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保护不同意见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命题，就是怎么样依照法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来治国，不仅仅是靠制度。法律既有制度，也有理念，又有方法，又是文化。

如何处理好维稳和维权之间的关系，是治国理念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常谈“维稳压倒一切”，最近不怎么谈了。“维稳压倒一切”有片面性，也有危害性。应当提“法治压倒一切”。因为依法治国，当然法治压倒一切。

我觉得，法治包含了怎样处理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这应该在法治里面解决。维稳与维权，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是怎么处理好两者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涉及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当然不是杀人放火这些刑事犯罪的处理问题。比如说强制拆迁，这是现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怎么处理为好？强制拆迁引发了一些群众闹事。拆迁涉及人权，涉及千百万户人家的利益，这是一个维权的问题。所以在拆迁里面，就同时存在着维稳与维权的问题。过于强调拆迁里面闹事的一面，维稳显然是以压服为主。造成的后果怎么样？越压越不服。群众的权利没有得到维护，继续反抗，可能闹得越来越大，仅仅靠强力来压迫，靠公权力的压服，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考虑到群众的利益。不能仅仅以稳定来压倒一切，这是不行的。不提“稳定压倒一切”，更多关心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这应该是处理社会矛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维稳和维权，一方面是权利，另一方面是权力；也可以说一个是私权，一个是公权。私权要考虑到群众的利益，这个不能被剥夺、被限制；公权要考虑到它行使的范围。四中全会特别提到“法无授权必须禁止”，这个当然是指公权而言。公权在法律上没有授权要禁止。私权呢，法无禁止即自由。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公权与私权的不同，公权绝对要限制！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授权就是应该禁止的，私权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自由的。从依法治国的根本精神来看，私权是基础，公权是管理的工具。把私权看作我们依法治国的基础来对待，这很有好处，能够解决许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公权应当严格加以限制，没有权力清单，没有授权，这些权力是不能够随便行使的。

公权既然是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最容易被滥用，尤其是维稳的地方化。稳定有全国性的概念，也有地方性的概念。什么是地方性的稳定？一个县的稳定，谁来决定啊？谁来说我这个县稳定还是不稳定啊？显然是由县政法委来决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公权的基础。一个县的稳定由政法委员会来定，这就说明政法委员会的权限太大了，它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它可以决定这个县是处于稳定之中，还是不稳定之中，如果不稳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前不久曾经要制定一个突发事件处理的条例，当时征求意见，其中一条讲到，在突发事件处理的时候，新闻自由要受到一些限制。这个草案发布的时候，舆论哗然。怎么能因为你一个县里面发生了突发事件，新闻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呢？所以当时这个意见被否定了。为什么否定呢？它是以稳定的名义，用权力压倒了权利，使得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为突发事件而受限制。突发事件跟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在主张“维稳压倒一切”的人看来，突发事件既然发生了，当然稳定压倒一切。其他一切私人的权利、舆论的权利，都可以撇到一边，不重要了，在稳定面前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是次要的。在公权力滥用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从维权方面来考虑，不能够因为突发事件，来限制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治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人权不能侵犯。人权是最基本的，这里面包括个人的权利，也包括新闻自由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权利，都应该得到维护。

在维权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护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当然指的是对政府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的一些不同意见。这些对于突发事件的不同意见，很可能被主管部门、政法部门认为是煽动闹事，所以怎么处理不同意见，是依法治国需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炎黄春秋》发表过高锴的一篇文章，谈他在全国人大工作时跟习仲勋同志交往的一些情况。习仲勋当时提出，应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对不同的意见用法律来保护，我觉得这个意见提得很好。

我本人跟习仲勋同志也有一些来往，我是七届人大常委，仲勋同志是七届人大副委员长。每年开六次常委会，别的副委员长都不来参加小组会，而仲勋同志每一次必到四个小组参会。他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时候到一个组里面，也跟我们交谈。仲勋同志这个意见的关键就在于，一要保护不同意见；二要立法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为什么要保护不同的意见呢？因为如果片面强调维稳特别重要，掌握公权的人要滥用权力，必然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给予很大压力，使他们不敢说话。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存在，那是不正常的。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有多种不同的声音。作为政府机构，作为领导者，应该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保护不同的意见，而不能够打压，更不能以“煽动群众闹事”的罪名随便治罪。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考验。制定一部“不同意见保护法”非常重要，我希望认真考虑习仲勋同志当初提出的“不同意见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