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暴力指南

去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与我的巴西朋友马琳娜一起去见一位来自纽约的NGO负责人。我们与她相约在她的住地――圣保罗久负盛名的保利斯塔旁的一个酒店会面。

接到这位负责人之后我们打车去吃饭。当时我坐在出租车的前排，正在用手机Google一家饭馆的具体位置，两位女士则坐在后面闲聊。在某个路口，出租车停了下来等待红灯变绿。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年轻人走到我的窗前比画着什么，刚开始我以为他是讨钱的乞丐，直到他掏出枪指着我的脑袋我才知道他是相中了我的手机。

“给他手机就是了。”后座上的马琳娜提醒我。

我把手机递给他，可是他并无离开的意思。“钱，钱！”他用葡萄牙语嚷嚷着。

我并没有掏出钱包递给他，于是这个年轻人就一直口出秽言地叫嚷着：“钱，钱！”

突然年轻人猛地回过身，几乎同一时间我看到一个男人单手勒住他的脖子把他拽倒在地。这是一个穿着黑色衬衣的男人，他趁年轻人不注意从背后发起了攻击。在他殴打这个年轻人的同时我转过头看了看出租车司机，此时他显得无比淡定。他告诉我，尽管这事从来没有发生在他身上过，但是他毫不奇怪。

年轻人抓住片刻黑衣男人喘息的机会，与他的另一个同伙快速逃离了现场，黑衣男人稍稍追了几步便停了下来，转身回到车前。“小崽子们从你这儿拿走了什么？”救星这样问道，在此之后我们叫他“蝙蝠侠”。闲谈之中我才知道他并非我刚开始猜想的是个便衣警察，他只不过是一个对于街头犯罪无比厌恶的普通市民。

“一个电话。”马琳娜回答。

“这帮婊子养的。你们要小心，他们通常都会两个一起出现，其实也是一群怂棍。”他说。

出租车司机载着我们来到附近最近的警局，整个局里只有两个昏昏欲睡的警察。“每天这个街区大概会发生十起这样的案子，”其中一个警察告诉我，另一个则在电脑上查询。“今天在你之前有三起。”他告诉我。

平均每一天圣保罗会有319起抢劫，生活在这儿你几乎不可能没被抢劫过。我第二天见到的朋友普里西拉就至少被抢过10次，有一次一个孩子拿着碎玻璃瓶顶住她的脖子，另一次她遭遇了持枪者的入室抢劫，还被其中一个劫匪用枪抵着头长达40分钟。与她的经历相比我这次摆脱劫匪的过程实在是太过容易，毕竟他们只拿走了手机，我的钱包还在。当然也要感谢“蝙蝠侠”，我没有挨揍被杀或者被绑架。

一年前，我曾作为观察员走访了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几个巴西城市，主要目的是调查政府与贫民窟控制者的和谈进程。更早以前，巴西政府试图通过和平方式介入这些城市最无法律控制的黑暗区域，重新在那儿建立控制。他们对抗的对象则是贩毒团伙以及由腐败警察组成的地方民兵组织。2008年当平定计划正式开始时，毒贩仍然控制着一半以上的贫民窟，另外一半则被黑警控制着，当时两方都仍然颇有活力，巴西政府却再试图在这种时候把他们全都赶出贫民窟。

630万人口的里约热内卢拥有630个贫民窟和超过1000个棚户社区，140万人生活在那里。巴西政府计划在世界杯开始之前首先完成与40个贫民窟达成和解并期望这一举措能被游客关注。直至现在已有30个贫民窟被政府接管，警察力量正式成为这些地区的唯一控制者而非毒贩子或民兵组织。过去，当局偶尔也会突袭某个贫民窟，逮捕或者击毙毒贩头子，然后离开。

但事情不会有变化，被逮捕或击毙的人很快会被新的统治者取代，秩序依然，暴力依然。“新的战略并非打击个别毒贩，而是收回属于这个国家的领土。”一个高级警官告诉我。

在这项名为UPP的计划中，警察中的精英部队，陆军突击队甚至海军会突袭入侵一个贫民窟并在那儿盘踞3个月，然后常规的执法警察进入维持秩序，在这之后政府会在那儿建立学校和垃圾收集站以及其他电力设施，为其居民造册入户，普及法律知识，随后成立安全委员会，在事态扩大之前调节小型纠纷。此举措旨在传达一个信息：贫民窟仍是现代巴西文明的一部分。

某个夜里，摄影师沃特・梅斯基塔带我来到里约的一家由毒贩控制的夜店。这家夜店位于Araro，是一处政府尚未介入的平民窟。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一副无比奇异的场景。当午夜来临，当地帮派的头目会在一条街道的尽头设置上路障，直接把一块空地变成一个露天夜店。他们会拿出十几个扩音器，开始放起杀戮警察或者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为内容的音乐，成群挂着AK-47的少年开始出现，不知道从哪儿涌出一群十四五岁的女孩开始一边嗑药一边跳舞。在角落里我看到成袋的可卡因被销售出去。

所有人都在跳舞，老奶奶在跳舞，孩子们也在跳舞，我也在跳舞。直到早上8点，活动才结束。

这样的派对在被平定的贫民窟里是被正式禁止的，因为他们在干的所有事都算违法。从扰民到违法行为的密谋，甚至他们正在播放的音乐都不合法。但是在这儿你见不到政府，见不到军队，没人会管这些，只有敌对帮派才是最大的威胁。 过去的几十年，里约热内卢一直被三个臭名昭著的帮派控制：“红色命令”（Red Command）、“纯正第三军”（the Pure Third Command）以及“朋友之友”（Friends of Friends）。一位高级警官告诉我，这个人口六百多万的城市至少有三四十万人是帮派人士。

派对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坐在警用直升机上环顾里约，我们越过依帕内玛海滩，越过刚刚被平定的里约最大贫民窟Rocinha。我问飞行员我们是否可以飞到Araro上空看看，他往一个方向一指，告诉我他被禁止飞越Araro上空，因为警用直升机非常容易被击落。几年前，贩毒团伙曾经用高射炮击落过一家警用直升机，所以近几年，里约政府也一直无法直接通过地面或空中快速渗透入贫民窟调查情况。

我的朋友人，类学家路易斯・爱德华多・苏亚雷斯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贫民窟争权的故事。2003年他曾担任负责公共安全的国务秘书，在此之前他还曾撰写过一本讲述警察暴力与腐败的书――《精英部队》，没错，那部非常受欢迎的同名巴西电影正是由此而来。这本书让他成为所有腐败政客和黑警的敌人。2000年，安全部队甚至发现一份密谋杀害路易斯和女儿的方案，上面详细记录了他接送她们放学的确切地点与时间，策划者就是当地的民兵组织。为此路易斯不得不与他的家人离开巴西来到美国，但是几年后，他再次只身悄悄返回巴西，目前生活在巴西的南部地区。

一天晚上，路易斯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里约毒贩的高层人物。这个男人名叫露露，现年30岁。他认为自己已经老了，不想再从事非法勾当，他想要自首，他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孩子长大。

在这之后不久，路易斯来到巴西北部一处传统庙宇，这里祭拜着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巴西本地人崇拜的神明。在路易斯祷告时他感觉自己的肩膀被拍了一下，他回过头，看见露露站在身后对他微笑。“你在这干嘛呢？”路易斯问。

“我来看看我的母亲，我要准备走了。”

会面之后警方很快逮捕了露露。因为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选择：所有想要跑路的人都会去看看他们的母亲。警察没有把他带到地方警局，而是直接带回里约，来到他曾控制下的贫民窟，带到了那里的警局。

没有手续，甚至没有审讯，警察耐心地对他说：“我们希望你能回来，你走了以后这里简直跟地狱一样，有你坐镇，各个帮派之间才有和平和秩序可言，而且我们也需要钱，你不在小崽子们根本收不上钱来，总之你必须回来继续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露露不得不回到帮派中继续向科帕卡巴纳的富家子弟出售可卡因和冰毒，但因为他曾试图脱身，如今小弟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他怀有敬重，甚至已经不再信任他。他再也赚不到每周要支付给黑警的30万雷亚尔了。

所以，警察再次找到露露。这一次，他们让他坐在一个贫民窟中心的石椅子上，当众向他的头开了一枪。权力一如往昔时，警察对他委以重任，今朝他已经愈发虚弱，末日也就到了。

马里奥・塞尔吉奥・杜阿尔特曾领导突击队突袭里约最危险的贫民窟Alemao，他告诉我，在2010年为期8天的行动中，警方发现了超过500支枪，其中有卡宾枪、火箭发射器、火箭筒、甚至还有39架勃朗宁高射炮。

20世纪80年代，从东欧走私到巴拉圭的AK-47开始大量流入贫民窟的毒贩手里。制式装备的进驻让毒贩子的战斗力大大增加。“他们用的家伙可比警察强多了，他们的钱也远比警方的经费富裕。”杜阿尔特告诉我。同一时期的警察手里只有点三八手枪以及9毫米子弹。如今每一年至少有50名警察被杀害，单在去年圣保罗就有超过100警察被毒贩所杀。为此警方不得不保证，每死一名警察他们就要让五个坏蛋赎命。

贩毒生意如此猖獗，单就Rocinha一个地区，每周交易链中的流通金额就高达百万雷亚尔，但他们并非只销售毒品，毒贩子已经完全垄断了贫民窟里的畅销商品，从盗版有线电视到电话，甚至非法的摩托车运营，他们有一个与世隔绝的经济体系，同时也有一个自称规则的“司法体系”。

“我们从未指望毒品会被完全制止，只是希望能够停止因为毒品利益而导致的暴力活动。”杜阿尔特说。各式各样从欧洲运来的毒品充斥着贫民窟的每一条街道，冰毒，PCP以及其他致幻剂。他指出，已经被平定的圣玛尔塔如今依旧毒品猖獗，但公开持枪的人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山中已无大王”。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在增派前线警力的同时增加这部分警察的收入，希望借此抵住正直警察不断被毒贩和黑警拉下水的洪流。

“毒贩团伙是地狱，他们是炼狱，没什么区别。”杜阿尔特说。民兵组织对贫民窟的控制范围更广，涉及面也更多。他们创建了自己治下地区的不成文法律，这些社区规则在当地比国家法律还要严苛。你不能离开家超过一定时间，你的电视不能开太大声，违反这些条例，你会面临严酷刑罚，如果涉嫌强奸妇女，你就会被公开处刑。民兵组织向毒贩售卖军火，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插手毒品生意，这个时候他们会雇佣那些被驱逐出帮派的人盯梢，他们熟悉业务而且忠诚，因为他们已无处可去。

过去的二十年，贩毒集团甚至掌控着了贫民窟的文化，在这其中非常大的一块就是音乐――巴西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真正挑战其实是在平定他们统治之后，”UPP计划一位名叫恩里克的负责人告诉我。在恩里克看来，整个计划应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当然是当局的介入和针对违法团体的围剿工作。“第二部分或许有些无聊，那就是常驻这里。”他说。第三部分非常漫长但非常关键，他说。“我们应该用一种官方的国家认可的文化代替长期在贫民窟传递的应该被禁止的文化，包括各式各样的民间活动以及意识形态。至少那些认为谋杀和强奸理所应当的想法应该完全被消除，而在今天这种认可竟然已经深入到了本地的音乐当中。”他说。

过去的数十年，贫民窟一直像一个平行的地下世界一样存在于各个城市之中，对于巴西政府而言，里约热内卢表面的光鲜并不能说明问题，只有真正让这些地区成功地融入城市体系，那才是他们执政成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