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触摸时代的低沉脉搏

阅读该小说，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宋小词对生活和人性已经别有悟解，她能够让自己的心灵深深地投入当前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深入社会最底层，感领芸芸众生的生死爱欲，随后从中发掘出值得珍惜的价值。该小说首先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写洗脚妹角色，但并没有先入为主地把她塑造为一个底层社会的受害者形象，由此来控诉世道的阴暗和无情，而是从家庭亲情角度入手，着意于去发掘像陶安这样的底层人物的生命主体性。在当前这个世俗化的时代，人心飘忽，人性虚浮，人心所向唯利是图，纯真的情感被视为笑谈。但作者笔下的陶安却非比寻常，她靠自己的洗脚手艺吃饭，绝不贪图钱财出卖色相;她在婚后喜欢上林大庆，纯粹是出于爱情。当姐姐陶平斥骂她时，她这样自我辩护道：“我出了轨又怎么了？我偷了人难道就变成畜生了，就该受人作践？就该矮人三截地过日子？我跟田文军过不下去了，你们凭什么要逼我跟他在一块？是人都会选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谁会选择跟自己讨厌至极的人在一起过日子？结婚了又怎么样？生了孩子又怎么样？难道我的权利就没有了？”从此等来自肺腑深处的呐喊声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的声音，其泼辣纯真的个性也跃然纸上。最终林大庆有负于她，她感叹道“活着无味”，投江自尽。从更超越的人生立场来看，这自然是年轻人心灵的盲目和迷乱;但从另一面看来，这恰恰也是她的心灵纯真尚存的明证，因其瞬间毁灭让人痛彻心扉，更让人倍加珍惜。

陶平形象是该小说的另一个更大的亮点。宋小词在创作谈《向人物的内心进行深耕》中曾说：“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座迷宫。写作就应该不怕麻烦，也不能有所顾忌，要勇于解剖内心，将那种瞬息间的千变万化，将人类复杂幽微的情感，有层次地、有张力地展现出来。” 因为陶安的个性较为单纯，在她身上尚未呈现出多少层次的复杂幽微的情感;但在陶平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她年龄较大，生活经历复杂，内心极为丰富，因此作者尽可能地挖掘她的心灵迷宫，呈现出极为迷人的情感变化的过程。她本来深受父亲背叛、家庭的伤害，对人性人心全无信心，离群索居，神情落寞，因此刚开始对陶安和龙龙的到来全无好感;但随着事情的发展，陶安的单纯和坚贞，龙龙的弱小和可怜，慢慢地激活了她如死灰般的心灵，让它慢慢变得柔软起来。最终她也反思，看到自己内心的阴暗：“我在心里问我自己，如果陶安不是洗脚妹，是有体面工作的，嫁的老公不是养鸭子的，是很有头脑的小老板，出轨的情人不是穷混混，是一官半职的公务员，我会将她赶出去吗，我对她会有这么多的看不惯和忍不下去吗，说到底我欺负她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年的鸠占鹊巢，而是她的贫穷她的底层她的绝境。在我承认我自己势利的时候，我的后背陡然一阵烘热，有密密的汗从身体里钻出。我看到了我内心的阴暗，像一块生霉的豆渣一样，在我的心里深处散发着恶臭。”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阴暗，无疑是良知觉醒的表现。作者能够把陶平的心路历程写得如此细腻幽深，实在有大家手笔的风范。 当然，整体看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陶平和陶安两个人物对照起来书写，从而获得了极为耐人寻味的艺术意味。陶安和陶平的对照，从人性层面看，是单纯热情的人和已经对生活丧失热情、复杂势利的人的对照;从社会层面看，又是底层人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对照;细品起来，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写小说，说到底就是写活人物，能够在一个中篇小说中成功塑造出如此富有生活蕴含、艺术魅力的两个人物，实在是极其不容易的。应该说，宋小词的《太阳照在镜子上》对于当前文坛上那些屡屡陷入概念化的底层小说具有相当大的突破意义和示范价值。

与宋小词的《太阳照在镜子上》由家庭伦理来感受时代大潮的变动不同，程相崧的中篇小说《生死状》围绕着一家大型化工厂落户一个乡镇农村后引发的乡村生态和农民心态的双重恶化展开，现实警示意义颇为浓郁。该小说中，马庙镇地处边远，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什么工业基础;但在一次招商引资中，张志涛镇长大力争取到了一家大型化工厂来投资。为了征地建厂，张镇长让全镇所有村长都到镇里去开项目落地生根动员会，并动员他们签订“生死状”，保证完成征地工作。其中程庄村长程喜田因为张镇长开了他一个玩笑，大为生气，便没有签那份生死状，因此成了全镇的落后分子。程庄虽然被征了地，但却没有人被安排到化工厂去当工人。后来，程喜田想方设法要巴结张镇长，试图安排儿子程东升到工厂去当工人。一次碰巧偷听到镇长等人正在商量化工厂毒气泄漏事件，镇长还想向村民隐瞒事实，而程喜田情急之下告诉本村乡亲们撤离至安全地带。然而，事件结束后，邻近村落因为毒气毒死了人而获得巨额赔偿金，引来了程庄村民的不满和嫉妒，好事变成坏事。就连程东升的女朋友金菊也被她母亲嫁给了获得赔偿金的邻村男人。程喜田面对这种事实真是欲哭无泪。随后，张镇长和化工厂厂长为了平息毒气事件，请所有村长吃饭，还给他们送礼，再次让他们签生死状。程喜田酒醉之后签了生死状，但毕竟良心未泯，酒醒后决定把钱退还给张镇长。在看到化工厂再次招人时，程喜田试图劝程庄的年轻人不要去，却遭到他们的撕打，而张镇长只是袖手旁观。

高污染的化工厂转移到马庙镇本是逐利而来，地方政府之所以要大力引进，也纯粹是为了追求靓丽风光的GDP政绩，但当地农民最直接的感受却是乡村生态的恶化。《生死状》虽然没有过多地书写化工厂是如何导致乡村生态的沦陷的，但粗粗几笔也让人触目惊心。例如村民们抓住的那只三条腿的青蛙，就是高污染下的农村生态变异的明证。不过，村民们毕竟比较无知，习惯了空气清新、流水洁净，也就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了，因此最初看到化工厂的大烟囱时，他们竟然像过节一样高兴。这真是前现代文明地区的人们因为缺乏知识对现代文明的最为浪漫的想象啊！然而，事实却是残酷，化工厂的高烟囱泄露的毒气直接造成了马庙镇程庄附近几个村落的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原本蓝天白云的乡村生态被笼罩在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之下。化工厂的高额利润，地方政府的GDP累积，村外村度假村的盛宴等光鲜事物的背后，伏藏着的就是乡村的物种变异，生态的沦陷，村民的累累白骨。

当然，更为可怕的，还不是乡村生态的沦陷，乡村人们的心态的实利化才更令人震惊。在没有化工厂之前，乡村人们的生活大体是平静的，虽然较为清贫，但人际关系还是祥和的，繁重的乡村劳动和并不丰裕的物质产品使得乡村人的心思不至于过分胡思乱想，还能够持守着简朴和善良。但化工厂刚建成，村民就开始想入非非了，憧憬着如何像城里人那样生活，连庄稼都不愿好好种了。随后他们的生活也不由自主地丧失了原先的自由自在，开始模仿化工厂里的工人做派。最为可怕的，还是他们在对邻村人因为家里有人在毒气泄漏中死掉了而获得巨额赔偿金的羡慕和嫉妒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地无视生命价值、只崇拜金钱的赤裸裸的物欲疯狂态度上。“你们知道吗？不得了了！上头正在调查各村的死亡情况，正在赔钱哩！据说，死一个赔给一百万，就连中毒瘫痪了的二咋呼，还得了六十万的赔偿金哩！……云生的那老娘，脑血栓在床上躺了多少年，这一死竟然给家里撇下一百万，咋有这样的好事儿哩？还有蹦蹦的爹老蹦蹦，三个月前就查出了胃癌，医生说他的大限就有半年，他咋这么会死呢？”这一段话，几乎把那种为金钱疯狂的农村人的极端心态写活了。由此可知，对于这些乡村人们而言，像瘫痪的人、患癌症的人本来就没有价值了，如果能够换到大把金钱，那无疑是最大的好事。这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

中篇小说《生死状》的选材富有现实性，能够直击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批判锋芒较为锋锐，体现了作者富有敏锐的现实感应神经。在叙述上，该小说也颇为老到从容，张弛有度，由程庄村长程喜田入手，向上勾连张镇长、副县长、化工厂的总工程师等人，向下联系各色村民，较好地展示了当前乡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情世态。不过，该小说是围绕着事件展开的，在对化工厂的建立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的叙述上，还是显得太过拘束于现实，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稍显不足，主题开掘不够深入。

相对于程相崧的《生死状》而言，刘东衢的中篇小说《黑河的孩子》在对当前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批判力度一点也不逊色，它以一个水浒式的民间英雄的悲剧故事展示出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在贫困和暴力中的无奈沉沦。小说的核心人物是逃犯庞大勇。出生于农村的他无钱无权无势，在社会里难以立足。他的父亲庞元几在乡镇水泥厂里工作，死于意外事故，除了两条腿之外，血肉之躯被搅拌机搅碎，成为出售给城里人的水泥。纵然如此，他还要接父亲的班，继续谋生，只是在看到工友的手指被截断后，他才不想干了。对于庞大勇来说，更为屈辱的，乃是水泥厂的藏老板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和他的妻子胡桂花通奸，导致他被人嘲笑自己的孩子都是别人生的。庞大勇对这个社会是仇恨的，他寻找不到更好的发展道路，也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忍辱偷生，因此就铤而走险地像水浒英雄一样诉诸以恶抗恶的反抗之路。他抢劫了镇派出所所长秦元举的几十万元钱，带着自己的情人到荒岛上去生孩子，最终又趁老婆和藏老板通奸时割断了他们的喉管，结果自己也惨遭毁灭。

作者在塑造庞大勇的形象时，跳出了读者惯常看新闻的眼光，写出了庞大勇人性的复杂性。在作者笔下，庞大勇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暴虐之人，即使在以恶抗恶的险途上，他的善良人性依然在闪耀。例如，他对待乡村少年四寅，虽然他需要四寅划船接送他和他的情人，但在给钱方面就非常大方;他是四寅的三爹的战友，因此落草之际，他还想着要送他一点抢来的钱;至于精心呵护给他生孩子的乡下女人，想着“人一走，总要留个后，我怕我连累她……”，无疑也是庞大勇的人性闪光。而他在逃亡、躲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敢、镇定，即使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自首，都是富有血性的表现。当然，当他最后发现自己错杀了四寅的父母，让四寅开枪打死自己，也是难能可贵的良心觉醒，颇有曹禺的悲剧《原野》中仇虎的气概。庞大勇的人生悲剧，再次宣告了像水浒式的民间英雄已经不合时宜了。 和中篇小说一样，2014年《小说林》中的短篇小说也多关注底层社会的生存苦难，发掘他们坚毅的生存品格，赞赏他们的人性亮色。

该小说值得称道的有几点：第一，它承接了《聊斋志异》的丰富想象力。蒲松龄展示的是农业社会的地狱景象，阿丁则展示了后现代社会的地狱景象，两者都一样震撼人心。第二，具有浓郁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意识。如果说蒲松龄批判的是封建中国的丑陋官场和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那么阿丁的《链狱之旅》不但严厉地批判了当今中国的司法不公，而且也批判了高度标准化、同质化的现代文明。例如小说结尾写冥王的出现就颇有意味，“所有的几何体都在移动、旋转、变幻。黑白两色的矩形菱形三角形规则或不规则的多边形相互挤压、融汇，断裂、分合，瞬息万变，宛如地狱的多维屏保。我压抑着剧烈的恶心和眩晕，强睁二目从芜杂的线条形状和阴影中辨析着冥王的脸。一无所获。”这与其说是描写冥王，不如说是描绘现代人陷溺在现代都市、高度电子化世界中的异化感受。第三，具有鲜明的哲理意味。例如，小说最后由那个兜售冥界官员地址录的鬼向席方平阐释世界是链环，正义转瞬即逝一节，就相当具有哲理意味。整体看来，蒲松龄的《席方平》洋溢着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的质朴和信念，而阿丁的《链狱之旅》却浸染着后现代式的驳杂和绝望。

爱情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引导人超越身份、等级等外在的生存藩篱，展示出内在的心魂交流，从而开辟出迥异于尘俗世界的灵性境界。但日常世界中，身份等级、社会地位等的势力又非常顽固，浇筑出纵横交错的水泥隔阂，肆意地击杀自由浪漫的爱情。高瑞萍的这篇小小说叙述的爱情悲剧，从男主人公角度看，就是封建门第观念击杀爱情的现实版。从女主人公角度看，这个爱情悲剧却是献给爱情与忠贞的赞歌;她不计较彼此家庭条件的差异，毅然爱上男主人公，在得知他已婚后，就一个人坚守着寂寞的单身生活。在当前这个高度世俗化的时代里，像女主人公这样的忠贞的确如空谷足音。该小小说还值得称道的是，这个爱情悲剧由女主人公送给男主人公的一张照片叙述出来，显示了作者的别出心裁。

作者简介：汪树东，1974年出生，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超越的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分析》《黑土文学的人性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