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闲适诗《问刘十九》的传播及文化效应

雪夜饮酒是中国文人的赏心乐事，再邀二三知己围炉对饮，更能快慰平生、舒畅身心。白居易所作《问刘十九》对此情此景做了恰当的描绘：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酒为新酿，炉火烧得通红。泥炉小巧别致，嫣红的火，映着浮动泡沫的绿酒，是那样的诱人。屋外大雪纷飞，屋内暖意浓浓，只等知己到访，以消得良宵。这首短小精悍、语言淳朴的五言绝句，足以在白居易3000余首存诗中取得一席之地。《问刘十九》作为白居易闲适诗的代表作，其传播及文化效应极具探究价值和启发性。

白居易的诗歌一向流传甚广，达到了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谓：“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的传播效果。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在其传播过程中，窜改现象更为普遍。近年于长沙出土一批古窑址陶器诗刻，共计近八十首不同的诗和句。瓷器所题诗文能在有关文献中查到明确作者或篇名的，计有刘长卿《若澳酬梁耿别后见寄》、贾岛《过海联句》、白居易《问刘十九》等10首。单从8首经考证的完整唐诗来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其中凡属当时的名家佳作，题诗与原作均只有个别字的细微差别。唯《问刘十九》的第一句“绿蚁新醅酒”、第三句“晚来天欲雪”，在长沙窑题诗中分别作“二月春丰酒”和“今朝天色好”。对这一现象，归纳起来有三种较合情理的推论。

第一种是，长沙窑所选文人诗均为当时当地流传较广的作品，若题上瓷器时妄加改窜，尤其是对白居易这种偶像式人物的诗作，在销售效果上只能适得其反，所以很可能是《问刘十九》最初就是以瓷器上所题之面目传世。白诗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见过白氏手稿的人才知事非尽然。宋人周必大在其《跋宋景文唐史稿》一文中指出：香山诗语平易，疑若信手而成者，间观遗稿，则窜定甚多。由此看来，像“二月春丰酒”和“今朝天色好”这样的“家常语”，更可能是白氏“窜定”之前力求平易的版本，正如他将“量大厌甜酒，才高笑小诗”最终改定成稍为含蓄、文气的“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一样。

第二种是，民间制瓷工匠明知是白诗而故作删改，使其更加通俗化。现有瓷器品质粗劣，制作工艺简陋，其“五文”的咨价，明显是针对经济不发达地区所设。除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还须考虑其文化水平和欣赏层次。白居易作此诗时，湖南还是蛮荒之地，属于诗歌传统薄弱地区，经济水平落后导致民众文化水平低下。为了更贴合消费群体的自身特点，工匠将白诗窜改得更加通俗易懂也有一定道理。

第三种是，《问刘十九》改写自民间古诗，即汲取长沙窑瓷壶所题民歌的创作素材提炼而成。“长沙窑”课题主持人周世荣曾将“二月春丰酒”与《问刘十九》比较，认为：“以上诗句通俗易懂，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相互对照，‘二月春丰（醴）酒’语言质朴，而《问刘十九》则显得清雅，因为汉魏南北朝以来民歌一向为文人所关注，因而民间歌常为文人摹仿或改写。故‘二月春丰酒’应是民歌中的本来面目。”若单独比较《二月春丰酒》与《问刘十九》，这个推论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综合所有瓷器题诗的特征看，由民歌改写而成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无论《问刘十九》与长沙窑瓷壶诗刻是什么关系，可以确定的是，该诗作为闲适诗代表，通过瓷器诗刻的方式在中国各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不局限于文人聚集的富庶地区，在下层民众间也有一定市场。此外，此诗得以广泛传播还在于白居易积极于文集的编纂和流传。他具有很强的自觉传播意识，不但自编别集，且通过写序交待创作原委、时间。古今代表性选本收录元和十大诗人名篇统计中，《问刘十九》收录高达15次。由此可见，文集收录也是此诗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方式。

由以上两种主要的传播方式可以看出，《问刘十九》具有以文字传播为主的特点。该诗讲述的是大雪天邀请好友喝酒之事，正是闲适诗“隐逸、退公独处、日常生活”等特点导致了它不适合《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通过歌妓、乐官传唱的传播方式。这类感伤诗更契合和满足大众“消费主义”的心态，而闲适诗就不适合在公共场所口耳相传。

值得注意的是，《问刘十九》在很多文人作品中被借取化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王夫人复作消寒会・贾探春重征咏雪诗”中“绿酒能消冷，红炉即是春。”、“莲灯燃绿蜡，兽炭红炉。”、“绿酒螺杯注，红炉兽炭烧。”等诗句都化用了《问刘十九》，频率之高，反映出该诗在知识水平较高的阶层中的广泛传播。

《问刘十九》更贴近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平民百姓在温饱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哪有闲情逸致喝酒下棋？因此，相较于讽喻诗和感伤诗，闲适诗的传播集中在社会中上阶层，并未达到风靡大街小巷的程度。从这一点看，长沙窑“窜改”诗词现象中，工匠为使《问刘十九》在下层平民中传播而窜改使其通俗化的推论不无道理。

此诗不仅在中国历代文人作品中得到化用，在日本文学中也得以窥见。清少纳言《枕草子》中有一段描写雪夜中女人相聚的片段：

雪下大了，积得很深的傍晚，在室内可以看到外面的靠窗处同了两三个意气相投的人，围绕着火盆说话……用火筷搅着灰消遣，互相讲讲那些可感动的和有风趣的事情。

白居易的闲适诗前期传入日本时，在上流社会的文人圈中传播最广。三浦由利子说：“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第一个特点是只有纯粹的贵族文学，是跟普通百姓的生活完全无关的。当时文人特别欣赏‘风雅’、‘风流’、‘物哀’的文学观念，对他们来说‘宫廷式’和‘都市生活’是最美的世界。”白居易的闲适诗正好与日本文学产生了共鸣，契合了他们的审美心理，投合了他们的审美旨趣。

以《问刘十九》的传播及文化效应为切入点探究白居易闲适诗的传播，虽不能以一概全，但该诗在传播方式与特点上具有典型性。在对该诗传播的深入探究中，还有很多问题给人启发但未得到解决。将《问刘十九》的传播与文化效应的探究延伸到白居易整个闲适诗的传播研究中，很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