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与诗教的审美双重创造

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经、史、子、集，是国学的重要文化府库，典藏内容十分丰厚，智慧教益良多，是中华民族的士君子修齐治平的精神支柱。兴文同志在长期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从诗兴感悟的出发点上向历史典籍取材，提要勾玄，含英咀华，以平水韵或今韵双轨用韵的七言绝句体式，写成了333首诗，可谓用心勤苦，醒世启人，广具史鉴与诗教的双重作用，其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都应予以充分重视。

兴文以典籍史实为诗的题材咏史，从他写就的诗作可见，他有一个明确的选向构思的出发点，这就是以历史教训、教益为标的，用现代的思想去激活历史，“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在据史的前提下，寻找仍存在于现实中的历史精神，让历史生发出现实人生的启示，达到史鉴与诗教的统一。从这个基点上达成的史、思、诗三者在审美意义上的统一，史是以事理喻人，思是主体融入事理，诗是以情思成体感人。而诗人以诗咏史，则可使史鉴与诗教，在审美情思的涵融中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这也是在文学接受史上咏史诗有能特别动人的体式与手段的原因。

咏史诗的立身前提条件是史事，无往事不成史;对史事的直述是史，不是诗。那么怎样才能把史化成为诗呢？从中国古典诗论与古代咏史诗和兴文的咏史之作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式特点认定中，我们早知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文与作为铭诔之类的史志，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分文为四体，并各指出其体式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中的铭诔是为人纪述事功的文体，属于历史文本，必须如实书写;而诗赋是文学体式，虽来源于生活，但必须追求形式表现的华美。晋人陆机的《文赋》中又细分以上四种文体为十种，分别指出特点所在：“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徵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其中的诗的体式的情与美被全面地加以确认，成为后世恒定之论。然而怎样达到诗的情与美的境地，包括怎样在史事上化事为诗，其要义亦有人论说。南朝梁昭明太子肖统在《文选序》中说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又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以咏史诗雨言，以史事为诗必踵其事，但并不是对史事的平铺直叙，而必须是寻出含有诗意潜藏的要点，即最能动人、感人之处;并以个人的情致去摄取诗材，并寄情托意于其中，表现出史实中原无的诗作主体的喜怒哀乐、爱恨褒贬态度。以上等等皆可谓之“增华”。这些，我们从《诗经・黍离》中西周大夫在镐京废墟上深惋的凭，到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时孤独寂寞的怆然涕下;从杜甫《过宋玉宅》所感伤的“萧条异代不同时”，到苏轼在《虞姬墓》前所发出的“苍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的感叹，我们从中得到的都不仅是历史事态，而是扑面撞心的历史事态的巨大叩动，然后发出深重的反响，这里有诗家浓重情怀的强烈感染，这时我们才切实地感知咏史诗是什么，而诗后的历史本身又是什么。 马晋《仿郎世宁骏马图》

对于兴文的咏史诗作，我们上文已多有引述，从中已足见特点。为了从文体意义上见其工力，我们在此有必要择篇从文本上加以程序分析。第一首是取自《史记・殷本纪》殷商开国之君商汤王德治用贤的史实，序列为第326首的《商汤之治》：“网开一面见仁心，天下乘风远近临。昭德禹皋伊尹用，视民知治四方亲。”第二首是取自《汉书・郑当时传》附记下翟公事遇，序列为第306首的《门可罗雀》：“死生之际交情出，贪富穷通世态殊。廷尉门前罗雀后，复来宾客意何如？”

这两首诗前一首是赞扬商汤王以仁德治国、用贤辅政;后一首是从汉朝廷尉翟公在任与免官而遇世人冷热态度之迥异，而见出世态炎凉之相。这两诗之主题都寓于事中。问题在于怎样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取到素材。走捷径者在一般成语辞典中的“网”“门”字头下可以查到，但仅有成语条目，而却不读原典者，尤其是不能知人论世者，是不可下笔为诗的。这就是说，写咏史诗，首先必须具备广泛深厚的有关历史知识素养，务必详知、熟知、透知所要写的史实。在这个层面上诗家与史家是一致的。从兴文诗可见，他写的这两首诗，至少必须细读和参透《史记》和《汉书》的有关篇章和本义，不然则诗无所本，意无所由。其次是诗家必须由知史而向诗意过渡，他不是在史事里安居，而是要在诗意里安居，因此必须着意地寻求、勘破和张扬史事中的潜在诗意，并以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憎褒贬之情，分别顺势循理地加以寄寓之、强化之，然后是使情成体，以诗出之。这是使知识用为事功。由史而变化为诗是本质性的改变与创造。我们从这两首诗中看到，兴文是从《殷本纪》的复杂史料中进行重点择取，以商汤王的仁政爱民的事由为抒写点，寄托有仁政兴国、视民知治的题旨。而翟公的世态炎凉的经受，是古今世俗普泛存在的功利现象，说起来是人人所憎恶和鄙弃的恶俗，但只有仁心宅厚的君子才能守常不易。古人感慨于此，痛斥的是势利小人，呼唤的是守德君子，“门可罗雀”和《门可罗雀》的史事与诗旨在主题上具有无间的一致性。最后是以史料素材造成题材过程中，按体式的通常需要安排章句，一首以“网开一面”领句开题，突出商汤王以仁治国、标榜贤能的德政，韵脚落在“心”字上，通押“真、侵”韵;第二首的开篇句“死生之际交情出”，是落脚于仄声的“出”字上，是入声的“质”韵，仄脚不入韵，为的是引翟公原话入诗，但第二句必押平声韵，用的是“虞、鱼”韵通押，突出昔日宾客盈门，而一旦免官则“门可罗雀”的对比。如此考辞就班，终致辞达理举。兴文的三百多首咏史诗，一律是七言绝句。有不少是律绝，用的是平水韵，平仄粘连皆中体式;其中也有不少篇是属于古体，用的是今韵，因命意随势而行，义无反顾，未讲粘连，作为古绝尚大体可行。

兴文用心于咏史诗，诗集是一种工程性的创造，工程巨大，规模宏大，意义重大，是诗词领域的一个盛举，值得为之大声喝彩。在写这篇序言之后，尤其感到咏史诗写作之不易，特别是一个人能写三百多首，更让人敬佩其难能可贵。故而作七言绝句一首相赠：咏史诗家非等闲，五车学富见知宽。抒怀寄寓偏多感，勘破人生谜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