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们的“艺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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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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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们的“艺术圈”

“意欲行贿者纷纷以购买书画作品为名进行利益输送，这实际上是以艺术之名，行‘雅贿’之实，既污染了艺术，又败坏了官德。”

“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5年1月13日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论时说的这句话，一经曝光就立即走红网络。在风趣幽默的背后，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反腐的锋芒所向。

官员“墨宝”：在位如宝，落马如草

官员附庸风雅，就用风雅的方式来行贿。相比送金钱、房产，送古董、字画更为高雅。而更高级的雅贿则是请官员赐“墨宝”，同时奉上一笔可观的润笔费。这么一来，官员达成所好、颇有成就感，行贿者又实现了利益输送。对于这一套，不少贪腐官员很受用。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的评论中就指出，“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热衷于到艺术家协会谋取一官半职，可以说是蔚为风尚。”“某个省份的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竟达几十人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1月17日，人民网发文称，中国书协理事网的全国各省级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名单显示，河北、河南、湖北、海南、福建等十多个省级书法家协会均存在官员任“主席”的现象。

同样热衷于题字的官员还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2013年底，陈安众落马，江西省内许多单位都赶忙撤下陈安众的题词。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退休后，自认“安全着陆”，到处题写“黄花晚节香”，颇获好评，出钱拿字的官员如获至宝。然而，2010年，陈绍基事发， “晚节”不保。

在众多喜好舞文弄墨的官员中，不排除个别人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但他们作品中的“权力溢价”显而易见。官员的“墨宝”，在位时如宝，落马后如草，便是现实的例证。

“玉石远比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

对于更多的贪官来说，那些高雅的爱好无非就是个幌子，能否换来真金白银才是实际。

办案人员指出，行贿人与受贿官员对“雅好”、“收藏”的价值心知肚明，“好的玉石、玉器远比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而且，对于受贿官员来说，古玩、字画等不像现金那么“烫手”，也不像房产、汽车那么“惹眼”，且真伪难分辨、价值有弹性。即便有一日东窗事发，落马了，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记者在景德镇采访时曾了解到，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作者的市场行情，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瓷器作者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案审理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曾被鉴定为价值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文强当庭否认该画为真品。后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鉴定后，结论为：该画为一般仿品。

贪官收受的行贿物品中，假字画、假文玩不乏案例。是贪官“看走眼”了吗？或许不是。赝品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猫腻”。

在拍卖场上就有“以假为真”的戏法。送拍者送来一幅名家大作，真伪莫辨，但随即就有神秘买家高价拍了去。送拍者真金白银收入囊中。

“好船者溺，好骑者堕”

古人云：“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近年来，官员玩物丧志、被爱好所害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其中个别官员对自己所好的领域还自觉颇有造诣，投身其中堪称“如痴如醉”。

2014年1月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的《贪婪击退恐惧――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违纪违法案件剖析》一文中就描述了倪发科的“爱玉成痴”：在赏玉、玩玉的需求感和满足感的驱使下，倪发科不能自已：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

倪发科还喜欢“斗玉”，常约上几个玩家，各带几块好玉，一起欣赏，比比谁的玉好。“此时的倪发科，已全然忘了自己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和该有的自我警醒、自我约束。渐渐地，倪发科玩得越来越出格，越来越放纵。”上述文章中说道。

及至落马，令倪发科痴迷的玉石，成了他受贿的铁证。2013年6月，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立案检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的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

“主要收受玉石，倪发科案典型地代表了腐败形式的新变化。”安徽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介绍，近年来，贪官受贿物品历经了从现金、房产到珍奇古玩的“三变”，玉石、字画、瓷器、古董、邮票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受贿清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