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寻路中国

上市当日，《被解放的姜戈》被停牌。显然这将会变成昆汀・塔伦蒂诺有关中国的各项回忆里的鲜活一块。

我一直幻想着这是个营销手段，比花大钱开个俗了吧唧的首映式之类的，又有效又高级，中国观众本还是观望的态度，现在一下子就变成必看的影片，不论是不是被审查通过，都要以各种渠道获取，不得不说审查制度将推动票房成绩。

“官方”引发的小故障，不妨碍昆汀是一个热爱中国、跟我们交往密切的有趣老外。

2011年初，上海胜强影视基地，在《铁拳》剧组做场记的中国女孩文影，对前来探班的昆汀说：“你是全世界所有想当导演的人的偶像。”这句话，让发了福的昆汀涨红着脸，高兴得无以复加。

而在1995年秋天的北京街头，几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偶然遇上了一位凸脑门大下巴的瘦高个老外，他们惊喜地认出来，这个人就是这一年奥斯卡编剧奖和前一年戛纳大奖的得主。而更意外和更兴奋的是昆汀本人，他完全没料到，刚拍过两部作品的自己，走在中国的大街上，居然都有人认识。

中国，怎能不是昆汀人生的重要一环？

Vol.1 北京圣丹斯

1995年10月，“为了庆祝电影诞生百年”，美国独立电影的年度盛事圣丹斯影展来到北京展映交流。

现在回看，当年美方选送的8部电影，几乎都是美国独立电影史上的经典，例如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理查德・林克莱特的《都市浪人》和王颖的《喜福会》，但最受瞩目的，无疑是昆汀・塔伦蒂诺和他的《低俗小说》（时译为“昆丁・塔伦提诺”及“《黑色通缉令》”）。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当时就在21世纪剧院第一次领教了《低俗小说》。他记得，现场交流环节，昆汀出场，侃侃而谈，“满口脏话”。

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剧场之外。

影展期间，一个周四，四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大二学生碰到了一个相貌奇怪的年轻老外，其中一个认出了这张脸，迟疑地嘀咕了一句“昆汀”，错身而过的对方显然听见了，而他的表情说明，她没认错。于是，4个人回头跑去搭话。

昆汀本人非常吃惊，他无法想象，为什么在北京的街头，居然会有人认识自己（当时他在美国也只是刚成名）。学生们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是“学电影的”，而在彼此寒暄之后，他们约定，下周一昆汀去北电参观时再见面。

周一，昆汀果然赴约。导演系的学生们找了辆自行车，领他满北京城地走街串巷。第二天，大家伙儿带着他，打了一辆黄“面的”（90年代风行于北京的供出租的黄色面包车），来到南城一个同学“租的平房”，喝酒吃饭，胡吹乱侃。

十几个穷学生没招待他什么好东西，但大伙的兴致都极高，爱酒的昆汀，喝了不少二锅头。一屋子年轻的电影人，七嘴八舌聊了一通宵。时隔多年，同学们始终记得的一句话，昆汀忠告这些想做电影的大孩子们：“Story is King”（故事为王）。

一周多的行程，昆汀一点没浪费。他还去《秦颂》的片场探班，跟好哥们姜文见了面。

昆汀的第一次北京行，匆忙又充实。用时任北电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教授在《当代电影》2002年昆汀电影专号上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恐怕没有哪个第一次来中国的老外如此入乡随俗……突然明白，他拍的电影何以那样各色。”

Vol.2 杀死比尔 中国制造

1995年的《四个房间》和1997年的《杰基・布朗》风评不佳，商业上也没有成就，让昆汀消沉了很久，原计划的《无耻混蛋》也因而搁浅。

但拍一部功夫片的念想，让这位香港武侠片及日本剑戟片的狂热粉丝终于重新打起了精神。2002年，《杀死比尔》开始制作。

起初，昆汀和片方打算在日本东京实景拍摄，但成本核算之后太昂贵，于是他们找到了替代方案：中国。最后，所有东京部分的内景都在北京摄制，而较少部分的外景则取自东京实地（除了美国中国日本，该片还在墨西哥取景）。

昆汀一开始打算自己出演片中的武林高手白眉道长，一到训练压腿，他就粗话不断，骂不绝口。但因为是导演，又必须以身作则。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戏没演成，昆汀的肥肉倒是减了不少。

张进战是中国电影圈公认的第一副导演，他表示，《杀死比尔》是自己从影几十年做得最愉快的一次，“完全是在创作，不是干体力劳动”。他说，昆汀“完完全全在做‘导演’”，而不像一般的中国同行那样，要把70%的精力全都用在各种其实跟导演无关的杂务上。

片场节奏放松，甚至昆汀有时候头天晚上玩得太过，第二天到了片场宣布说自己今天状态不好，全组放假一天。张进战也证实，《杀死比尔》完全按照的是好莱坞制度，不加班，周末休息。所以，好玩的昆汀玩得不亦乐乎。

显然他在推卸责任，众所周知，香港电影人从来以超级高效而闻名。真相不难想象，因为没拍过动作片，所以一方面日程设计得不合理，但更主要的则是，昆汀仗着自己是片方米拉麦克斯影业的宠儿，所以放肆地精益求精（最后影片成本从预算的3600万美元激增50%，达到5500万）。而且，这正好给了他好好享受异国生活的机会。昆汀回国时买了好几车的中国古董家具，外加一大堆的DVD影碟。

2002年夏天的北影厂，是中国电影圈的一桩乐事。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等纷纷过来探班，跟昆汀把酒言欢。昆汀爱吃火锅，一点不怕辣，为人开朗之极；剧组集合了当时北京电影圈大多数的一线幕后班底，甚至来片场帮忙做杂工的，多数也是北大清华的学生。 严格地说，这是继1987年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太阳帝国》以来，第二次有完全意义上的好莱坞制作来华拍摄。周期之长和中方参与之深，几乎也算是空前绝后。

Vol.3 中国接收昆汀 昆汀接收中国

郝建教授是国内第一个翻译《低俗小说》剧本的人，也多次在大学课堂和专业期刊上，分析昆汀其人其作。他回忆，当初《低俗小说》刚刚以录像带在中国流传的时候，很快迷倒了一批青年学者和电影学院的学生。

随着中国影迷文化的兴起，《低俗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大，成了影迷、文青、小资们的“必读”，甚至是身份认同的一项标志。这种情形，郝建曾在2002年撰文点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作品在西方也是被知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欣赏。在今天的中国，对《低俗小说》的领悟也有这种意味：它恰恰成了白领趣味、文化精英的身份证和某种文化殿堂的贵宾卡。但在主导文化的趣味领域和思想认识中，昆汀又的确是一种腐败、颓废的象征；大逆不道和不严肃的代表，甚至可以将其作品看作是诲淫诲盗的教科书。”

昆汀更多是个风格另类、迷影气息极重的电影人，而在中国，他则像是精神导师和摇滚明星的结合体――我们不知道他那些集大量主流非主流电影及音乐于一体的影片究竟“典出何处”，但却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放肆和玩笑，所 以，中国影迷特别为他加封了头衔：“痞子导演”，真是实至名归。

比起那些同样得到中国资深影迷顶礼膜拜的欧洲电影大师们的杰作，昆汀电影远不够厚重深刻，但确实又比一般官能刺激的商业类型片丰富得多，智慧得多。特别重要的是，在电影技艺――结构安排、叙事风格、镜头选用、美术布景、场面调度、剪辑编排、配歌配乐――之上，昆汀有他的独门造诣，艺术成就卓著。

在今年元月的《姜戈》柏林首映式上，昆汀穿着唐装，面对镜头，一直大摆功夫造型。而他和中国的缘分，确实更多的体现在他的超级港片粉丝身份上。跟法国新浪潮那批年轻影评人晋升导演的情形类似，众所周知，昆汀是从一个录像带出租店小伙计，修成了一代名导。不管好片烂片、名片冷片，他看了无数，进而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从一开始就放言，自己的创作，都是从各类电影里偷师、抄袭来的（而且，根本“不是TMD致敬”）。

古旧的好莱坞B级片和香港电影（对美国人而言，所有香港电影几乎都是B级片），构成了 “影痴”昆汀电影创作的基础。邵氏武侠、吴宇森的英雄片、林岭东的监狱片、成龙的动作喜剧、“东方戈达尔”王家卫，他都数如家珍，爱得要死。香港电影的风格、运镜、节奏、造型，无一不在他的电影里重现。《杀死比尔》就被他定性为一出“香港功夫片”，因此他在片头，还加入了邵氏公司的标识。

而他本人，也长期以香港电影的热心推介人的形象，四处颂扬及发行港片，例如《重庆森林》和《英雄》，都以“塔伦蒂诺出品”的名义在美国发行。2011年，法国电影人还就此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塔伦蒂诺：香港门徒》（Tarantino， le disciple de Hong-Kong）。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对经典好莱坞和意大利电影的珍视一样，昆汀这位加大码的新版马丁，对香港电影的尊重和眷恋，远胜过我们本土的从业者及影迷们。

昆汀对于中国，完全是“域外”的，更从未进入过中国的主流视野。但放眼欧美影坛，除了那位独一无二早已仙逝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即便包括受邀来华拍片的如安东尼奥尼、贝托鲁奇等人，也再也难找到一位像他这样，和中国交往密切、理解且热爱华语电影、自身创作上浸满了中国文化（尽管是亚文化）的导演了。他实在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