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中国式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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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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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中国式合伙人”

知遇之恩、良师益友

在李鸿章的推荐下，袁世凯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清在朝鲜的代言人。他在朝鲜发展得顺风顺水，不仅统管坐镇朝鲜的大清三军，还成了朝鲜政府离不开的顾问，甚至左右着朝鲜的政局。此时的日本又试图骚扰朝鲜，再次被袁世凯打败，确保了朝鲜继续“哈清”而不“哈日”。李鸿章大赞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支持大局，独为其难。”李怜惜爱将，袁感恩伯乐，至此，两人关系达到最高点，各种私信不断。

莫逆之交、政治同盟

都说“出门靠朋友”，国内有李鸿章的提携，国外也要有知音。袁世凯远赴朝鲜，能取得如此光辉的业绩，这离不开朝鲜事大党领袖金允植的支持。金允植是一个地道的朝鲜人，袁世凯与他的相知相遇，不是添加“附近的人”那样有意为之，完全是“摇一摇”式的偶遇。有意思的是，两人初识不是在朝鲜，而是在从天津去往朝鲜的船上。

1881年，金允植受朝鲜国王之托，带领一干人马到天津取经，学习大清的洋务改革。金允植热爱中国文化，推崇儒教思想，考察了大清的洋务改革后，更是对中国崇拜有加。

当金允植在天津“乐不思朝”的时候，国内突发兵变。事变导致反对金允植的大院君上台执政，同时因为有日本的介入，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对朝鲜、对金允植都很不利。一时慌了手脚的金允植匆忙向大清求援，很快，袁世凯兵发朝鲜。在一条大船上，二人偶遇，一见如故。虽然金允植比袁世凯大24岁，但二人完全没有代沟，彼此相谈甚欢。

当袁世凯在朝鲜的声望日渐高升之际，他与金允植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二人互动频繁，完全成了互相帮扶、结对子的政治同盟。金允植有难处，袁世凯必出手相助。金允植对袁世凯也是力捧有加，即使袁世凯有时对朝鲜内政指手画脚，金允植也从未批评过他。

袁世凯为金允植“打架”，金允植则为袁世凯“挡刀”。由于袁世凯的势力不断壮大，不管是清政府还是朝鲜政府内，对袁世凯的非议一直不断。金允植在不同场合，以各种理由为袁世凯辩解，力撑好友，为袁世凯赢得了更大更高的发展空间。可见，二人彼此互为对方的“暖男”。

自从甲午战争起，金允植与袁世凯便呈“两地书、兄弟情”的状态，再无会面。即使金允植后来“哈日”，仍然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

金兰之好、情投意合

徐世昌不愧为袁世凯的铁杆弟兄，在很多关键时刻，都为袁世凯化解了危机。后来，袁世凯成了总统，徐世昌当上了国务卿，成为名副其词的民国“二人转”。

好兄弟当然也会有分歧。袁世凯称帝前，曾征求徐的意见，徐苦口相劝并极力反对，无奈袁已被冲昏了头，徐世昌一气之下辞职回了老家。而当袁世凯称帝遭全国上下一片讨伐时，兄弟散尽，唯有徐世昌对袁不离不弃，还为袁力挽颓势。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为他一路扶灵至河南老家安葬。两个老伙伴从此再也不能一起玩耍了。

短暂之遇、永恒冤家

世人都知道康有为是进步人士，其实袁世凯比康有为还进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积极支持维新，呼吁变法。对于西方君主立宪那一套，袁世凯比康有为还熟悉呢，因为袁世凯在朝鲜没少和美国使团打交道。

对于变法，袁世凯是又出钱又出力。即使在天津练兵，如果自己没空，也要派徐世昌到北京与康有为等人一起聚会。袁世凯开始时是一个变法的积极推动者，虽然后来背叛维新变法，但不得不说袁是当时中国宪政第一人。

清帝逊位后，袁世凯登上最高权力舞台。此时，康有为回国奔丧，袁世凯认为机会难得，三次致电康有为，言辞恳切，希望康有为与自己一同施展政治抱负，但康有为对袁的邀请一概拒绝。当袁世凯称帝时，康有为对袁的恨彻底爆发，讽刺挖苦加大骂，甚至不惜卖掉香港的房产，筹措资金，动员蔡锷等人武力讨伐袁世凯。

康有为与袁世凯相识21年，但互为好友只有三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斗争。但袁世凯并没有将康有为治罪，这对冤家也算是奇葩了。

李鸿章、金允植、徐世昌和康有为是对袁世凯一生影响最大的朋友，也是另一种“中国式合伙人”。从他们的交往中，既可以管窥到袁本人的品性与人格，也可以侧面反映出中国晚清与民国的政局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