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伦理困境下的“亲亲相隐”

关键词：亲亲相隐;伦理;困境;道充身安

人生的困顿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境：一种是物质的困顿：生计窘迫、境遇艰难;另一种是精神的困顿：前路迷茫、心灵疲累。然而，对人进行持久而无休止折磨的，多为后者。在中国历史上，“亲亲相隐”问题及其所蕴含的伦理困境就是精神困顿情境的典型之例。

因此，将本文选取“亲亲相隐”的是非问题来作为切入点，从“作为儒家经典叙述的‘亲亲相隐’的本义”（在此中将对“隐”与“直”等关键术语作清楚的说明）、“作为古代法典的‘亲亲相隐’是美德还是腐败”（在此中将对“容隐制”与“干名犯义制”作出详细的界定）、“作为伦理困境的‘亲亲相隐’是否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在此中将对亲情、法律、正义的伦理中道问题作着重探索）三个方面来对“亲亲相隐”问题的伦理困境进行解读。

一、“亲亲相隐”本义

“亲”即亲属，亲近的人，“相”即互相，“隐”本义训为“微小”之义。“父子相为隐”章的两“隐”字正是针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证”而言（《说文》曰：“证，告也”），因此，借用法学术语，“隐”字确切意是“不作为”层面上的沉默不声张、不张扬、不显现，也即“不证”之义，绝非“积极作为”层面上的自行添赋的“隐藏、藏匿、窝藏”等义。及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我们从《子路》篇孔子、叶公对话的情景、语气以及“隐”的文字演变或文字训解，依然能推出该“隐”字其义并未发生变化，仍是”保持沉默“，亦即当是孔子自己所明确界定的“言及之而不言”，是“不作为”性质的。

而许多批判孔子“相为隐”主张的人，不是误解歪曲该“隐”字，就是陷入集约主义而理解不了公正的一种基本前提或要以――无伤害。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解释一下《论语》“父子相为隐，直在其中矣”的“直”字之义了。《谥法》卷三说“治乱守正曰直、不隐其亲曰直”。我们再来通过《吕氏春秋・当务》里“直躬者”的故事来说明此问题。故事中，他非但没有“两失”还巧获“美德”。然而，孔子对此并不赞同，“直躬之信，不若无信。”正所谓“直而能温者德也，直而好讦者，偏也”。联系起来看，在伦理亲情与社会礼法的双重伦理、伦理困境中，沉默不言的“隐”系不直接伤害亲属与他人的最中道之举，此即明辨是非的真正之“直”。

二、作为古代法典的“亲亲相隐”是美德还是腐败

首先，“亲亲相隐”不是美德，而是出于真情实感的自然反应，是“直”在其中。

那么，“亲亲相隐”是不是腐败呢？厘清了“亲亲相隐”的本义后，我们再来审视近几年学界出现的“亲亲相隐”是“腐败”、“歌颂腐败”等亲亲相隐腐败论便不难而知，这几乎是一种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是望文生义（将“隐”字解释为“窝藏”、“包庇”等积极行为）、是激情有余的自我发挥，也是对我国法律文献的荒疏与隔膜。

在唐、宋、元、明、清所规定的“亲属相为容隐”之“隐”是指亲属间可以为对方知而不言，此“容隐制”（与此对立的，是“干名犯义”制，它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尊亲、维护等级，不可混为一谈）的实质是授予亲属一定范围内的不举证权，即“沉默权”。在这点上，与孔子“父子相为隐”的表述是如出一辙的。可见，亲亲相隐，理当谅解，法当接受。从另一个角度讲，是“王道本乎人情”的伦理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笔者看来，不称扬亲属的过失既不是美德，也不是腐败，我们应该视它为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任何不尊重自由意志选择的所谓“正义性”，都是携带着“侵犯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告亲”应设定为一种法律权利，而非法律义务。

三、作为伦理困境的“亲亲相隐”是否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父子相为隐”章呈现了个人于亲属有过失时的角色尴尬和伦理困境：举证告发则悖逆家人的愿望及亲情伦理，不举证告发则悖逆他人的期待及社会美德，在被希望维护亲属利益与维护他人利益之间陷于不安。孔子主张不作为性质的“相为隐”，实施以家庭内部正义和个体权利来反对告亲为荣为绝对正义，同时，他并不支持作伪证及灭证据、藏匿犯人的积极庇亲行为。由此可见，“亲亲相隐”应作为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

“家-国”之维的伦理问题、良心问题，涉及的其实就是“家-国”的伦理冲突。可以想见，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乃是普遍的人性，假如要违背这种基本的人性而强行撕裂这种天然的亲情伦理，去强制与歌颂人们举证揭发自己亲属，强制与歌颂人们控告自己亲属，强制与歌颂人们“大义灭亲”，亲情、家庭、伦理、人心、民风将统统瓦解、坍塌、甚至是颠覆，后果必不堪设想。清代法学家薛允升说亲属间“准相为容隐”是“天理、国法、人情悉尽之矣”，甚是。

综上所述，“亲亲相隐”是一种在多重伦理、伦理困境下的权变中道，是不伤害亲情也是可以为法律所理解的“直”，是张扬人性自由、维护血缘亲情、扶正法律纲纪、整饬世风人心的典范论述。

参考文献：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林桂榛，《“亲亲相隐”问题研究及其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