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绘画对当代中国油画发展的启示初探

摘 要：19世纪末产生于上海的海派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又一次革新，毋庸置疑，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心之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此地得到了实践和显现，海派画家创造性地汲取了外来文化与思想，把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对于当下中国油画的发展和开拓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通过简略地梳理海派画家的作品，充分意识到学习油画的中国人，所应持的态度就是把握好本土文化的精神。立足于本民族文化是关键，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油画。

关键词：海上画派 传统绘画 当代中国油画

初春的西子湖畔，处处散发出一种暖意，步入潘天寿纪念馆的二楼，抬眼便被四幅巨画所吸引，这四幅的《果木屏》（244.8×61.6cm）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清雅高古之气，其落笔冷隽，意境淡泊，画面布局独具匠心，含而不露，极少使用浓墨与焦墨，深得中国画之意境高虚之气，尤其是《果木屏 葫芦》这幅，葫芦叶子的处理，在虚与实用笔的变换中构筑了特有的气韵，淡墨渲染的叶子，其次序微妙的组合变化，加以墨色的忽明忽暗，使人想到湖面潋滟的波浪，与之相适应的叶筋的墨线勾勒，又推波助澜地烘托了这种气氛，半遮半露的葫芦有意无意间与叶子妙化为一个整体。好一幅《葫芦》图，让人忘却时空，置身于对它的审美享受之中，置身于虚谷的世界里，不想回返。这位曾代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将领，曾几何时大彻大悟，出家为僧，是的，只有轰轰烈烈过而又不断思考的人才有黄卷青灯下的禅悟，人生的境界如此丰富才构成了我们这个无限变化的浮世现界。

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海上画派，或者说海派，画家阵容浩大，绘画风格丰富，在近代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深远，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了一片新天地，黄宾虹、潘天寿、吴昌硕，一位位具有里程碑式的国画大师，一扫前辈画家那种基于士大夫立场的孤傲心态，只把绘画作为陶冶身心的自娱自赏的修养方式，而是把绘画作为一种与当时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化取向，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使绘画也有新的社会价值取向，这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务实精神所致，又是“笔墨当随时代”的实证。

根据卢辅圣先生对海派的划分，第一期是以兼工带写的花鸟画和人物画为标志；第二期是以大写意花鸟画逐渐压倒人物画为特征的；外来新兴的艺术样式和氛围，传统的创作、鉴藏使不同的艺术取向既可以交流互动，又能各不相妨地行使其主客观效能，是海派绘画进入第三期的表征，一二期是通古今之变的纵线视角，第三期是中西之争的横线视角，毋庸讳言，通过梳理海派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我们不难看出，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的兴旺发达，也给中国美术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或者说中国美术已经出现蓬勃发展的生机，历史的发展把这承前启后的时机带给了当今的中国艺术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已经逐渐成熟，东西方文化的混交也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恐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出现了众多标新立异的艺术观念，如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等。而对待西方文化艺术的舶来，我们应有自己清晰的思考，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广泛而日益密切的世界联系的建立，今天，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已经达到可以把整个世界称为‘地球村’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封闭、因循守旧、孤芳自赏、以大国自居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但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仍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激烈竞争的世界，为了在这样的世界上自主自强，多民族都注重发扬自己的民族主体意识，保持自己民族的主体性，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也无论是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都走不通，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3}诚哉斯言！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早在汉代末年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中发生嬗变，到了唐代产生了中国禅宗。时至今日，谁又能说中国的佛教是外来宗教文化呢！但是，当下面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多元化趋向，难免会有自我迷失、彷徨痛苦的反思历程，毫无疑问，在文化资源与物质资源都非常丰富的又复杂的今天，我们更要清醒地意识到应该学习什么，借鉴什么，通过观看与了解海派绘画，使我感觉到，从中国油画的长远发展来看，作为一名中国油画家，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扎根于本民族的思想艺术土壤，才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的艺术思想源远流长，几千年来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大师，他们都扎根于本土文化，但同时也要广泛借鉴外来文化，融会贯通，如潘天寿先生的中国画构成语言，使得现代的中国画进一步摆脱了文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外在因素的介入，朝着纯粹的艺术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我们深信中国油画最终也会以其独特的面貌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1}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2} 杨樱林：《黄宾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3}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