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黎元洪的誓言

在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黎元洪的两任总统皆在失败中结束，但仍然不失为他个人的闪耀时刻。但对于民国，则是悲剧性的，黩武主义逐渐开始取代宪政，而国家也开始走向分裂。

1916年6月6日，正是端阳佳节。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民国元首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接着北京东厂胡同副总统黎宅上演了一出好戏。

一向远而敬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兼教育总长张国淦的陪同下，上门拜访。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里对这关键时刻做了一番活灵活现的描述。据说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让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接着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段临走时向张交待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丁中江认为，之所以演出这幕哑剧，是因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毕竟清末他的官爵便比黎元洪高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内心里自然不情愿。只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也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了。

次日上午10时，黎元洪便在东厂胡同就职。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可谓极为简略。只有黎府门前悬挂着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的两端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外，才显示出本宅有大事发生。典礼仪式即将举行的客厅内，也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一具屏风，庭中站了一队军乐队。没有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内阁阁员见证了这一时刻。10时10分，黎元洪穿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和军官的簇拥下，来到厅中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阁员鞠躬。各部长也向黎鞠躬三次。

接着，黎元洪发表了就职宣言：“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总理段祺瑞也致答辞，表示要“谨遵大总统训示，竭力办理。”这样，典礼便结束了。

在这天，黎元洪又将继任一事通告中外，再次表示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他在通告里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自惟德薄 ”，黎元洪还真是自谦了。章炳麟在 《大总统黎公碑》里赞美他的纯德远超同时代的大佬们 （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恳至，不怵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国史上最强势的段内阁;黎大总统柔软的德性抵挡得住刀枪的寒光吗？

一

黎元洪之就任大总统，似为连续的偶然机缘促成。

1911年武昌首义时，他已经47岁，职位不算高，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倡起义的领导人，然而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首脑。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起义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把他搜了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了老大。那一天，黎元洪宣誓就任革命军首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在给北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他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如今，袁世凯因复辟千夫所指，仓皇死去，他又按照 《约法》 顺位做了总统。他能当上总统，与辛亥年可谓异曲同工，也是得益于当时势态。在时人及后来人眼里，这位为人忠厚的“黎菩萨”似乎捡尽了便宜。事实上，早在辛亥年四月，湖北革命党人就讨论过选定黎元洪来领带新的革命政府，因为他能够联合这两个互相竞争的革命集团。当日，黎元洪并未想到他以后还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历史因果。学者周锡瑞目光深远：“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作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一直到一九一三年年终，黎元洪都控制统治着湖北，成了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结合起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是一个清高的帝制反对者。1914年初记者黄远庸拜访黎元洪，有机会在瀛台吃一顿副总统府的午餐。此时的黎元洪，事实上是袁世凯的囚徒。黄远庸的报道字里行间透露出，黎元洪除瀛台外，不能越雷池半步，甚至他的随从仆役，出入府邸也受到限制。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心养性。堂堂副总统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般的命运。据他的副官胡人俊回忆，黎元洪读书之际，突然会掩卷大放悲声。

但黎元洪“忍功”惊人。这时候的北京城，不论是逊清显宦，还是民国名流，多少人都被袁世凯网罗，献媚争宠，点缀升平。黎元洪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善自掩饰、韬光养晦。为了拉拢他，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 ”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黎重光：《父亲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10期）

于是新朝的文武百官奉命前来黎邸祝贺。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一身便装的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命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后，他转身进了屋子，百官们只好默默离去。当天下午，袁世凯派军衣成衣师傅来为黎元洪量制亲王服，黎元洪坚决拒绝：“我非亲王，何须制服？” 几天后，政事堂来黎邸送公文，封面写着“武义亲王开拆”。送给黎元洪阅览时，一向和蔼的他居然大发脾气：“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随即命令退还公文。（李兴濂：《黎元洪的另一面》，《同舟共进》2006年第6期）后来，袁世凯又把溥仪生父、摄政王居住过的集灵囿改作武义亲王府，派人请黎元洪迁入，黎照样不予理睬。

史学家唐德刚曾经惋惜袁世凯晚节不保，实则是“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则此项转变，非有两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炼不可”。（唐德刚：《袁氏当国》，台湾远流）在这个转型期，混乱、反复在所难免。民国初年的乱局，确也曾让不少醉心共和之人失望，曾是同盟会骨干的孙毓筠、刘师培不也成了帝制拥护者了吗！

旧军人出身的黎元洪为何一旦投身共和，便之死靡它，对君主制再无留恋呢？从性格上来看，黎元洪为人十分朴厚，这样的人往往不容易暮四朝三，尤其他不愿打破自己在民众心目中“共和元勋”的形象;从经验上来看，人常常会从不同的非政治的经验中，获得使自己在政治世界中立足和发展的技巧和洞察力，大概黎元洪深感帝制已经过时，任何想复辟的人都会成为国民公敌。一贯谨慎小心的他才不会冒这个险呢。

二

当上总统的黎元洪，很快便体会到做一个旁观的帝制反对者，比做共和和法治的执行者容易得多。

南方的护国军强烈要求大总统惩办复辟帝制的“祸首”──袁世凯帐下的“十三太保”。但是“皇太子”袁克定不但自己毫发无损，还请求从名单上划掉两员大将;北洋老大哥冯国璋也来电为段芝贵求情;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曦则替严复和刘师培说情。国民党方面也要求特赦两位党籍人士。基于政治，基于人情，黎元洪都不得不答应，最后只得下令惩治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八人。

这便是黎大总统要面对的现实：虽然北京政府是立宪政体，立法、行政和司法也由法律予以区分，但实质上是各种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政治。“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剑桥中华民国史》 （上），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02页）

而此时最有力的派系，是总理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一开始便把持了政府。这正是黎元洪从湖北军政府以来的政府组成模式。于是我们可以说，他的命运既是偶然的，又几乎是必然的。如果不是以军队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如果没有私人积怨（在袁世凯授意下，威逼黎元洪离开湖北赴北京的正是段祺瑞），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性格上的互补，原本是一对绝佳的政治搭档。

黎元洪则踌躇满志，他准备重开议会，恢复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政治。为此，黎元洪延揽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从7月份起给梁每月津贴2000元。这年8月，中华民国重开国会，519名两院议员出席。黎元洪亲自到国会致祝词，他希望议员们“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在数日后的茶话会上，他再次恳请议员们体谅这届政府由各方势力构成，变乱纷纷之后，对人对事莫要过分严格，以便和政府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他的诚意打动了议员们，在9月初，国务员人选全部通过。

然而，很快黎总统就体验到他这个国家元首，恐怕多数时候只是个“橡皮图章”。用丁中江的话说，“黎元洪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梁启超看得极为明白，他在给蔡锷的信中，预言黎元洪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故而梁启超先是拒绝黎元洪的邀请，不想置身于漩涡之中，后来则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民国初年宋教仁致力于“责任内阁制”并为此丧命，谁曾想竟然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了。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这个段祺瑞的心腹不久写了一张通知，派人送到新华门总统府传达室，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包括私信，皆要送到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前几日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方才知晓此事。黎总统脾气涵养再好，恐怕也要出离愤怒了。

此时，国会也是政团林立，意见分歧。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首脑的“研究系”，原是反对帝制的中坚力量，现在转而和北洋系携手;而有国民党或依附国民党背景的其他几个社团，则持反段祺瑞的立场。南方革命党人和北方军阀势力的消长，一直是北京政府面临的现实难题。黎元洪当上了总统，正是双方妥协的一个结果。

如今黎元洪决心再次利用这个政治空间，积聚力量以掣肘段祺瑞。段祺瑞自然不肯坐视。府院过招，随即便发生了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贩毒案。因涉嫌主角是护国军首领唐继尧的弟弟，普遍认为这是北洋系藉机打击西南派。而黎元洪提名的外交总长唐绍仪，上任途中，便遭到北洋系联名通电反对，给他安上了12大罪。唐绍仪无奈只好通电总统总理辞职，电文里直指北洋系：“枭雄柄国，颠倒舆论，仇视贤良，功罪错乱，黜陟舛迕，甚为骄兵悍将，嗾使干政，内外相结，上下交攻，遗毒无穷，于今为烈！”（沈云龙：《黎元洪评传》，台北 文海出版社）

南北方你来我往斗法，小动作不断，黎元洪仍然希望来弥合纷争。这年双十节，因为共和重建，他发表大批授勋令，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六人是勋一位;段祺瑞、王世珍、冯国璋三人以一等大R宝光嘉禾章，其他的西南反帝制派的、北洋帝制派，乃至逊清皇室的载涛等人，分别都有颁赏。他就像个裱糊匠，用有纹饰的纸糊上裂缝，让这座纷攘械斗不止的屋子可以停下来装修一番。自然，他也逃不掉“滥用名器”的罪名。

三

黎元洪所希望的法治，在武人干政和派系政治下，终不得施行。总统、总理与国会正慢慢地陷入龃龉丛生的危机之中，最终将不免与破裂。政事的每下愈况，使得袁世凯死后民国恢复秩序的期望落空了。 矛盾在1917年春天达到了顶点。

4月份，段祺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督军回忆，要求总统、内阁和国会批准中国加入协约国。梁启超一力推行，他希望中国藉由参战提高国际地位。在参战与否的问题上，民国的政府要员、各省督军们和社会精英们各有立场。军阀们支持参战，主张解散国会。督军团们表示，如果国会不通过参战案，就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的回答也少有的强硬：“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在幕僚们的撺掇下，黎元洪发了一回狠，免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北方八省的督军立刻发难，宣布脱离黎政府。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表示免段为非法，准备“北伐”，要做“北洋派的李烈钧”。安徽督军张勋紧紧抓住了这个时机，要做和事佬，调停府院矛盾。在张勋的压力下，黎元洪又解散了国会。

黎元洪怒气冲冲，斥责前来劝退的代表，他骂王士珍“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共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于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北京城里再次龙旗翻卷，唯有总统府仍然挂着五色旗。黎元洪及时发出通电：“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

乘着活动还没有限制，黎元洪又致电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此时，张勋的驱逐令也到了。黎元洪从后门出府，住进了法国医院，后又到了日本使馆。

很快，段祺瑞打败了张勋的辫子军。在段祺瑞而言，迎回黎元洪比副总统冯国璋更为有利，然而黎元洪已经心灰意冷。再加上张勋复辟总是由他援引入京，内心不免愧疚。他通电自我弹劾，真称得上民国熠熠生辉的文章。可知民国当政者尚有“政治德性”，也还有传统的道德感，一旦觉得有负权责，便引咎辞职。他先表明复职纯属流言，接着又列举自己因求治太急而犯下的“五大罪”：不能疏通国会;尔后又解散国会;援引张勋;不能反抗复辟，托庇于外国医院等。其中解散国会尤其令黎元洪痛心不已，他自责“寡草随风，卒隳操持”。（沈云龙：《黎元洪评传》，台北 文海出版社）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很快感觉到京城对他来说，已经是个险地。据黎重光回忆，家里的一个卫兵意欲刺杀黎元洪，结果刺死了卫队官长。黎元洪决定像民国的名流和下野政客们一样，退居天津做个寓公。

少了黎元洪这个粘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于是 南北彻底分裂，一国之内出现了两个政府。写 《黎元洪评传》 的沈云龙说这是“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也”！

四

据颜惠庆回忆，天津黎宅的生活中西合壁。黎元洪生活西化，日常起居颇现代，常常吃西餐，也会用西餐招待客人。花园里又有一座旧式西楼，每逢节庆便以堂会招待宾客。

政治失意的黎元洪，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他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实业。实业救国，也是黎元洪的夙愿。辛亥革命后，财政紧张，身为副总统，他便主张从生产入手，振兴实业。《黎副总统政书》 里便提到“未雨绸缪，首倡实业”、“应以实业为根本。开源节流，即视乎此”等实业救国的思想。担任总统的一年，是纷扰不断的一年，他无力去关注整个国家如何发展实业，如今无事一身轻，5年之内，黎元洪投资了20多个银行和厂矿。当资金少缺时，还不惜向银行借贷。

或许是忠厚和戆直只是一线之差。究竟是继任未完成的上一任总统还是临时总统？黎元洪纠结于自己身份的合法解释上，北方学人创办的 《努力周报》 评论说：“其实，黎元洪若能老老实实地认清自己的职务，是在非常时代被拥戴出来维持现状的一个临时总统。这一层还可以得国人谅解，还可以得历史的谅解，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在黎元洪复职之前，《努力周报》 蔡元培、胡适、丁文江、汤尔和、陶孟和等人便联名提出宣言，主张政治改革，提倡“好人政府”，建议召集各省和平会议，谋求南北统一。黎元洪上任之后，也确实任命了有声望、有现代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组成了“好人内阁”。

然而，黎元洪决没有“冲”的胆魄，他反而要倚靠直系来保住总统之位。对他的性格，他的老师严复曾有评价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刘丰祥：《性格与命运──辛亥革命前后黎元洪政治命运的性格因素》，《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岂止保不了国，最后甚至堂堂民国总统也被羁禁在火车上，悲愤到要饮弹自尽的地步。“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折，正义之不可摧残……”（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如今再读黎元洪从天津通电全国的文字，令人叹惋。共和，宪法，这些最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耗尽了自身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