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曲江事象论略

摘 要：唐诗对曲江事象的书写是多方面的，既有皇室成员曲江游赏活动的描写，又有对皇帝曲江赐宴事象的礼赞;既有曲江进士宴集活动的各种展示，又有曲江在唐代不同时期景物风光变迁之象的描摹。唐诗对曲江诸种事象的书写，反映了那个时代最高级别的娱乐文化之形态，反映了时人对以游园形式为代表的休闲文化的普遍追求。同时，作为一种具有示范性的雅集活动，也反映着那个时代文人的人生理想与目标。就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而言，曲江描写说明了唐诗取材的生活化趋势。

关键词：唐诗 曲江 事象 娱乐

曲江位于唐长安城东南，本是一天然池沼，以“江流屈曲”得名。唐欧阳詹《曲江池记》及康骈《剧谈录》都称其在先秦时就已存在，本秦代州，秦宜春宫即位于此处。入唐，这里作为唐代长安城最大的风景区，不仅成为京城皇室贵族游宴的首选，同时也成为唐王朝文武百官及平民百姓的流连忘返之地。唐诗内容丰富，题材包罗万象，像曲江这样重要的地理空间，自然也成为反复书写歌咏的重要对象。那么，唐诗中的曲江有何特点？其于曲江事象的描写又是从哪些方面展开？这种描写对今人认识唐代社会及其文化状况有什么意义？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稍作阐述，以就正于方家。

唐诗对曲江事象的书写，首先，可从其对皇室成员曲江游赏活动的描写来看。

唐代初年，曲江即为皇家游宴之首选，从太宗李世民到中宗、睿宗等，常有春日游幸芙蓉苑活动。至玄宗时，帝室皇亲之胜游曲江，更达到了鼎盛阶段。王定保《唐摭言》云“曲江游赏，虽云至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并称玄宗皇帝曾敕批太子太师萧嵩将其逼近曲江的私庙移往他处时说：“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1}由此可知曲江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这一点从杜甫长安求职期间最早以曲江为背景所作的《乐游园歌》即可见一斑。杜甫在他的诗中这样写道：

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2}

唐代的乐游园在曲江池东北，诗写芙蓉园清波荡漾，只听得皇家御道内车马仪仗队伍经过处，声如震雷，晴天丽日下天门敞开，曲江池帐幔排列有序，歌女们舞袖低回，歌声上达云霄。这场景，即是对皇帝出游曲江的生动描写。而人们所熟知的杜诗《丽人行》，虽以讽刺的笔墨揭露了杨贵妃兄妹骄奢淫逸的生活状态，却也是对帝室国亲玩乐于曲江的真实再现。诗中写杨氏姊妹现身曲江池边时的打扮、仪态，及其曲江举宴极尽山珍海味的描写，都是远比史书记载更为详尽确切的帝室国亲畅游曲江情景的实录。又如他的《哀江头》，还十分生动地写到了杨贵妃与唐玄宗同乘一车，笑看射技精良的才人在曲江池边射落飞鸟的情景：

忆昔霓涟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3}

据《旧唐书・玄宗纪上》，唐玄宗为游览曲江，专门为自己从兴庆宫至曲江芙蓉园修建了“夹城”复道：“（开元二十年六月）遣范安及于长安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4}此“夹城”内部平坦、宽敞，可以并行好几辆马车。上述杜诗《乐游园歌》所写“白日雷霆夹城仗”之“夹城”即此。类似的描写，在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笔下也出现过，如他的《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中所写的“南苑芳草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六飞南幸芙蓉园，十里飘香入夹城”等，就是对唐玄宗当年通过专用通道“夹城”畅游曲江之事的再现。

其次，是对皇帝曲江赐宴事象的描写。帝王出游京城风景区与百官同乐，自然是场面浩大，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其随行者，不仅有皇亲国戚、学士宠臣，更有宫娥嫔妃、梨园子弟等。其中，赐宴曲江，是皇帝与其随行臣僚曲江游览过程中所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皇帝与其近臣设宴紫云楼，曲江风物，尽收眼底;宰相贵官、翰林学士们则设宴于曲江水面彩船之上，泛舟赏景，诗酒酬唱;其余官员则分别依景张宴，各尽其欢。张宴之时，精通音律的唐明皇还特命宫中梨园弟子、左右教坊及民间乐妓等随宴表演，轻歌曼曲，处处飘绕。这种种情形，也都被唐诗一一记录。如宋之问《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

年光竹里遍，春色杏间遥。烟气笼青阁，流文荡画桥。飞花随蝶舞，艳曲伴莺娇。今日陪欢豫，还疑陟紫霄。{5} 诗写早春时节，在青烟漂浮、卧桥如画的曲江池上，花飞蝶舞、莺唱歌飞，陪伴皇帝饮宴而极尽欢乐的诗人，似乎感觉自己飘飘然登上了九霄之外的天宫。又如白居易《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

赐欢仍许醉，此会兴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花低羞艳枝，莺散让清歌。共道升平乐，元和胜永和。{6}

这也是写帝王曲江赐宴之事，不过时间不是初唐，而是中唐的元和年间了。诗人写宪宗皇帝赐宴群臣于曲江，还允许臣僚们喝得大醉，这当是何等恩荣？难怪作者要感叹“主恩重”及“曲江春意多”了。

曲江赐宴，除了听歌看舞、品尝珍馐美味之外，依韵赋诗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活动。皇帝赐御制诗于臣僚，大臣们则依韵相和。《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唐德宗曾在贞元四年“赐百僚宴于曲江亭”，并作《重阳赐宴诗》六韵赐予大臣，“群臣毕和，上品其优劣，以刘太真、李纾为上等，鲍防、于邵为次等，张■、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优劣。”{7}实际上，翻检唐人传世诗篇可知，从初盛唐时代直到中唐时期，描写皇帝赐宴曲江、君臣赋诗同乐的作品真是不胜枚举。张九龄、王维、元稹、白居易等，都有曲江赐宴时创作的应制诗传世。如王维《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

侍从有邹枚，琼筵就水开。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来。对酒山河满，移舟草树回。天文同丽日，驻景惜行杯。{8}

诗写陪侍皇帝一同饮宴的，都是像汉代邹阳、枚乘那样的才辩之士;君王所赐筵席临水而开，陪宴中，他们还与皇帝一起重现了汉代柏梁台的君臣以诗唱和之事;举起酒杯，面对曲江与南山横陈眼前，移船游览，遥望岸边青草树木曲回，真是无比赏心悦目。在这样的人文盛事与晴天丽日之交相辉映中，他说，多么希望这君臣同欢、诗酒快乐的时光不要消逝啊。又如他的《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 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草树连容卫，山河对冕旒。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仙龙媒下，神皋凤跸留。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9}

此诗写曲江的繁华景象与皇家的雍容气派，气象高华、风格浑雅，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唐代盛世时期的帝都气象与太平光景。

除此以外，宋《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崔元翰《奉和圣制重阳旦日百寮曲江宴示怀》、李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李适《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赵良器《三月三日曲江侍宴》等诗中，都有对曲江赐宴之事及宴会上君臣诗酒唱和之事的描写，其盛况与王维诗所写相类，不赘述。

第三，对曲江进士宴集活动的描写。唐代科举考试的最后关卡设在长安，到京赴试举人人数可观。这些人既身处长安，自然也成为曲江事象的游赏者、书写者。而进士考试过程中，以吏部关试为界，由官方或私人在曲江所举办的闻喜宴、关宴，以及此后举行的诸如杏园探花及慈恩题名等系列活动，更将他们游览曲江的兴致推向了高潮。王定保《唐摭言》记载了这类宴集的各种名目，主要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关燕等，{10}这些往往长达数月的以进士群体为核心的民间游园活动，在唐诗中也有精彩描写。如姚合《杏园》写春日游人如织的情形：

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11}

诗云曲江杏花正开，前来看花的车马队伍争先恐后，自己想要趁着夜色将至、路旷人稀之时去看，却受不了黄昏之时，每一颗杏树枝头落满尘埃的情景。而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则对进士游园宴集有精彩描述：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12}

诗写及第正在新春，于是就在曲江边的杏园开宴，宴集系列活动还包括了“粉壁”题名。宴集活动中，看满眼柳色，听箫声动地，这欢乐的气氛甚至直拂皇帝所在的曲江楼台。明丽春光中，曲江周边风景如画，宴后回归途中酒醉花间，任绮陌上的似水香车，从身边流走。这种情形，正好印证了《唐摭言》所说的“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之象。{13}记载类似事象的诗篇，又如李远《陪新及第赴同年会》：

曾攀芳桂英，处处共君行。今日杏园宴，当时天乐声。柳浓堪系马，花上未藏莺。满座皆仙侣，同年别有情。{14}

黄滔《放榜日》更以“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15}，形象展示了放榜日曲江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其他如孟郊《登科后》写新科进士之得意：“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16}其言“看尽长安花”，自然也就包括了他们在曲江的游赏活动。曲江宴集如此热闹而令人难忘，以致很多人离开长安后，还对之念念不忘，如白居易《酬哥舒大见赠》云：“去岁欢游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尊前劝酒是春风。各从微宦风尘里，共度流年离别中。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两人同。”{17}曲江给初登科第的白居易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成为他长时间回味的美好记忆。其他如晚唐诗人韦庄，也曾在长安曲江流连忘返，离开此地后，他作《江上逢故人》诗云：“前年送我曲江西，红杏园中醉似泥。今日逢君越溪上，杜鹃花发鹧鸪啼。来时旧里人谁在，别后沧波路几迷。”{18}昔荣今悴的鲜明对比，完全是与曲江宴饮的美好记忆结合在一起的。

如此壮丽气派的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园林建筑，怎么能被唐诗忽略呢？翻检《全唐诗》可见，唐诗中描写曲江及其周边景观的作品，实不胜枚举。如张九龄《登乐游原春望书怀》有句云：“城隅有乐游，表里见皇州。策马既长远，云山亦悠悠。万壑清光满，千门喜气浮。花间直城路，草际曲江流。”{22}作者登高远望，只见皇城近在眼前，策马前行，则云山悠悠而来;终南山清光满溢，长安城喜气盈门;入城之路笔直前伸，曲江流水在青草中波光荡漾，这一番景致真是美不胜收。

写类似内容者，又如李山甫《曲江二首》之二：“江色沈天万草齐，暖烟晴霭自相迷。”这是对曲江近处草青天蓝，远处烟岚青雾弥漫之景的描写;王涯《游春词二首》之二云：“鸟度时时冲絮起，花繁衮衮压枝低。”这是对曲江岸边花繁枝低、鸟喧絮飞之景的状写;薛能《寒食日曲江》：“曲水池边青草岸，春风林下落花杯。”这是写春日曲江岸边野草青青、春风吹送，处处都有游人坐享春色、畅饮甘醇情形的描摹。其他如刘得仁《乐游原春望》：“乐游原上望，望尽帝都春。始觉繁华地，应无不醉人。”秦韬玉《曲江》：“此中境既无佳境，他处春应不是春。”都是对曲江热闹繁华之胜景及其令人心旷神怡之感受的描写。 僧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影侍郎》诗云：“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唐人之所以对长安如此向往，不仅因为这里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自然也因为这里还有如曲江池这样的他地所无之美景。然而，曲江之胜景终有唐一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安史之乱”以后，曲江一度遭到严重破坏。自然，唐人也没有忘记以其诗笔对战乱后的曲江事象进行描写。如杜甫《曲江二首》其一，言其乱，后来到曲江，所见是“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这就完全是一幅人去楼空、曲江建筑惨遭破坏的凄惨之景。在《哀江头》中，他又这样写道：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23}

曲江边殿阁楼台已是人去楼空、大门紧锁，花丛中巍峨高大的镇墓石兽倒地而卧。曲江在大乱后的衰败与破落，完全就是这个山河破碎的时代形势之真实写照。这种情形到了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笔下，仍有更清晰的展现。如卢诗《曲江春望》其三：

泉声遍野入芳洲，拥沫吹花草上流。落日行人渐无路，巢乌乳燕满高楼。{24}

曾经车马如龙、人声喧闹的曲江，此时到处是荒草与野泉，落日下行人至此，已无路可觅，唯有乌鸦、飞燕在依然矗立的高楼上围绕它们筑就的巢穴盘旋。此时的曲江，与其全盛时君王屡幸、群臣开宴、游人如织之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笔者就唐诗描写曲江诸种事象进行了简略阐述，从中可见，唐诗有关长安城南曲江事象的描写，确乎层出不穷、引人注目。那么，这种描写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首先，透过唐诗中的曲江事象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与曲江有关的所有游宴活动，在有唐一代，实际代表了全国级别最高的娱乐文化形态，反映着那个时代人们对以游园形式为代表的休闲文化之普遍追求。这种娱乐休闲文化，论性质，它是高层政治活动的延伸与补充;论参与者，它以皇帝、高官及高层文人为主体;论形式，它是以皇帝游赏、赐宴、与群臣同乐及文人士子的宴集游园活动为主要载体。它不仅鲜明地体现着这个时代国家安泰的盛世升平之景，体现着治国理政者的“治绩”，同时，也代表着皇权对这个社会的精英人士的恩赐与笼络。他们以赐宴或恩准进士文人聚会曲江的形式，向文人士子投出皇恩浩荡的橄榄枝，反映着他们对人才的重视及对社会娱乐文化形态的关注。

其次，作为一种具有示范性的帝王、官员、文人雅集活动，唐诗对曲江游赏事象的叙述，同时也反映着那个时代文化人的人生理想与目标。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和熏陶，士人们常怀大志，希望济世安民。而他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必须经由读书做官的具体职业与社会角色实现，宦海漂浮成了许多士子一生的生活方式。而要踏人仕途，在更高的层面发挥作用，就必须得到君王的关注和信赖。因此，君臣遇合、风云际会就常被士人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曲江赐宴、诗酒唱和、雁塔题名等，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子人生追求的目标，而他们对于曲江宴集的心驰神往，也正是对这一境界的强烈向往，反映着他们对皇权的向心力。

第三，就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来看，唐诗对曲江秀美如画的自然环境及发生于此地的人事活动盛况的多方面描写，也反映了唐诗取材的生活化趋势，反映着作为当时文学创作主体的诗人们对官方活动的关注与参与热情。正如开元年间韦述撰《两京新记》载唐代士人乐游原游赏活动时所云“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朝士词人赋诗，翌日传于京师”一样，曲江池皇帝赐宴活动中产生的君臣唱和之作，翌日随即广泛流传于京师也不是没有可能。与此相关的所谓“杏园盛会”“雁塔题咏”等，在当时实在也是很荣耀的诗事。由此可知，唐代唱和之诗多，唱和之诗篇盛行（尤其元和以后），与此当不无关系。而诗人们关于曲江在唐代不同时期风光景物的描写，对今人了解唐代曲江生态环境的变迁也不无益处。

{4}{7} （五代）刘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8页，第366页。

{5} 陶敏、易淑琼：《沈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83―484页。

{20} （宋）张礼：《游城南记》，宋联奎等辑：《关中丛书》第四集，台北艺文印书馆印197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