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乡土的道路进入诗歌

摘要：高凯诗歌之所以在这个污浊的时代获得了清新、在这个矫饰的时代获得了朴素、在这个虚假的时代获得了真实，第一因为高凯诗歌拥有陇东故乡这一生命的根基，其诗歌创作的题材、主题、意象、语言以及抒情方式，都根植于这一沃土；第二因为高凯诗歌既有童心，复有爱心，更有一颗纯朴睿智的诗心：烂熟于心而妙手偶得、时刻留意而捕捉机敏、心地真纯而文本简洁、深谙诗味而能屈能伸，当年那个“踩着诗歌的韵脚深入乡土”的诗人正在“沿着乡土的道路进入诗歌”；第三因为高凯诗歌，诗中有气：真实生活的底气、用心感悟的灵气、鲜活跳动的生气！而且，高凯的诗歌气韵贯通、口吻平易朴素。

关键词：高凯；陇东乡土诗；诗歌之心；诗歌气韵；诗歌口吻

高凯刊于《大河》诗刊2010年第1期的组诗《陇上纪事》以全票获首届“中国大河主编诗歌奖”后，该刊给高凯的授奖词为：“高凯的诗清新质朴，细致入微，从寻常的乡村细节入手，以神来之笔，摹不凡意象。他潜质的艺术感染力与永不泯灭的灵智，构成诗意的神秘源泉。诗人通过对消逝事物的重新命名，对被忽略之物的精微审视，表达了对大地之下人类精神之根的呵护，是现代诗与先锋诗日益泛滥时期的另类和境界。”①这段话堪为目前关于高凯诗歌最为概括性的评价。高凯诗歌为何能够在这个污浊的时代获得清新、在这个矫饰的时代获得朴素、在这个虚假的时代获得真实在这个凡事诸物人们早已不敢轻信的时代，为什么他的诗歌不是“可疑”的诗歌呢？

一高凯诗歌：因为“有根”而鲜活

人们一般认为高凯是一位乡土诗人，这是大体不错的，高凯诗歌确实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甚至有着明确的乡土追求，高凯确实也高度评价过“故乡”与“诗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②高凯的出生地陇东，作为高凯的故乡，作为高凯诗歌的创作根基，无疑在诸多方面对高凯的诗歌创作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支持，让高凯的诗歌创作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一）陇东故乡：高凯诗歌的题材之源。创作题材之于创作行为的意义在于：选择什么而不选择什么，描述什么而不描述什么，写什么而不写什么……取舍之间，一个创作者的心地与眼界，已然悄悄展开。而陇东乡土这一题材之于高凯诗歌创作的意义也在于：它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并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可歌可泣”的人与物、事与象。虽然高凯的艺术视觉是广角而且展开的，虽然高凯的诗写对象不只限于陇东，虽然高凯以陇东乡土诗连泥带水地起步，一度却“外出进修”般以新英雄诗而戴大红花、得英雄名③，以《百姓中国》而进行长诗的写作试图养吾浩气④，但他后来却又回到了乡土诗写作的故道，因为他毕竟离不开陇东这一创作基地，因为他熟悉的仍然是这片土地上的男婚女嫁、推磨识字、放羊会友、芸芸众生。所以，高凯并不是只能写陇东乡土，高凯实在是喜欢写陇东乡土！高凯的这一喜欢，有细节可以为证。“往场角一蹲，乡土里/便多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疼痛而又令人窒息”，这是高凯《碌碡》一诗中的“碌碡”。然而让这首诗真实的却不是“碌碡”而是“往场角一蹲”那个陇东人的“小动作”。诗人叶延滨认为，高凯诗中碌碡、窑洞、炊烟、磨刀、场院、喜鹊等意象“进入了他的血液，成为了他的基因，在另一种语境中，展示出新鲜的魅力”⑤。是的，这些乡村事物，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高凯诗歌中那些乡村人生的细节。真实的不是那些事物而是生活在那些事物之间的人生细节。诗歌的真实同样来自于细节的真实，没有细节的诗，是可疑的诗。当高凯在他的《村小：生字课》里说出了陇东孩子的“黑手手”，这个细节，好像一种联络的暗号，让所有的陇东人，立马把高凯认作是“自己人”。

（二）陇东故乡：高凯诗歌的主题之源。高凯说：“对于自己历史源头的眷顾，对于生养自己母土的感恩，是我的诗歌一直以来的主题。”⑥陇东是地球上黄土积淀最深厚的地方，“这块厚土不但养活了我们像纸一样薄的命，还给予了我们诗歌以生命”⑦。这种“给予”，几乎先在地影响到高凯诗歌的表现内容与情感底色。高凯是热爱其家乡的，如他的《邻家》：“土窑洞 一个个/肩挨着肩/一年到头/都取着暖暖……”，没有热爱，说不出这样的话。高凯也是真爱其家乡的，这也有他的《老家下雨了》为铁证：“老家下雨了/很少下雨的老家终于下雨了/真的 老家下雨了/下雨了 很少下雨的老家/老家 哗啦啦下雨了/雨真的下了下了下了……/真的呵 离家三千里/我的两个眼窝也蓄满了雨水”，这是高凯生命中一个真实的细节，这也是干旱少雨的陇原之子几乎共有的情感体验。当然，高凯的陇东乡土诗不只是感恩情感的表达，也是故乡思念的倾诉。让他获得首届闻一多诗歌大奖的组诗《陇东：遍地乡愁》，以43首诗而眺望自己心中的乡土，字字句句，情真意切，如《村口》之“村口/其实和心口一个样/惦念过一些人”，如《远方》之“一把锄头够不着的地方是远方/被黄土就地掩埋的地方/是远方”。这些看似简单的句子情感真诚，音质纯朴，表达出诗人与故乡之间的另一重命题：“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没有诗歌的故乡是苍凉的。”⑧

（三）陇东故乡：高凯诗歌的意象之源。高凯说自己“诗的意象、语言和节奏都是我的陇东特有的”⑨。叶延滨也说陇东乡土之于高凯的诗歌，“是背景，也是道具”⑩。诗人高凯的陇东故乡，无疑规定着诗人高凯的意象资源。在他的陇东乡土诗里，诸如镢头、铁锨、窑洞、炊烟、磨道、崾岘、场院、喜鹊、枯井等意象，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它们一一映射着深贮于心底的诗人对陇东故土的浓厚记忆，散发着陇东乡土质朴纯情的乡村气息，成就着高凯独特感人的诗歌世界。换一个角度观察高凯的诗歌，我们会发现：作为广义的西部诗人，高凯诗歌却少有沙漠、骆驼、敦煌、戈壁等所谓“西部更西”的诗歌意象。这一方面是因为高凯写的本来就是远离河西的陇东风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高凯对所谓西部更西的那一帮意象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事实上，高凯确实没有简单地把沙漠、骆驼、敦煌、戈壁等一些西部的独有意象和风土人情当做“土特产”来恣意出售。他也许觉得那些东西并非自己诗歌的本色意象。他甚至觉得那些东西多少有些关于西部的概念化装饰多少有些令人生疑。

（四）陇东故乡：高凯诗歌的语言之源。虽然善于学习的高凯也借鉴过一些后新诗潮的话语方式，但简洁、平易、朴素而略带诙谐的语言风格，却是人们对于高凯的诗歌语言比较一致的评价。甘肃诗歌其实普遍都具有这种诗歌语言的质朴性，大多能以质朴的语言营造出一种诗歌的意境，进而通过这种诗歌的意境给予那些普通的词语以诗歌的意味。这种诗歌语言平易素简的质朴性，除了来自于诗人们平易朴素的人格之外，还来自于诗人们深厚的语言修养。高凯的诗歌，语言纯净，通俗简易，时有幽默，这样的语言境界，其实是高于所谓诡奇峭拔的。高凯诗歌之所以能够在轻松中写出了沉重、在幽默里见出机智，感情饱满而不恣肆，意象单纯却意味绵长，无疑与陇东乡土芸芸众生说话的方式息息相关。常文昌先生说：高凯“是甘肃诗人里面唯一的或者是最突出的用农民口语来写诗的……高凯诗歌的陇东味，还突出地表现在语言上。陇东的语言，无论语音、语意都具有其独特之处。高凯的诗没有装点洋腔洋调，以生动的陇东口语化抽象为具象，增强了诗的可感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歌的韵味。”常文昌先生慧耳！

（五）陇东故乡：高凯诗歌的抒情方式之源。高凯不是那种浪漫主义直抒胸臆型的诗人，他的抒情方式，朴实而且含蓄。比如他的《果园》：“但是，我是你的吹灯人/所有的红苹果都是我点亮给你的/所有的红柿子都是我点亮给你的/所有的红石榴都是我点亮给你的/甚至所有的红石榴里所有红红的果粒/都是我一粒一粒点亮给你的/唯有唯一的一个红灯笼/是你点亮给我的/但是，我是你的吹灯人”，首尾同样的一句“但是，我是你的吹灯人”，把高凯悔疚的心情“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恰恰是这种“包裹”，让这首诗格外动人！像这样用一种环形结构，既在形式上形成一种包裹，复在意蕴上形成一种含蓄的，还有他的《定神看远处的一个寺庙》等。高凯的这一抒情方式，无疑与他的陇东故乡那片土地上普通民众身处低层隐忍低调的情感及其表达方式密切相关。2009年，他的诗集《纸茫茫》作为“农家书屋”之一种，也作为“黑土豆丛书”之一种出版，足以说明他的诗本就“农家”，本就“土豆”，本就出自“黑手手”，高凯的诗歌抒情本就“乡土”。学者张玉玲把高凯的乡土诗概括为风俗画的展现、乡情乡愁的吟唱、家园意识的追寻这三个主要的表现层面，大体正确，唯有其中的“吟唱”二字，略欠准确，语不及物，因为及物的表述，应为“述说”。高凯的诗歌，不是歌唱式的，而是述说式的。总之，高凯的宿命中有一种乡土之约。乡土就是高凯诗歌的创作之根！

二高凯诗歌，因为有“心”而灵动

高凯的诗歌不是可疑的诗歌，是可相信的诗歌，除了上述所谓“诗中有根”之外，还因为高凯的诗歌，诗中“有心”：既有童心，复有爱心，更有诗心！高凯的童心与爱心，人们言之凿凿，这里我只说高凯的诗心。诗人高凯无疑是诗心的拥有者，而且，是一颗纯朴而不失睿智的诗心。

（一）高凯诗歌：烂熟于心而妙手偶得。诗评家王珂曾对甘肃诗人的诗歌技法之缺乏锤炼表达过他的担忧：“我承认河西走廊的任何一块石头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石头本身，最后展示出来的不是石头而是艺术作品，制作艺术作品的手段和展示的方法非常重要，即怎么讲、怎么写这块石头的故事比什么都重要。”王珂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甘肃诗人中，高凯却是分明的大智若愚者，他的诗歌技法，纯熟得看上去几乎没有技法。所以，面对高凯的诗歌，必须首先看到高凯诗歌纯朴诗心的第一表现，即老老实实地用足了心力下足了功夫，而后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许多诗作灵气充溢妙手偶得，如《村小：生字课》、《柴米油盐醋》、《心上人》等，这些诗，莫不是烂熟于心而后瓜熟蒂落、一挥而就于是文本简易、物语经济显得举重若轻。这样的作品，看似可遇而不可求，其实却早已在诗人的心里磋磨既久、把玩多方，最终显出了妙手天成的自然模样。

（二）高凯诗歌：时刻留意而捕捉机敏。与高凯诗歌明白晓畅实则内含功力相辅相成的，是高凯诗歌纯朴诗心的第二表现：对于生活诗意十分机敏的捕捉。高凯是一个对于诗歌艺术心向往之时时留意的真正的诗人，他有许多贾岛般苦吟出的诗作说实话，高凯也有不少“匠心独运”的作品，但高凯却光荣地同时也写出了不少妙手天成的神来之笔。比如他最为出名的《村小：生字课》，作者机敏地捕捉到一个现实生活中小学老师常用的言说句式：“B，B，AB的B”而后铺排成诗，表现出一种生动活泼如在眼前的村学情景，构思巧妙，形式别致，剪裁得体，是高凯诗歌艺术随体赋形能力的鲜明标志。

（三）高凯诗歌：心地真纯而文本简洁。独化在评说古马的诗时，以“我有一把黄金的铁锹/在我泪水的阴影中/我彻夜挖掘”（《油灯》）、“借光回家/取蜜取盐在你的舌尖”（《西凉月光小曲》）等句为例，说古马的句子几乎都是“从心化出”。显然，高凯也是这样一位诸多诗句“从心化出”的诗人。从心化出，首先要能够“从现实向空灵飞翔”、“从物象向玄思跳跃”、“跳出凡俗的眼光”但从心化出，最主要的还是一切都要自然而然不事雕饰，而这正是高凯诗歌纯朴诗心的第三个表现：归真返朴，形式精简，比如《生我的那个小山村》，诗不短，句式却只有一个：“A是乡村的B”；比如《村小：生字课》，诗也不短，句式也只有一个：“B，B，AB的B”。高凯的这类诗，正应着一句俗话：“熟能生巧”，而我们不能只看见他的文本简洁轻灵的“巧”，更应该看见他良苦用心深长感悟的“熟”；高凯的这类诗歌，事实上也印证着一个东方艺术高贵的理想：删繁就简我们不能只看见他的诗歌文本之简洁，更应该看到这种简洁的来历：归本返朴、铅华褪尽、心地真纯。

（四）高凯诗歌：深谙诗味而能屈能伸。如果我们把“诗心”一词，换言为“对于诗歌艺术的理解”，则我认为高凯的纯朴诗心还有以下两个不可忽视的表现。第一，高凯对于诗歌有着深深的体味，他知道诗歌的语言应该如何生长，这让高凯获得了一种娴熟的情景叙述能力与诗歌延展能力。比如他的《母亲是一粒炊烟的种子》，一个其实只有一句话的基础想象，被他延展成了一首15行的诗把一个其貌不扬的种子生长成了一棵葳蕤好看的树苗！第二，高凯深深地体味过什么是诗意，于是他也知道诗到什么为止。比如他的《苍茫》中“一匹白马，把大地展开”这一节（诗歌的一个节，是诗歌一个独立的表意单位），高凯知道这短短的两句已经是诗了，于是“断然”再不废话再不赘言。 高凯自己说过：“‘陇东’对于我就已不是一个纯粹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了，她涵盖了我的出生地、祖籍以及天堂之上的精神故乡。甚至，诗歌里的陇东就是我的天堂。”是的，高凯的陇东诗毕竟是诗而不只是陇东而诗歌，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天堂！马步升注意到了高凯最新诗集《纸茫茫》中的一个现象：“收入其中的诗篇，题材似乎不再那样统一，除了乡土诗，还有很多乡土以外的诗篇，诗情似乎不再那么纯粹，有对已逝的，与自己已了无关涉的乡村风物的追怀，有对当下的个人境况的自嘲与感伤，还有对一些世相情态的扫描。”显然，高凯写诗的目标是做一个“诗人”而不仅仅是做一个“陇东乡土诗人”！如果说当年的高凯是“踩着诗歌的韵脚，深入乡土”，那么多年之后的高凯就是“沿着乡土的道路，进入诗歌”。高凯早就对自己的这一道路有过预想：“如同乡土是每一个人的母体一样，乡土诗也应该是所有样式诗歌的母体。”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看到高凯诗歌中的乡土，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高凯乡土中的诗歌！高凯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乡土诗人！

三高凯诗歌：因为有“气”而通透

高凯的诗歌不是可疑的诗歌，是可相信的诗歌，还因为高凯的诗，诗中“有气”：真实生活的底气、用心感悟的灵气、鲜活跳动的生气！对此，人们多有论述，我这里说的是高凯诗歌的另外两种“气”：“气韵”之“气”与“口气”之“气”。

（一）高凯诗歌是气韵贯通的诗歌。气韵并非是一种虚幻无质的东西，它常常显形于四通八达的语言之筋脉。这种语言之筋脉，其实也就是语言上下左右的呼应与顾盼。如果说“气韵贯通”是一种艺术的理想，则“贯通气韵”就是一种艺术的操作方法：让大体相同的诗歌元素在大体相同的诗歌位置进行重复，以形成某种通道。有通道，气息方可流贯其中。对于现代自由诗而言，其外部的形式越是自由多变，其内部的构造就越应该有一些相对恒定的东西来支持它、平衡它、制约它，气韵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制约。高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诗歌于是气韵贯通，如有呼吸。如他的《高家岭》：“很久以前……叫高家岭/后来……还是叫高家岭/后来……还是叫高家岭/后来……还是叫高家岭/后来……还是叫高家岭/再后来……还是叫高家岭/如今，还是叫高家岭”，全诗以时间而为时隐时现的语言脉线；如《村小：生字课》从头至尾，以一个统一的句式而为重复的诗歌元素；如他的《一对农具》，“……就好上了”反复四次的出现……物象是变动不居的（不即的，陌生的），而气韵则是一以贯之的（不离的，熟悉的）。而这样的不即不离，这样的既陌生又熟悉，正是现代自由诗的一大味道：不是格律，胜似格律因为它是一种随机的灵变的内在的格律。

（二）高凯诗歌是口吻平易朴素的诗歌。高凯有一首诗《我身上有一个胎记》，高凯说那是母亲和他才知道的一个秘密符号，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之间的约定，是母亲认领自己的标记。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又是高凯这位诗人与陇东这片土地之间互相认领的“胎记”呢？是陇东题材么？不是，那些东西，其他人也会写的；是陇东意象么，好像也不是，因为那些东西，其他人也是会用的；是陇东的方言么，好像也不是，会用陇东方言的人肯定多了去了……那么，它是什么？我觉得，是高凯独特的言说口气！宗鄂先生在评价高凯的诗时曾说：“诗的厚重感和深度似感欠缺”、“诗的语言风格平易而朴素”，这两句话，前一句说的是高凯诗歌一个模糊的缺点，而后一句说的则是高凯诗歌一个分明的优点：诗的语言风格平易而朴素。

高凯诗歌确实具有鲜明的平易朴素的语言风格，如他的《陇上》：“一点，是旭日//一横 是阳关大道/一竖 是炊烟/一撇一捺 是城墩上站着的一个人儿/正在回头的黄河/一弯钩 又一弯钩”，“什么是什么”，这确实是最简单的判断句。但是，让诗歌成为诗歌的并非是复杂的句式而是事物之间的诗性联想，是“A”与“B”的远距离顾盼。事物之间遥远的联系与表述句式的简单平易，这恰恰是高凯诗歌的张力之所在。用张玉玲的话说，这是一种语言的“简约”，而在高凯的诗歌里，“简约已不只是语言品相，更是一种精神气质。”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种张力。

对高凯的诗歌，我们还应该看到的一种张力是：高凯的诗歌是绝对的成人诗歌，却往往发为童稚之语与儿童口气。如他的《村小：生字课》，仅仅有“黑手”而没有“黑手手”，就不是高凯的诗歌。可以这样说：是“黑豆豆”而不是“黑豆”；是“取着暖暖”而不是“取暖”成就了高凯诗歌所谓“童诗”般的语感！再如他的《生我的那个小山村》：“秃岭上齐刷刷的庄稼/是村子的头发/在半山腰里睁开的窑洞/是村子的眼睛/呼哧呼哧喘息的烟囱/是村子的鼻孔/咯嘣嘣吃东西的石头磨子/是村子的嘴巴/阳坡坡上院外的墙角落/是村子的耳朵……”全诗几乎都是堪称幼稚的比喻，想象一点也不新颖，真像一个第一次第一眼看世界的人在说话，这是会让有“知识”的读者感到“陈旧”的，然而，高凯却全然不顾，奋勇向前，因为“一直在追求一种可读性”的高凯对于诗歌的自信心告诉他：让诗歌成为诗歌的既非拗口繁杂的句式，亦非故作深沉的所谓“诗家语”的口吻，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果还要借重于这些东西来装点自己的作品，这与借重于名牌服装与重金属挂饰以显示自己高贵的俗人们又有何异？

但是，和衣饰的朴素并不意味着此人贫穷一样，高凯诗歌的童稚口吻与平易风格也并不意味着高凯诗歌的“儿童文学”性。同样，高凯诗歌的乡语村言俚腔俗调，也并不意味着高凯诗歌的语言“贫乏”也许，它恰恰是一种富有。

综上所述，高凯的诗歌之所以能够通过对乡土简朴生活的诗性描述，彰显出民间生活的圣洁，引领我们深入平凡的乡土却获得了心灵的超然，让我们在对村舍炊烟的原汁原味的乡土欣赏中得到天地自然风清月白的身心净化，是因为高凯的诗歌有土有根，有心有气于是有生命；是因为高凯的诗歌根土厚实，心气灵动于是有高洁的生命。唯有生命者方能关怀生命，也唯有高洁的生命能够言说生命。我相信：几十年来没有离弃诗歌也没有离弃乡土的诗人高凯，一定会把与自己的血肉相连的乡土进行到底，也一定会把自己生息其中的诗歌事业进行到底！ 注释：

②高凯：《怀乡病是一种幸福的疾病》，《星星诗刊》上半月刊，2009年第12期。

③高凯英雄诗的代表作是他的系列组诗《共和国当铭记》，此诗首发于《诗刊》1991年第1期，旋即刊行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广西日报》等，在当时的全国诗坛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响。

④《百姓中国》刊发于2007 年 1 月号的《飞天》，是当期《飞天》的四篇重点作品之一，编辑在诗后加了评价极高的“编者按”：“《百姓中国》是本土实力诗人高凯的第一首长诗，也是中国诗人第一次以姓氏文化为视角，吟诵百姓中国之兴盛和中国百姓之命运。全诗撷775个姓氏，洋洋洒洒348行，叙事宏大，抒情真挚，意旨深远，是作者历时一年且易30稿打磨而成的心血之作。”

⑤⑩[16]叶延滨：《行吟的高凯》，《飞天》1998年第7期。

⑥⑦⑧何君辉：《图文：“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诗人高凯谈“乡土”》，《楚天都市报》2009年7月6日。

⑨高凯：《自我鉴定》，《诗刊》1998年第10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抓住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一个事件甚至一个瞬间的感受，通过某种结构技术，而后铺展成诗，在从容舒缓的叙述中渐渐地展开诗歌图景、浸入诗歌意味，已成为一种具有比较普遍性的诗歌手法情景叙述！在阅读伊沙诗歌的时候我发现，这种能力也是伊沙的看家本领。比如他的《盲道》，其实只有一句话：“盲道是条条大路的动脉血管”，但是被伊沙“延展”成了18行。

[18]马野：《踩着诗歌的韵脚深入乡土评高凯的陇东乡土诗》，《诗刊》1996年第8期。

[20]宗鄂：《“陇东诗”的现代美感》，《诗刊》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