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贞节”的悖论

《霞村》是丁玲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人，聚焦女性问题的力作。这篇小说以“我”到霞村暂时修养为叙述起点，从“我”和一位宣传科的女同志阿桂进入霞村，察觉到霞村并没有阿桂口述的那么热闹，反而显出一幅枯败、冷清，毫无生命力的村景图引入。在“我”修养期间，平时静悄悄的村子被院子里想起的两次嘈杂音打破，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热闹”场景。

因贞贞回乡，院里第一次出现了“热闹”的景象。通过“我”在院子里的所见所闻展开叙述。在叙述人的笔下，此刻的院子已经全黑，然而却见大家都挤在一团，这隐约传达出作者对村民凑热闹行为的讽刺。到此，叙述人并没有直接拆穿村民在黑夜聚集的原因。而是设置了马同志这个人物形象，从马同志的口中 “我”才得知村民吵闹的真实原因。小说以院子第一次响起嘈杂音为导火线，逐步引入叙述的焦点人物“贞贞”。值得玩味的是，叙述人首先选择以马同志这样一位代表革命身份的人物，来叙述革命者心目中贞贞的形象，“想不到她才是英雄呢”。其次，叙述人又选择阿桂这样一位普通农村女性的身份，叙述同为女性的心中贞贞的形象，“呵！我们女人真作孽呀！”虽然马同志与阿桂有着明显的阶级身份之分，但他们对贞贞或抱以一种肯定或抱以同情之心，俨然是对贞贞正面形象的维护。

马同志与阿桂对贞贞的叙述，奠定了贞贞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但当“我”走到屋外，却听到不同版本的关于贞贞的传言。在杂货铺的老板口中：“亏她有脸回家”，“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恶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1贞贞是一个既失去贞节，又失去民族国家尊严的缺德女性，这样的人是不该回乡的。即便回了，也得不到村民的接受。在村里妇人的口中：“弄得比破鞋还不如……怎么好意思见人……见过一些世面，鬼子的话也会说哪。”贞贞是一个被日本人抛弃，却遭到村民唾弃又斥责的女性。在亲人刘二妈的口中：“到底是年轻人……真变了，她说起鬼子来就像说到家常便饭似的，才十八岁呢，已经一点也不害臊了。”贞贞是一个不同于正常十八岁女孩，性情已经变化的女性。这些仅是“我”听来的关于贞贞的人物特征，其中也表现出了“我”对村里传言的不快之感，传达了隐含作者对村民以传统道德观念来批判贞贞的否定态度。

当“我”第一次目睹贞贞，她俨然不是村民议论的那样“烂掉了鼻子”、“走路一跛一跛的”，而是“一点点有病的象征也没有，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在叙述人眼中，贞贞身上潜藏着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这是叙述人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以政治标准衡量贞贞的“不贞”对国家做出的贡献。但她的性病，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女性的侮辱和伤害，也揭示了乡村女性参与革命所付出的身体代价。贞贞的失节是双重的：“第一次失节是日军造成的，第二次失节则是为边区政府做出的牺牲。她的性病既是日军奸污的结果，又是边区政府利用的结果。” 2女性的“身体”不仅成了贞贞得以在日本军营窃取情报的前提和资本，更成了传统男权话语歧视和批判的对象。可见，叙述人将贞贞置于革命利益与传统道德的矛盾体中，塑造了贞贞既被日军侮辱，又为革命牺牲贞节，但却遭受传统道德唾弃，甚至辱骂的女性形象。丁玲从性别意识的视角凸显贞贞作为一个女性生存的艰难，以及她对现实处境中女性地位与平等的焦虑。

因贞贞离乡，院里第二次出现了“热闹”的景象。叙述人眼里的村民又聚集在一起交头接耳，探讨有趣的事。从贞贞的回乡到贞贞即将离乡，叙述人都将贞贞置于院里热闹的场景中，与“我”初到霞村所见的颓败、寂静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这样安排人物出现的背景，无疑再次强化了贞贞在村民眼中受鄙视与侮辱的孤独处境。但受尽亲人与村民责难的贞贞，并不为环境与人言所屈服。她选择了反抗，既不听从亲人的劝告，也不接受夏大宝的爱情。在叙述人的笔下“贞贞早已经做出不要任何人可怜她，也不可怜任何人”的决定。

与其说这是贞贞实行的对“小家”即个体家庭的拒绝，不如说是她再次选择投入“大家”即革命家庭的怀抱。小说中多次提到“他们叫我回去治病”，成了贞贞敢于拒绝“小家”，进入“大家”的可靠保证。这到底是贞贞为逃避霞村的现实处境，还是贞贞再次服从党的安排，回去养病？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然而，从小说结尾，“我”非常诧异贞贞身上表现出来的新东西，以及“仿佛看见了贞贞光明的前途”这类叙述，寄予了作者以自身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对乡村女性寻求身体解放和社会平等的美好期望。值得深思的是，丁玲将贞贞的光明前途与革命组织联系在一起，这正反映出“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3

注释：

[2]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02期，第215页。

[3]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年07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