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视阈下的文学作品改编价值

摘 要：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是当代传媒的需要，更是文学作品走向大众的主要方式，被改编的作品有其自身的价值需要，更多的是为了更好地迎合大众的需要。其中，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作为一种文字媒介的艺术转化为电视剧艺术是最常见、最普遍的改编，不仅丰富了当今的电视荧屏，更重要的是将文学作品的传播大众化，使得文学作品更贴近普通大众，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文学作品在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更好地阐释了时代精神，利于人们的价值认知能力的提升。山东卫视热播的电视剧《红高粱》，因其成功的文学价值和改编价值，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广泛传播。

关键词：《红高粱》;文学作品;改编价值;传播大众化

在当代影视剧创作中，改编创作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对文学作品及历史题材的大量改编，不仅丰富了银屏世界，而且对于当下的电视事业的发展、以及对人们了解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历史发展中的经典事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创作正是顺应时代历史发展的产物，与当今充斥于银屏的大量抗日神剧中的狗血剧情大不相同，它高度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故事创作曲折、丰富、丰满，而且还塑造了一群丰满的、个性鲜明的敢爱敢恨的人物，这样的电视剧创作无论是从改编价值来说，还是从传播效果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作为小说的《红高粱家族》是怎样结合时代视角，成功地契合观众心理而广泛传播，并为大众所喜爱的呢？

名著改编影视剧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演绎时代精神的需求。随着近年来影视创作实践和创作观念的多元化，影视剧的改编在银屏上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多元化的改编实践和改编观念造成了丰富多彩的影视剧类别，在丰富银屏的同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观念和情感。影视剧的改编创作无一不是在原著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的精神进行创作的，同时又在观众的传播中成功的将电视剧的价值凸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既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的过程，离开了文化的传播过程，人类也就无法能够有序地创造出新的文化。文化传播亦是如此，文学传播亦然。”[1] 电视剧《红高粱》的传播正是人类在传播过程中的创新性体现。

名著改编影视剧力求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对环境的认知和价值评判的准确。在现代社会，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媒以对信息的传递、对事实的报道和在不断的提示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为己任，持续的传播着正在流行的文化。从传播的内容、角度到对周围环境的知觉与印象都在影响着我们，换句话说，大众传播制约着我们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红高粱》的主要拍摄地之一――单家大院的环境营建为凸显历史韵味，投入了巨大的制作成本。大的投入和巨制就是为了能尽力还原小说中的原型使其在传播过程中的认可度和被接受度更高，从而使环境更加贴近观众，感染观众。

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创作及宣传都具有大众文化贴近观众的特质，套用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接地气”。文学与视听语言的结合，既要遵循原著的精神，又要使它与最普遍、最广泛的群众相联系，这就需要编剧的极高的驾驭经典能力和极为广阔的视野传播能力。在文学名著《红高粱》到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正是二者的完美结合。一方面是家里的戏，九儿、恋儿、大少奶奶这三个女人的戏，和余占螯、张俊杰、罗汉、朱玉郎这些男性的戏，构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这三个女人是家斗戏，勾心斗角，都是合情合理的，都能揭示人的真性情，带给观众的观赏的满足感也是非常强的。另一方面，对《红高粱》作品本身的民族血性和民族气节的体现是贯穿影视作品始终的。

名著改编有非常大的挑战，同时又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正如有学者所言，改编看似是普通的行为，但在文学这种文字艺术在向视觉艺术转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就像桥梁一样将人类最古老和最年轻的叙事艺术连接在一起。对于名著或经典的改编通过电视剧的方式传播，才让我们社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通过通俗的媒介了解我们的文学经典。而《红高粱》这部电视剧又较好地实现了文学与影视与时代的对接，实现了人的个性和民族命运的融合，将民族的血性、激情、坦荡传达出来，而且也坚持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最后的人性救赎，电视剧也正是基于此点才能做到其传播社会示范效果的正能量传递。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本雅明提出：“对于艺术作品的接受有两种不同的侧重方面，一种侧重于艺术品的膜拜价值，这是传统艺术;另一种侧重于艺术品的展示价值，这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日渐成为供人观赏之物，而且他们也总是制作的适宜于展示。这很显然是一种大众文化。作品不复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满足于大众展示和观看自身形象的需要。”[2]对于经典作品的改编创作使高高在上的文学和艺术逐渐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对大众来说应该是一种进步。对于《红高粱》的改编，大众普遍持肯定意见，而且也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及文化、经济效益，电视剧《红高粱》最终与小说《红高粱》、电影《红高粱》并肩而立，成为《红高粱》传播史上第三座大山，深受大众喜爱并得到广泛传播。

参考文献：

[2]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