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科技出版收益的社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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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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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科技出版收益的社会分配

基于数字出版的开放存取和爱思唯尔抗争的案例，对我国学术出版机构来说，其意义不仅在于企业、学术界和社会利益的平衡，更关系到其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

一、作为学术界利益共生体的励德・爱思唯尔

励德・爱思唯尔（Reed Elsevier）出版集团（以下简称爱思唯尔）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出版集团之一，以著名的学术期刊和科技数据库闻名业内。作为科技出版集团，长期以来爱思唯尔与科研和教育界是一种利益共生、鱼水交融的关系。一方面，后者不仅是前者重要的客户市场，也是前者的“原材料”提供者，甚至是产品的生产者：研究者作为知识的创造者，或者无偿地将研究成果转交给爱思唯尔等出版商发表，或者义务为后者做论文评审；另一方面，著名学术期刊为研究者的成果发表提供阵地，在学术界和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推广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帮助他们获得学术声誉。爱思唯尔旗下的数字化文献数据库，更是大大提高了研究者的工作效率。

二、爱思唯尔和学术界利益关系的失衡

1.出版商利用垄断地位频频涨价

爱思唯尔旗下的众多知名期刊品牌效应和数字化文献数据库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其拥有垄断性的市场地位，和所有行业的垄断者一样，爱思唯尔利用这种地位来支配市场。这主要体现在其产品――学术期刊和数据库价格的年年上涨，爱思唯尔还将其产品捆绑销售，强迫客户购买不需要的数据库。这成为许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财政包袱，许多图书馆不得不因此削减期刊的订购量，从而无法向科研人员提供足够的文献资源，“期刊危机”（Serial Crisis）由此产生，学术发展和高校教学因此也大受影响。

2.学术界的抗争：“抵制爱思唯尔”运动的兴起

三、爱思唯尔和学术界利益关系的再平衡

1.学术出版伦理要求遏制涨价风

学术期刊的社会意义在于传播和保存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提高科学研究的共同利用程度。从社会道义的角度来说，学术期刊所承载的科学研究成果由政府财政资助，追根溯源是由公众创造的财富支撑，因此公众有权利获取研究成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的内容，具备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因此属于公共产品，同时它们又有着重要的正面外部效应，仅从内容而言，学术期刊也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

但是除内容外，学术期刊还有外在形式，这样才构成出版物的完整形态。学术期刊的外在形式由纸张和印刷、发行等物质和程序构成，它们构成学术期刊出版所需要的成本，并形成学术期刊外在形式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加上市场化运作的因素，学术期刊的购买、阅读实行收费制度，这在东西方社会都是一种常态。

不同于印刷刊物，数字出版物除最初的制作成本外，其边际成本近乎零。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数字出版所带来的好处不应仅在出版行业内部分配，也应该惠泽整个社会，特别是与出版业紧密相关的教育和科技行业，从而实现出版业所应当承担的社会功能。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果能实现学术期刊早期制作成本的回收，就可以在经济上实现降低收费，甚至免费的数字化学术期刊，从而为学术传播范围的最大化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创造可能性。

但在高度市场化的西方学术期刊出版界，技术革命并没有将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收益自动让渡给社会，反而成为出版商攫取巨额利润的工具。因为学术的数字出版（如文献数据库）比传统印刷学术期刊的市场集中程度更高，爱思唯尔正是利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连年将其旗下期刊和数据库大幅涨价，从而导致出版商和学术界关系失衡。

如前所述，学术出版商和学术界不是简单的企业和客户的关系，而是鱼水交融的利益共同体。当出版商如爱思唯尔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大幅涨价时，不仅仅是单纯的市场行为，也违反了社会道德和出版伦理：其利润增长的空间是从损害出版活动的合作方――广大研究者的利益中得来的；同时，学术期刊价格上涨形成科学信息的垄断和对学术传播的障碍，限制了科研成果得到认可和社会转化的机会，也限制了学术界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因此涨价风导致的出版商和学术界关系失衡也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