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早年罗家伦先生

作为家父的幼子，少年时期的笔者，不时地在父亲和兄姐间饭后茶余的言谈中，听到过罗家伦前辈志希先生早年的一些轶闻逸事，从而在脑海中烙下了一种类似猎奇的感受，并留下了虽点滴却依稀难忘的记忆。光阴荏苒，岁月蹉跎，须臾之间，漫长的六十余载的岁月悄然而逝，笔者也从少年时光蹒跚地走到了耄耋之年。而如今，不妨试作一想，若将当年那些虽不系统却有稍许清晰的记忆予以还原，并重温案头一些广为人知的资料加以筛选而形成一篇花絮式的短文，恐亦不啻一件值得努力去做的事情。

如若忆及笔者的父亲陈秉诚与罗家伦的相识相知，要从复旦公学说起，并继而说到北京大学。众所周知，享誉海内外原为复旦公学的复旦大学，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于晚清光、宣年间在上海创立的。到了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挂该校名誉董事长之名。至于校名之选，则源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名句，意在寄托教育强国的鸿鹄之志。

父亲自幼师从家乡一位朱姓名师接受国学启蒙教育。民国初年，考上安徽旅宁公学，亦即简称的安徽公学。而说到安徽公学，她的前身，则可追溯到同治后期为方便安徽学子科考而在南京修建的上江考棚。之所以名为“上江”，乃因经由安徽境内的长江一段（即古之楚江今之皖江），处于南京及其以东沿江一带的上游，故而南京及其下游区域的民间，向来对安徽南半部沿江区域有此俗称。

1913年春，复旦公学在一度停办后复校，父亲即于是年考入复旦公学文科。斯时，终身与复旦患难与共的李登辉先生主掌校务，邵力子先生在此教授国文。入学后，父亲结识了同时考入复旦公学的罗家伦先生。然而巧合的是，他不但与罗先生同班，而且同住一个二人间宿舍，自此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在校期间，盖因他们二人的古文功底较为深厚，且罗先生又是当时《复旦杂志》唯一的一位学生编辑，邵老就一直器重这两位门生。自此以往，他们与邵老长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从复旦公学到北京大学，求学时期的父亲有幸结识了不少青年才俊，这不但对他的成长有所裨益，且对他此后的人生之旅，更是增添了许多值得珍惜的回忆。复旦公学如此，北京大学更是如此。当然，他和大家最为崇拜的是蔡元培校长，尽管斯时履新北大不久，却处处事事展现出了大教育家的传世风范。

罗家伦时在北大文科读外国文学门，与同住在西斋攻读中国文学门的傅斯年前辈孟真先生，以及攻读哲学门的狄膺前辈君武先生相交甚深，于是在一次小聚上介绍给了父亲。此后不久，与父亲早在南京相识的孙伏园前辈养泉先生也由北大预科转入文科中国文学门。1918年秋，先有北大标志性建筑之称、后有中国新文化新思潮的策源地之谓的红楼落成。自此以后，父亲与他们时有交往，红楼内外留下了他们当年的脚印。毕业后，虽各奔西东，但断续地交往仍存。特别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时，更有较多的过从经历，且一直维系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

蔡元培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力主“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从而使新文化新思潮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获得了挺拔的成长，继而缔造了学术繁荣之道，思想开放之途。斯时，在北大校园里，形成了同学之间在课余期间交流频繁，并进而彰显了思想活跃的一种现象，一种当年极为罕见的历史现象。时值1918年冬初，因受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领航者《新青年》的影响，以文科的文学门和哲学门的学生为主体的傅斯年和罗家伦，以及顾颉刚、杨振声、俞平白、徐彦之等人，在蔡校长和陈独秀等多位师长的指导下，发起成立了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并随即着手筹备创办《新潮》月刊诸多事宜。同年年底，他们发表了《新潮杂志社启事》而直言称道，《新潮》将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于是，《新潮》便应运而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由此则可从中领略到他们那种义无反顾地肩负历史使命的崇高心态。此刊既出，犹如《新青年》的后盾而备受欢迎。父亲对此记忆犹新，说他当年专程前往新潮编辑部，向傅、罗二位表达庆贺之意。

罗先生从欧美游学归来后不久参加了北伐，从此多年来钟情于一身戎装，到清华后亦复如此。连一向孤傲的陈寅恪先生，也曾称他“儒将风流”。可叹的是，正当他大展宏图之际，却事与愿违，清华终不为他的久留之地。作为首任校长，尽管他对清华的发展倾注了心力，取得了功绩，但缘于他的激进专断的作风和当时华北政治风云的突变，仅仅两年就使他不得不黯然神伤地离开了清华园。然而即便如此，陈寅恪却发出了不同寻常的话：“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深思之，斯言诚哉！

只因家乡与南京仅有一江之隔，一步之遥，罗先生到中大履新后，时在家乡办学的父亲，偶间因公因私前往南京，或办事或探友而多有机会与罗先生晤面，以叙旧谊。1933年仲春的某日，因需要更换家乡中学的校牌，他特地前往中大拜访罗先生，请他挥笔赐墨。罗先生听到此请后笑曰：“你的赵字写得那么好，常为北京名商题写铺名，怎么要我题写呢？”父亲当即笑而回应说：“你是名人，名人的字值得珍藏啊！”罗先生听后则莞尔一笑。旋即，“安徽省和县中学”七个大字跃然纸上。自此以往，那个校牌在抗战期间历经辗转而存世十六年，但其后则不知所终。

当此文行将结束之际，不妨再提起两件相关往事。其一，1936年秋，父亲因家乡中学的校园不堪敷用而想扩展规模，另选新址重建，随后，只因苦于经费竭蹶而迟迟未能破土动工，但他仍奋而为之坚守初衷，于是取出大部家资以解燃眉之急。在此关头，他与罗先生一次晤面时谈及此事，罗先生建议他不妨运用自己的人脉优势向亲友们谋求襄助，并当场欣然允诺捐赠五百大洋。父亲受其鼓舞后，或登门或函请，遂而取得了可观成效，并于半年后顺利开工。然令他扼腕叹息的是，日寇铁蹄日益逼近家乡，流亡在即，洒满心血汗水的工程只好忍痛废圮。胜利复员后，他自渝东归，不忘一一拜见或致函捐赠者，并向他们提供当年赠金用途去处的明细，从而了却多年来一直未能放下的心中块垒。其二，1949年春节后不久，父亲收到时为驻印度大使罗先生的一封短笺，询问时值大势已去之际将作如何打算，并告知他即将卸任返台。斯时，父亲趁有限时刻前往南京拜见即将北上参加两党会谈的恩师邵力子老先生，以破迷惘。邵老劝而告曰，大局已定，勿作他想，作为一名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未来应该会是更好的。嗣后不久，父亲在家乡迎来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