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的苦衷与澄清

由于一再被宣传成“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唯一中国记者”，从 《大公报》 走出的萧乾往往被认为在生前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

这多半是一种误解。萧乾当年亦有其苦衷。如果说起初限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恐惧心理，“胆小”的他没有及时出面予以澄清，那么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展开与改善，无论在私人信件、公开文章还是日常交往中，他都有所反思，并以“我们是一家”做出过澄清和解释。只不过较少为人们注意罢了。

毛德传与卜丁

毛借信发问 卜发文答言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收到来信后也很重视，随即于学院主办的《国际新闻界》 杂志第4期上，以编辑部传真的形式刊发了这封读者来信以及所附文章。

随后，《中国青年报》 等亦相继推出相关报道。毛德传的文章很快引起一些人的注意，特别是前述那封信，末尾措辞很尖锐：“萧乾先生未见出来说明真相，什么原因？不详也。”不少读者对此印象深刻。据称在另处毛德传甚至发问：“萧乾在世时分明知道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肯公开写文章声明一下呢？”对此，认识萧乾并对其个性有所了解的苏福忠倒是觉得：“老萧决不会去干这种傻事！”（见苏福忠： 《我认识萧乾》，《黄河》 2000年第6期）

毛德传的提问无疑比较尖锐，很可能也反映了不少人的类似困惑，觉得萧乾好像没做出过解释，缺一个说法。其实，这多半是一种误解。有位名叫卜丁的读者就注意到，萧乾虽然没就此写过文章，但是他写信了，信还发表了，起码“这也算一个交待”或者说“声明” （见卜丁：《萧乾有过“声明”》，《黄河》2001年第1期）。那么，卜丁所说的这个交待或声明，到底是怎么回事？萧乾真的如苏福忠所言，不会干发表声明这种傻事吗？尤其是除了那封信，他真的没在别处做过澄清吗？

萧乾与陆铿

陆视萧为己“记者生涯的启蒙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陆铿和来自《大公报》的萧乾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欧洲战场相遇。纽伦堡大审纳粹战犯时，两人几乎同时到达，故人重逢，又是在异国相聚，兴奋之情可以想见。

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发生内战。此时已进入《中央日报》 担任编辑与采访工作的陆铿和仍然服务于 《大公报》 的萧乾，一起为揭露黑暗政治、维护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而奋斗在新闻岗位上。1949年以后，两人又都因缘际会，或主动或被动地留在了大陆。直到l957年，萧乾在北京被划为右派，陆铿亦在昆明同遭此劫。

历史演进到1979年，陆铿与萧乾在香港重逢。此后不久，陆铿相继办起 《中报》、《百姓》 杂志和 《华语快报》 等刊物，并多次邀萧乾写稿。但是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萧乾为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在“外边”发表文章 （香港 《文汇报》、《大公报》 和三联书店倒是算在“里边”）。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给陆铿办的几个刊物寄过文章。对此，陆铿亦“颇能谅解”，并未影响双方的私谊。

萧乾与胡政之

胡最先提此说法 萧最终落于纸面

1986年初，陆铿又给萧乾写了封信。很可能是有感于1985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报刊杂志上的一些说法，他直陈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的中国随军记者不只萧乾一个，还有余捷元、毛树清、丁垂远、徐兆墉，以及他陆铿本人。信里甚至还有向萧乾问责之意。

接信后，萧乾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有必要做出解释。他告诉陆铿：自己“绝无意以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自居”;何况自己“一生旨趣主要在文学方面，新闻对弟仅是个职业而已”。既然如此，何以会出现被渲染成唯一记者的这种情况，尤其是问题出现后，他“又何以不立即更正”？对自己的苦衷，萧乾在回信中作了一点“分析和回忆――或者说反省吧”。

此前，萧乾的确在回忆文章中使用过“唯一的中国记者”这样的措辞，不过那是转述胡政之的话。1944年初，他正在剑桥皇家学院研习英国心理派小说，并准备于次年攻取硕士学位。此时胡政之正好随访英代表团来到剑桥，竭力劝他放弃学位去当正式记者：“这可是你一生最大的机会。上次大战，我是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这回轮到你了。”

在给陆铿的回信中，萧乾并没有提及这篇文章，而是以转述胡政之劝说的形式，提及了唯一中国记者的问题。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记忆失误，而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叙述策略。而且从回信的上下文看，他这样做似乎也可以理解。因为随后是这样一段自问自答：当别人说他是二战期间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时，萧乾为什么不列举一下当年欧洲战场上的中央社记者如陆铿等诸兄呢？他说：“这就涉及一种心理、一种观点、一种对历史的态度――涉及对待台湾的许多方面。”

涉台政治变迁

萧乾答应陆铿约稿 希望澄清问题

前曾言及，萧乾一直没答应陆铿的约稿，这次本来也不打算破例。但是陆铿来信提到的问题，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最终决定破一次例。而这一破，不但勇气可嘉，还提出了远比陆铿来信所说的更大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到1980年代，在大陆要说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萧乾确实是唯一的;而在过去的30多年里，很多人也习惯了“看什么都只限于大陆――眼界也只敢限于大陆”。

到1986年，在涉台方面，“新闻处理上是有所改进了”，但“有些事往往还是把台湾人民的功绩摒弃在外”。在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和时代氛围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及相关叙述，自然也不能例外。曾几何时，中央社前面还要冠以“伪”字。萧乾坦承：“只是我这个胆小鬼就没敢说。我就没勇气说：‘不对，当时还有中央社的某某某’。”因为根据1949以来历次运动的一些经验，他担心那么一说的话，“岂不大成问题，而且是‘立场’问题！”不过，当两岸关系进入1980年代中期，他也逐渐认识到：“其实，应该说，而且就今天的政治气候看，说了也不会出乱子。”所以，他非常感谢陆铿的提醒，认为这“十分重要，十分必要”。

不过，由陆铿的来信，萧乾想到的还不仅是“唯一中国记者”的问题：“我们要举一反三，关键还得从根本上改变态度：我们是一家。”他想起了一件往事。1983年访美时，友人赠了一本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的老大公报人陈纪滢所写的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本来以为陈氏会把在大陆的这帮老同事骂个狗血喷头，但是恰恰相反，全书怀旧之情跃然纸上。萧乾读后深为感动，急忙转给老同事徐盈等看了。

因应着社会的变迁，萧乾觉得，现在是采取行动、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咱们海峡两岸的同行同业，应当共同树立起‘炎黄子孙感’，应当去珍惜、培植、发扬这种同胞精神，两岸人民各方面的成就，应写进一本账上。”

海峡两岸隔绝了三十多年，中间怎么会没有一道鸿沟呢？萧乾认为，有沟不可怕，关键是“应该承认、正视这道鸿沟，并且一起动手，把它一点点地填补上”。也正因此，他非常赞赏老报人陆铿所做的工作，认为这正是一番沟通两岸的大事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这回也想“破破例”，不再拒绝约稿，而是奋笔疾书，希望借陆铿麾下的园地，澄清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到底有哪些中国记者的问题，从而也为沟通两岸做一点填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