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桐生与汤显祖及其《牡丹亭》

摘 要：晚清蜀中著名学者孙桐生，之所以对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竭尽赞美与崇拜，是因为他们两人在为人的正直耿介、为官的体恤民情、为政的清正廉洁等方面品行“气节”的高度一致；而孙桐生对《牡丹亭》的高度评价与称颂，是因为汤显祖对“情”的激情张扬与《牡丹亭》对“情”的形象讴歌，同孙桐生对“情”的深刻体认深相契合。相同的人生观与“人情”观，使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著名作家和学者成为了思想和情感的旷世知音。

关键词：孙桐生 汤显祖 《牡丹亭》 至情

孙桐生是一位诗人、作家，著有诗集《游华银山诗抄》《楚游草》等，文集《未信编》《未信续编》《未信余编》《永鉴录》等。孙桐生也是一位学者，著述甚丰，筹资刊刻了二十余部著作，编著有《国朝全蜀贡举考要》等，编辑有《国朝全蜀诗钞》《明臣奏议》等，整理校刊《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弹指词》《忆旧词》等。同时，孙桐生还是一位教育家，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晚年担任绵州治经书院主讲席，提出了许多极具启发意义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并在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中为蜀中地方培养了众多有用的人才。

孙桐生作为晚清蜀中著名文化学者，他呕心沥血十数年，对《红楼梦》进行苦心孤诣的评点、编辑和刻印，受到人们普遍的赞誉；他编选《国朝全蜀诗抄》，共64卷，收录诗人362人、诗歌5900余首，为清代蜀诗选本中的集大成者；他编著的《国朝全蜀贡举考要》，不仅是考述清代全蜀贡举的重要典籍，更是研究清代蜀中科贡、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吏治的一部重要史料。孙桐生为蜀中地方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孙桐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孙桐生对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崇高赞美及其对《牡丹亭》的高度评价作一番考察与分析，以此窥察孙桐生的为人与为官，以及与汤显祖高度融合的“人情论”和文艺观，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明清时代这两位著名学者和作家以及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一

孙桐生在《重刊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序》中云：

前明汤若士先生文章气节，为有明一代完人。①

对明代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汤显祖的文学创作和道德品行给予了崇高的评价，竭尽赞美和崇拜。

确实，汤显祖无论是他的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戏剧作品和以《玉茗堂文集》为代表的诗赋文章，还是他做人、为官的品行和气节都备受后人的称赞和敬佩。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别号若士，晚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汤显祖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县汤家山一个书香人家，家中藏书数万册。祖父汤懋昭笃信老庄之学，父亲汤尚贤倾心儒学。汤显祖师从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从“修身为本”之学。汤显祖从小聪明好学，五岁就能属对联句，十岁习古文辞，十四岁补县诸生，二十一岁中举。此后却屡试不第。万历五年、八年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取中进士，为掩人耳目，让汤显祖与沈某等人为自己的儿子陪考，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汤显祖等中前几名。结果沈某等人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拒绝了招揽，并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②其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病故，三十四岁的汤显祖才得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此时，张四维、申时行两位内阁新要又令其子前来拉拢，汤显祖再度拒绝，所以汤显祖也就不能官居要津。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并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进行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他减科条，修书院，灭虎清盗，劝学兴教。万历二十六年（1598），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受辱，不待别人攻击，便给吏部递了辞呈，未等批准就扬长而去。

虽然汤显祖仕途坎坷，且长期屈沉下僚。但汤显祖高尚的人格和高洁的操守，却赢得了人们永远的景仰与崇拜。汤显祖的书房叫“玉茗堂”，玉茗是白色山茶花之美称，汤显祖正是借以明示自己的高洁之志。

钱谦益在评价汤显祖和他的创作时说：“胸中块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③确实，言为心声，文以彰志。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以及《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文集》等戏曲诗文作品，正是他“胸中块垒”与内心情感烈火的喷发。汤显祖的为人与为文，堪称一代高标。

孙桐生与汤显祖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前后相隔两百多年。为什么孙桐生能够成为汤显祖两百多年后的知音而对他予以如此崇高的评价？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二人在为人的道德品行、为官的匡时救世、为政的清正廉洁等诸多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可谓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孙桐生崇拜、赞美汤显祖做人、做官的品行和“气节”，而孙桐生也正具有这样的品行和“气节”。孙桐生为人正直，性格耿介，敢于“与天子争是非”，大胆议论国是；敢于坚持真理，抨击邪恶，主持正义，秉公办事；敢于反对独裁专制，主张破除文网，广开言路，革除弊政。孙桐生为官体恤民情，为民请命，“视百姓之身家犹吾之身家”，主张“足民足国”，为民“兴利除害”；要求“停捐纳”、“薄税敛”，严禁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要求“刷贪庸”、“禁徇私”，清除腐败之风，严惩国蠹民贼；主张“振学校”、“兴文化”，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孙桐生生活在腐败成风、贿赂公行的晚清末世，“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孙桐生却能洁身自好，不慕虚名，不求富贵，不营私利，廉洁奉公，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广泛称赞，远近百姓称之为“神君”，颂之为“包孝肃”。 虽然孙桐生与汤显祖出生在不同的时代，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但他们光辉的思想和伟大的品格却放射出同样的光芒，辉耀千秋万代！可以说，晚清孙桐生的为人、为官、为政，正是晚明汤显祖为人、为官、为政的再现、承继和发扬。崇高的人格、高洁的气节，永远让人景仰和敬佩！孙桐生深情崇拜汤显祖，同样，我们也深情赞美孙桐生。

二

为什么孙桐生一读《牡丹亭》就爱不释手？为什么他读后便对《牡丹亭》这样推崇备至？为什么孙桐生唯恐《牡丹亭》漫漶失传而多方筹资刻印？对此，孙桐生自己道出了个中因由：“先生《牡丹亭》之传，传以情也。”因为《牡丹亭》是表现“情”的杰作，它生动地描绘了杜丽娘与柳梦梅这对痴情相爱的青年男女跨越生死界限的千古奇情，尤其是着力塑造了杜丽娘这位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的“至情”形象。这深深地打动了孙桐生，引起了孙桐生内心深处强烈的情感共鸣。

杜丽娘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杜宝是南安太守。虽然作为千金小姐的杜丽娘锦衣玉食，物质生活条件十分优裕，但她的精神生活却极其空虚寂寞，心情无比压抑。她像金丝鸟儿一样被严酷的父母闭锁在深闺里，整天接受封建纲常礼教的训诫，不能随便迈出香闺一步。杜宅的高墙把杜丽娘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离，“名为国色，实为家声。”⑤因为疲乏，午睡一会儿，即被视为有失检点；在裙子上绣一对鸳鸯，也被看做是邪思妄念。父母让她读书是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⑥；塾师陈最良是个老学究，把优美动人的相思恋歌《关雎》，硬说成是颂“后妃之德”，目的是让杜丽娘以经典中的贤妃淑女为楷模。从小到大，杜丽娘除了她父亲以及父亲为她请来教她读书的腐儒陈最良以外，她再也没有见过别的男性。

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杜丽娘感到十分郁闷和痛苦。她既愤慨又感叹地说：“关关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⑦在丫环春香的鼓励下，她终于偷偷地游了自家的后花园。大自然姹紫嫣红的春色，更使她倍感青春的易逝、才貌的被埋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游园后的那天晚上，她梦见自己与一个陌生男子在牡丹亭畔幽会，云雨交欢，极尽缠绵。梦醒后一切化为乌有，杜丽娘带着无限的惆怅与深情，一病而亡。而当心爱的人到来时，她又因情而复生。这种充满浓郁浪漫气息的情节，正表明了《牡丹亭》作者对真诚儿女之情的热情讴歌。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辞》中所云：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据曲评家王思任介绍说：“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栗。”⑧《牡丹亭》第一次在审美领域里把“至情”激扬到超逸传统意识的高度，并在对“情”的反思中对传统人性观表现出深刻的怀疑，这是超越前人的独创。

汤显祖对“情”的推崇与《牡丹亭》对“情”的形象讴歌，正与孙桐生对“情”的认识不谋而合。孙桐生在《重刊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序〉》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生人之情不一端，惟发于儿女者为最真。”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情感，人性人情，与生俱来。但唯有男女之情最为真纯、最为诚挚、最为本色。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⑨孙桐生认为，这种深挚的“儿女之情”可以上溯到传说中古代少昊帝之母皇娥与白帝的水边对歌，而《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便是“后人言情之祖”。中国历史上的铮铮铁汉、名臣大儒、诗人隐士，无一不具有丰富的“儿女之情”。杜甫自比稷契，身处乱世，犹念念不忘家中的妻子，“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韩愈因上疏谏迎佛骨被贬潮州，而诗中仍有“银烛未消窗送曙，金钗半醉座添香”之绮语；北宋名隐林和靖隐居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尚作《长相思》小令：“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未平。”范仲淹刚直不阿，一身正气，《苏幕遮》词中犹有“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之句；欧阳修一代理学名儒，《临江仙》词里犹吟“水晶双枕，旁有堕钗横”之语；南宋胡铨上疏请斩秦桧等奸臣，被贬海南，离别时还赠诗黎倩以表眷恋之情：“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黎颊生微涡。”由此可见，“儿女之情”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普遍情感，是人生一种最纯真、最动人的情怀。

孙桐生极力推崇汤显祖所倡导的“情”，高度赞同汤显祖的“人情”观，十分惊叹“先生何其善于言情也耶！予更以是知先生言情，而不第言情也”，并进而提出：“情根于性，情真性必真，情伪性必伪。”人情出于人性，人情的真伪决定于人性的真伪。情与性互为表里，“即小可见大，识表可测里。”孙桐生这种见解，显然是既受到了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绝假纯真的“童心说”的影响，同时也深受汤显祖“至情”论的浸染，这在晚清时期无疑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和一定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同时，孙桐生还引用了明代另一“言情”作家冯梦龙的话说：“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人未生而情赋之以生，人既死而情不与之俱死。”他认为冯梦龙“持论精卓，可与共相发明”。这表明孙桐生在“情”的认识上与李贽、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高度一致和深刻契合。

三

综上所论，孙桐生之所以对汤显祖竭尽赞美与崇拜，是因为这位晚清著名学者、诗人与晚明著名戏剧家、作家汤显祖，在为人的正直耿介、为官的体恤民情、为政的清正廉洁等方面品行“气节”的高度一致，故汤显祖被孙桐生赞为“有明一代完人”，而孙桐生也被人们誉为一代清官“包孝肃”；而孙桐生对《牡丹亭》的高度评价与称颂，是因为汤显祖对“情”的激情张扬与《牡丹亭》对“情”的形象讴歌，同孙桐生对“情”的深刻体认深相契合。相同的人生观与“人情”观，使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著名作家和学者成为了思想和情感的旷世知音。

①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53页。

② 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

③ 钱谦益：《汤遂昌显祖传》。

④ 孙桐生：《重刊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序》。

⑤⑦ 汤显祖：《牡丹亭・肃苑》。

⑥ 汤显祖：《牡丹亭・训女》。

⑧ 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