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大家

我们不再是思想大国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中央痛切地总结了前30年的教训，告别人为的阶级斗争，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使我们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竟然在短短的30余年的时间里，经济总量就接近了世界各国最高水平！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让人看到“东方醒狮”的本色了！

笔者的职业属于人文科学范畴，故对国家软实力的发展的关心不亚于上述硬实力。但一想到软实力的时候，常常不禁眉头皱起！纵向追溯，我们有过像春秋战国那样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宏大气象，有过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曾子、墨子那样一大批灿烂群星――我们不愧是个思想大国！直到清末民初，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弱国年代，我们也还能推得出像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这样一些可圈可点的思想大家。可回到当代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却不免感到惭愧：除了革命领袖，我们拿不出一个堪与上述人物相媲美的、在当今世界拥有话语权的思想大家！可思想是软实力的精魂啊！如果我们的软实力长期缺乏坚实的思想支撑，就不可能与硬实力构成相匹配的双腿阔步前进，我们就会成为令人遗憾的“瘸腿大国”！我们在尖端武器、航天技术、高速铁路、水稻种植、体育竞技等领域很快赶上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唯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相形见绌！为什么呢？本人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但我自信是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说出来。

强调“舆论一律”，限制了思想自由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之所以出不了杰出的思想大家，是由于强调“舆论一律”，习惯于用某些标准化的思想来衡量社会上纷繁复杂的思想，合之者存，忤之者弃。而弃的方法又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强行宣布其错误和有害。久而久之只剩下一些“正确”的思想畅通无阻，而更多的思想则被禁锢在人们的头脑里，甚至被驱逐出人们的记忆！结果我们的思想库变成了人工的“思想养殖场”，而失去了野生的原生态和天然的基因，因而失去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人们习惯于喊些空洞的口号来虚张声势，什么“战无不胜”等等。一旦遇到较有威力的不同思想，不去分析对方的真实含义，也不考虑在平等的台面上交锋，一下子就举起拳头，把人打翻、打哑，似乎从此就“战胜”了。但这造成多大的后患，不言而喻。

尊重思想自由就是保护思想多样性的真理原生环境

人类在二次大战后显然变得聪明些了，终于懂得了大自然的规律，明白了动物界的“食物链”原理，对那些看起来非常有害的毒蛇猛兽，从必欲除之而后快升华为宁出高价而护之。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不也存在一个生态平衡问题吗？每个人都有个大脑，而每个大脑都要思考，就像每张嘴巴都要吃饭一样。因此各种思想的混杂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态。那种总想以某种“正确”的思想来统一众多的不同思想，一时好像也能做到，但时间一长，就难以见效。或表面一致，实际是同床异梦。可这更危险：你蒙在鼓里！而允许思想混杂，人们敢想敢说，那些推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天才智慧容易脱颖而出，而且总是对历史起主导作用。记得作家茅盾20世纪50年代末在撰写《夜读偶记》时，回忆起20年代寻找真理的过程，说：那时候社会上什么思想都有，我也分不清孰对孰错。但我什么书都看，反复对比、思考，最后觉得还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因为有这样一个艰难的寻找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我头脑中是牢固的。茅盾的这番话非常宝贵，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从原生的思想环境中寻找到的真理比从“思想养殖场”轻易接受的“真理”要牢靠得多！它更说明，那种不许阅读这个、不许接受那个的做法更是愚蠢的；不但做不到，做到了也不见得有好处！

当心历史耻辱柱

在原生环境中寻找真理之所以难，是因为真理是新事物，它们一开始常常是以异端的、冲击人们习惯思维的“丑怪”面貌出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误解。这一规律导致了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或者出于自己狭隘利益的考虑，或者由于判断的失误，犯下累累罪过。约20年前我得到两部有关出版社赠送的书，一本叫《中国禁书大观》，另一部叫《世界禁书大观》。我浏览之后大有感触！那些著者为了寻求真理，却不为当局所容，受尽各种刑罚，甚至被活活烧死！而迫害他们的那些人，好像都是振振有词：或者“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或者“为了上帝的安宁”！然而曾几何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时作为“罪证”的文字闪闪发光！而当年整他们的那些人如今安在――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想到这里，我真想对有关管理者说：对于思想者或文化人，你要触动他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有一位监护真理的历史老人在跟随着呢，而他是不死的！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以熟读史书闻名的毛泽东分明是知道这一历史规律的，所以晚年在他清醒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中肯的话：“要保护少数，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可惜，毛泽东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并没有按这句话去做，但这句话的本身是至理名言，应该作为思想遗产加以继承和贯彻。

中国加入WTO后很快发现：我们销往世界各地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固然日胜一日，但拥有我们自己品牌的产品却少而又少。于是上下很快达成一个共识：国人的创新意识薄弱！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世所公认的。那么缺乏创新能力的症结在哪里呢？我认为是思维惯性问题：国人向来习惯于纵向承袭思维，而不善于横向超越。最近获得一条信息对此做了佐证――乔布斯在一次演讲中有人问他：你成为世界首富的秘诀是什么？乔布斯回答得非常简洁明了：另类思维。可谓切中肯綮！另类思维是创新的前提。但具有创新思维的人在我们这里是容易被误解的，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

因此我认为，党的宣传部门要当心自己不要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安部”。社会上需要公安部，因为社会上的罪犯容易识别，但意识形态领域的罪犯你不好识别；你今天说他是“罪犯”，三五十年以后，说不定人家成了一个新学派的创始人！这类例子中外历史上太多了！我们的法律教科书中可以有许多罪，但不可以有“思想罪”；我们的社会可以有许多牢狱，但不可有文字狱。道理很简单：通向真理的道路有千百条，但到达真理的时刻表绝不会一致。因此，请给真理以时间。这样做也有可能“放虎归山”，毕竟“少数”未必都是真理。好比一首交响乐，它的几十分钟的美妙旋律中总有一个“不协和音”。孤立地看这个不协和音是丑的，破坏性的，但对于整个乐曲来讲，它是少不了的，因而是建设性的！世界总是这样矛盾而又辩证。因此我认为，对于社会安定，也应该运用辩证法去思考：是在“动”中求静，还是在“静”中求静？在“静”中求静，反而得不到静。好比厨房里的高压锅，留个小气孔冒气，它不会爆炸，但一旦你把气孔堵死了，必定爆炸！一个社会除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折腾，一般的吵吵嚷嚷，都是正常的社会生态，我们不必大惊小怪，而应该顺应它，习惯它。 苏联、东欧究竟在哪里摔了跤

我当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东欧这些共产党政权的迅速解体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群众享受的自由过甚，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抑或相反，造成积怨？为此我去德国著名大学城图平根，造访原民主德国最有名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他是1963年因不满东德当局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越境前往西德任教并定居的。想不到我推门进去还没等我开口，这位老教授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今天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愣了一会儿，然后委婉地说：“那您当年为什么要主动离开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国家呢？”他理直气壮地说：“那还用说！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搞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嘛！我们知识分子总是有些观点想表达出来。但你写文章要受批判，在课堂上讲也要受批判！我还能干什么呢？谁受得了！”显然，思想控制太严，引起了知识分子反弹。我在德国历史文化名城魏玛逗留期间，请德国古典文学纪念馆的秘书洛特先生谈谈两德统一前与统一后的感受。他大为感慨地说：“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以前说话若涉及政治总是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可现在，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还与不少原东德居民交谈过，多数人对两德统一后的现实是满意的。

我认为，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名的改变，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历史性的总结。这批不甘失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付出了几十年的惨痛的代价，终于痛苦地承认了一条真理，而这条真理恰好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晚年的遗训相吻合，即：必须在民主道路上走向社会主义！我国已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谢韬经过多年研究于2007年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精神与这一结论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谢韬的这篇长文是根据恩格斯晚年被许多人忽视了的重要论断、根据原社会主义阵营十来个国家半个多世纪的丰富实践写出来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贡献。如果党的最高领导层能以此为契机，组织一批精干的理论力量，深入各有关国家，对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分裂成的两个大派别所奉行的不同路线，即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现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所遵循的“议会道路”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结合具体实践，进行详细的考察、调研和总结，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名的改变是一种总结，但那毕竟是欧洲人的视角。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一次总结，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它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

我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路线，即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和平民主路线进行补课性的调查和研究。由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长期以来不知道恩格斯晚年根据实践的发展对他和马克思以前的某些重要理论做了修改，对遵循恩格斯新观点的伯恩斯坦向来斥之为“修正主义”；对他的活跃在欧洲各国政坛上的“徒子徒孙”即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工党嗤之以鼻，认为他们在与资产阶级搞阶级投降、阶级调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有机会走出去，陆续看到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纲领和执政现实，逐步改变了上述片面看法。现在看，他们还是站在劳动阶层的立场上，把社会主义因素打入到资本主义机制中去，尽量把资本利润通过税收制度越来越多地“扣”下来，用来提高社会福利。在执政期间，各项政策向中下层劳动者倾斜。

从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起，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丰富实践，而且有了两种社会模式，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比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