘的史学著作，深刻地记录下历史的真实，而《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冷静地反映出生活的真实，二者都具有严肃的刺讥理念，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秉笔直书式的公心讽世 《史记》以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而著称。扬雄曾指出：“太史迁，曰实录。”班固也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⑦《儒林外史》汲取了这种实录精神，衍变为“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严肃的讽刺理念。鲁迅也曾言其“实录”，他评《官场现形记》时说：“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⑧在《史记》中，刺讥是作为实录的一种表现方式。司马迁对帝王的荒淫残暴，将相的相互倾轧都予以揭露和嘲讽，但皆出于公心。如《淮阴侯列传》中，尽管司马迁对韩信报以同情和惋惜，但是他不为贤者讳，对其谋反关中并不加掩饰。这种秉笔实录的刺讥理念影响到了吴敬梓，使得《儒林外史》“深于《史记》笔法”。此书名为“外史”，是表示不居 “正史”之列，可以看出吴敬梓具有一种古代史家的严肃现实主义的公心讽世态度。他将这种刺讥理念融入《儒林外史》的创作当中。如小说多次提到虞博士的乐善好施，表明作者极为赞赏他的仁厚宽恕，但又多处刻画虞博士纵容他人，近乎是非不分的滥好人形象。吴敬梓对虞博士这种仁厚之士刻画得瑕瑜互见，使其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出作者“爱而知其丑”的公心讽世的讽刺理念。

其二，微言刺讥式的婉而多讽。司马迁推崇《春秋》的微言大义，他曾说：“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⑨，这种论断表明了《史记》中必然蕴含着对历代人物的褒贬及其所架构的理想的政治体系和道德风范，使其形成了既有讽刺意味，又具含蓄委婉的特点。《儒林外史》对《史记》的继承形成了讽刺理念的共振。吴敬梓在对《儒林外史》写作时，“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⑩。他借庄征君这一形象对科举制度的黑暗进行了讽刺批判。书中叙述庄征君正要启奏天子时，忽然“头顶心里一点疼痛，着实难忍”，无法启奏下去。回去后，“除下头巾，见里面一个蝎子，庄征君笑道：‘臧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11}这正说明了他本可以大用，但因有小人进谗，所以被黜。作者笔触隐微曲折，对这一人物的塑造以及穿插的一些生动情节，都达到了“婉而多讽”的高超境地，让读者感受到充满矛盾与荒谬的表象背后蕴藏着的深刻社会文化内涵。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富变化，摇曳多姿，这些别出心裁的讽刺方式既承袭了《史记》的高超的刺讥艺术，也是吴敬梓独特刺讥艺术的个性显露。

其一，人物塑造具有类型化特点。《儒林外史》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言行的描写，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和弊端。这种人物类型化原则师承于史传文学中的类传形式，特别是受《史记》的影响。近代作家天■生曾说：“《儒林外史》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12}作家邵余福也说：“正如太史公作《史记》，至《货殖传》于笔发挥淋漓尽致。”{13}《儒林外史》取名为“儒林”，即明确了人物的类别，“机锋所向，尤在士林”{14}。书中每几个章回的集合就是写某一特定类型的人物，如二至四回专写科举迷“二进”;四至八回写劣绅与贪官“二严”;八至十五回写假名士“二娄”和蓬来旬、杨执中等。这种人物类型化方式即是对《史记》分门别类地为人物立传方式的继承与转化。其人物塑造以类相从，讽刺意味也就在对比映衬之中显露出来，这与《史记》的讽刺风格一脉相承。如《酷吏列传》中通过比照、映衬，对汉初酷吏行为的讽刺已颇为深刻，但司马迁却另设《循吏列传》，使“酷吏”与“循吏”构成鲜明对比，但这些“循吏”又皆非汉代所有，这就使得其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儒林外史》也正是在人物类型组合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互映达到讽刺效果。“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15}这四类人物间的对照、映衬就促成了绝佳的讽刺效果。 其二，作品具有亦谐亦戚的讽刺风格。《史记》和《儒林外史》皆有浓郁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司马迁善于把诙谐与悲怆融为一体，在《外戚世家》中，窦太后见到其弟喜极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16}。一个“助”字使原本悲戚的画面顿时平添一股诙谐风趣的味道。林纾先生曾评：“思及‘助’字之妙，亦且破涕为笑。”{17}《儒林外史》将之转化成“戚而能谐”的刺讥手法。吴敬梓透过喜剧性的外部效果，挖掘深植于内的性格问题和社会造因，加深了悲剧的体验。书中老秀才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自杀，女儿自杀后，他即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可女儿举行公祭时，竟“转觉伤心，辞了不肯来”。他终日想念女儿，看到白色的妇人便热泪盈眶，令人为王玉辉的迂腐哑然失笑。这种亦谐亦戚的刺讥手法，不但将迂腐士人内心深处的肮脏和隐痛一并揭露出来，另外还刻画出吃人礼教对广大儒生的毒害。周进、范进一生为科举功名所累，一个科场偃蹇，倍感绝望，撞号板而大哭;一个科场侥幸，喜出望外，见报帖而疯狂。两人疯狂的可笑行径都来源于他们对功名富贵的痴迷，但同时也反映出科举重厄下文人的辛酸悲苦，作者于谑语间隐藏着深沉的哀痛，这种悲喜交融、亦谐亦戚的讽刺手法是对《史记》笔法的发扬光大，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

“中国小说是一种晚出的文体，它直接孕育于史传。”{18}但是《儒林外史》毕竟不是史书，其更多地受到文学创作规律的制约，但在讽刺艺术方面较《史记》传统笔法有着突破性发展。

其一，运用小说家笔法虚构性叙事 吴敬梓在继承《史记》讽刺笔法的同时，对掌握的素材重新提炼创作，进行虚构性叙事。既让真人真事做影子，却又故意添造些枝节，使之更典型、更具代表性。金和曾说此书所写人物“或象形谐声，或■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19}。其中杜少卿为作者自况，庄绍光为其朋友程廷祚。作者将蜗居于科举制度后的悲剧、丑恶的精神面貌大彰于世，讽喻辛辣、力透纸背。但他并没有拘泥于《史记》正史中真人真事的写法，而是完成了把生活素材转化成艺术形象的典型化过程，这种思想倾向和创作方法既得益于前人传统，更是自身独创性的体现。

其二，运用《史记》典故等合理想象。《儒林外史》常结合典故和传抄旧闻，来增强小说的讽喻性。如娄焕文代主烧借卷一事，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便有类似情节：“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卷而烧之。”可以看出吴敬梓对平时积贮的生活体验和形象素材做了大量观察和思考。《儒林外史》还常对文学作品中一些经典片段作参照和借写，使同一典故在不同创作语境下相映成趣，更具讽刺效果。如二娄兄弟借《史记》中“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的典故来宽慰自己的失望心情，后杨执中又借《史记》中名士之语答应到娄府上“为平原十日之饮”。这一唱一和都刻意以《史记》中四位名士公子自诩，却体察不到自己与贤士的本质差异，又以鲁编修的评论：“老世兄，似你等所为，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贤公子，就是信陵君、春申君，也不过如此”来极尽讽刺之态，将二娄的可笑行径展露无遗。

其三，超越《史记》片段式人物塑造。《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大都随故事而起讫，一事叙完随之退场，即使偶尔出现，也不占重要地位，如牛布衣的死正是牛玉圃表演的开始，这一点和《史记》正史传记写法迥异。传记力求完整记录人物的一生，而《儒林外史》则始终着眼于意味深长的精彩时刻，能够恰如其分地反映社会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吴敬梓对于一些由衷钦佩的正面人物着墨甚多，如杜少卿、庄绍光。尤其是“书中第一人”虞育德，娓娓道来“特为立传”，采用的就是正史传记的笔法记述人物。而对于热衷功名富贵、醉心八股时文之人，吴敬梓则抓住极具表现力的细节，以一两次典型的活动，来显露他们的丑恶品质，甚至数人合传，集中讽刺。吴敬梓将情节的安排都统摄在自己的意向之内，使情节服务于作品意图的阐发。

综上，吴敬梓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采用史传文学的创作手段和艺术方法书写《儒林外史》，极尽讽刺之能事，“非深于《史记》笔法者未易■此”{20}。而又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不被史家所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讽刺风格，将刺讥的艺术手法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①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9页。

②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释》，世界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二十年版，第50页。

⑨{1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15页，第19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