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最后15年

他真的是太累了

去年夏天，汪国真换了辆新车，一台价值50多万元的奥迪A6。一次饭局上，他忍不住跟画家田迎人分享自己的心情：“小田，你看，坐上去跟我还挺匹配的。”

“我说是啊，这不是官车嘛，正好你也是个处级干部，是挺配的。”4月30日，汪国真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田迎人站在八宝山殡仪馆院子里的空地上，向《博客天下》回忆起汪国真生前逸事。

她提及，汪国真原来开的是一辆别克，还挺新的，换车主要是受到了外甥的鼓动，“老跟他说，你那么有名气，怎么也得开个奥迪”。

这辆奥迪他没开过几次。近年来，随着个人工作室及艺术中心在各地兴建，再加上各种层出不穷的活动邀约，一年中绝大多数时候，汪国真都不在北京。田迎人接到汪国真的约见电话通常是这样的：“我到北京了，下午见面吃个饭吧。明天？明天不行，单位开会。后天走。”

主人不在北京的日子，奥迪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车库寂寞等待。如今，它再也等不到主人了。4月26日，这位59岁的诗人、书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主任，因肝癌不治，在北京302医院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4月28日，汪国真去世两天后，诗人、北京日报高级记者彭俐发表了一篇题为《汪国真其人其事》的文章。文中写道：“汪国真显然是透支了生命，他被大名这个利器所损伤。”意指汪国真因诗成名后，转向书法、绘画和音乐，忙于创作的同时忙于应酬，到处参加活动、成立工作室，以延续诗歌带给他的红利，这耗费了他大量心力。

彭俐早在1980年代末就和汪国真认识，是最早报道汪国真的人之一，除了为汪国真写传记，两人还合出过诗集。在汪国真告别仪式现场，他跟田迎人一起向记者讲起汪国真生前的种种忙碌。

汪国真生前好友、悬疑小说《一只绣花鞋》的作者张宝瑞对此有同感。“他真的是太累了。每次打电话，他都说我要去哪个哪个地方，参加研讨会，或者笔会，或者电视台什么节目，日程都排满了。”张宝瑞告诉《博客天下》。

去年年底，汪国真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了广东卫视《中国大画家》的录制。其间，他曾跟田迎人说：“如果做得好将来就改行做主持了。”节目播出后，反响平淡。汪国真难免感到失落，他向田迎人倾诉：“你说我什么都做到了，怎么就实现不了当年的那种红呢？”

“我就自嘲，说我们一个诗人、一个画家，什么时候能火？等我们没有了我们就火了。”田迎人说。 教人坐在自行车上笑

4月中旬面市的《青春在路上》是汪国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诗、词、散文，以及部分书法和绘画作品。

图书责编刘志宏最早从高中课本上接触到汪国真，曾在笔记本里抄写过他的《热爱生命》、《年轻的思绪》等诗。几年前，刘志宏在一次文化人的聚会上，见到了汪国真，之后两人建立了联系。

他对《博客天下》说，汪国真是一个非常真诚、守信的人，从来不拖稿，约见时比他还早到。去年两人签完出版合同，他邀请汪国真一起吃个便饭，饭后汪国真抢着把单买了。“他说‘毕竟我收入比你高很多，你这样我就不高兴了’。”

在与汪国真的有限交往中，汪国真总在为刘志宏考虑。刘一直记得，汪国真曾宽慰他：“还没听说哪个出版社出我的书赔钱了，如果将来销路不好，我帮你想想办法。”

在身边亲友的记忆里，汪国真是一个人品上几乎无可挑剔的好人。“虽然他的诗歌有很多争议，但做人方面客观地说，不像很多红人那样，一红就得意忘形。”诗人洪烛对《博客天下》说。他经常和汪国真一起参加笔会或采风，两人相识20多年。1990年代，两人曾被媒体列入“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汪国真排第一，洪烛排第二。

2010年，张宝瑞出版《一只绣花鞋》点评本时，恰逢汪国真父亲病重，朋友们都知道汪国真是个孝子，但最后他还是赶到了新书发布会现场。“这个人还是非常有侠气的，对朋友有情有义。”张宝瑞说，“没看到他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他老希望别人好，面对诋毁仍然笑对人生，这个很难得的，是非常高的境界。”

1990年代初，汪国真因一系列浅显、抒情、励志的诗作，风靡大江南北，但在走红的同时也招致很大争议。常有人以“鸡汤”、“贺卡语文”形容其作品。诗人、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向《博客天下》回忆，1980年代他在《诗刊》担任编辑时，汪国真曾多次到编辑部投稿，“当时他的诗是没法用的，比较轻浅，没什么价值”。

这也是当时诗歌圈对汪国真的普遍评价。唐晓渡对汪国真至今仍保持着早年的观点。他认为汪国真走红是个特殊现象，很多人喜欢他的诗，这件事无可厚非，值得尊重，但从诗歌本身讲，“不管经验层面还是语言层面，他都没有提供新东西”。

汪国真的去世，让这种争议再次达到巅峰。诗人欧阳江河接受媒体访问时，甚至直接否认汪国真的作品为“诗”。

类似的负面评价，这些年田迎人没少看到。有时候她会跟汪国真转述，“他都一笑了之，说他听多了，出名这么多年就伴随着这些事儿。”

在洪烛眼里，汪国真是一个非常能忍的人。早些年，他曾亲历诗坛的各种“倒汪运动”，但汪国真从来不回击。

“他是一种软抵抗。人民说我是诗人就是诗人，这是他的信条。这些是没有变的。”洪烛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还是非常坚持自我的，认为自己的诗歌是有价值的。”前年，两人一起去四川荣县参加“诗歌万里行”时，洪烛记得汪国真还在会上坚持认为发行量和读者是检验诗歌的唯一标准。

汪国真能忍，唐晓渡也有耳闻。1990年代初，某届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期间，有人在电梯里当着汪国真的面奚落他：“听说汪国真这个傻×也来了。”一群人哄堂大笑。唯独汪国真默不作声，电梯还没抵达自己的楼层，就提前下去了。 这个故事是唐晓渡从朋友那里听来的。那人一开始就知道汪国真在里面，纯粹是想羞辱他一下。当时，汪国真风头正健，他的一句“进军诺贝尔”，被很多诗人当作笑料。

“我觉得文学界对他应该更宽容些。”洪烛说。他对汪国真的诗歌一样持保留意见，但他觉得那也是一种生态：“他的诗至少是无毒、无害的，甚至教人理想主义，教人怎么坐在自行车上笑，而不是教人坐在宝马车里哭。”

不抱怨、不还击、看上去毫无攻击性的汪国真，把他的情绪更多地内嵌在了作品中。1月7日，他在微博上贴出了最后一首短诗：“你想让我哭/我却偏要笑/每一次低我/总使我更高/溢美似露珠/诋毁是肥料/风吹树更长/雨过山愈姣。” “老天给我的好处太多了”

2004年，在一次诗歌活动中，洪烛再一次遇到汪国真。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汪国真主动跟他谈起了诗歌。“他很纳闷，说诗歌界怎么了，诗人要把诗歌搞死啊？”洪烛解释说，当时网络诗歌刚刚兴起，各种下半身及“审丑”式的作品大量涌现，这让汪国真感到很难接受，“在他心目中，诗歌应该是高大上的”。

在洪烛记忆中，那是汪国真唯一一次向他流露自己对其他诗歌的态度。后来的见面，汪国真已很少谈论诗歌，讲得更多的是他的音乐。从2001年开始，汪国真为自己的人生开创了一个新的维度―从事音乐创作。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但是没有专门接受过任何音乐方面的训练。于是买了一些音乐方面的书，一边看书，一边试着把旋律记录下来。”

对他而言，作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仅学了一个星期，就开始谱曲。“其实作曲跟写文章差不多，脑子里想好了文辞句子，敲到电脑里，连缀成篇。作曲也是这样，脑子有了旋律，知道怎么去记录下来，曲子就完成了。”他曾说。

与山西北武当山风景区合作的《听悟汪国真―幸福的名字叫永远》，是汪国真出版的第一张音乐（舞曲）专辑，于2003年面世。2008年，他完成了为400首古诗词谱曲的工作。一年后，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他的第一场音乐会。

“假以时日的话，我在音乐上的成就会超过我在诗歌上面的成就。”2011年，汪国真在接受《安徽商报》采访时说。这些年，他致力于为古典诗词谱曲。在公开场合，他多次提到歌手白雪在演唱他谱曲的《但愿人长久》时哽咽了，“她对我说，汪老师您谱的曲太感人了”。4月30日，白雪也出现在汪国真的告别仪式现场。

田迎人听过汪国真的音乐作品。“每次到他家，都给我放这个，跟儿歌似的，挺欢快的。他问我好听不，我说不管好听不好听，听着很高兴就是。”对一个毫无音乐基础的人来说，能谱出这样的曲子，她认为是一种天赋。

音乐创作之余，汪国真的书法和绘画近年也风生水起。当年他因担心自己的字差，投稿时影响编辑阅读，选择了只需写很少字的诗歌。成名后，大量的签名需求促使他从头练习书法。而当书法小有所成，他又开始学绘画。

汪国真的个人网站上可以看到他的部分书画作品。他的书法借鉴了张旭和怀素和尚的草书，同时吸收了毛体的章法布局，绘画则多是国画小品。田迎人是画油画的，自称不懂国画，只能谈些直观感受：“他画的山石啊、小鸟啊，很有灵气，很美，每笔都是一气呵成，没有顿、没有描，寥寥几笔就把景致画出来了。”

对所处的时代，汪国真常有一种感恩式的赞美。得意时，他忍不住跟田迎人开玩笑，说：“老天给我的好处太多了，你看我会写诗，光写诗一项就可以在这个社会生存得很好，可我还会作曲。” 接近政治，但不谈政治

大约从2005年开始，汪国真的一些个人作品开始作为中央领导的出访礼品赠送给外国政要。2007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汪国真曾向记者展示过一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礼宾局给他的证书复印件：“你看，不是赠给什么其他人，是国家领导人。”

原件汪国真很珍视，田迎人看见过，“镶在一个框里，挂在墙上”。汪国真生前还跟她讲起，某年在人民大会堂，自己与文艺界和科技界的名人一起被领导人接见，其间江泽民问了一句：汪国真来了吗？“挺给面儿的一件事。那时他很年轻，刚出名。”田迎人说。

一件让汪国真更有面儿的事，是2013年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公开引用了他的一句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那天，刚飞回北京的汪国真一打开手机，各种贺喜短信如潮水般涌来。

同年，黑龙江诗人姜红伟收到了汪国真寄来的一张“外交部礼宾司发给他的关于他的书法作为国礼的荣誉证书”。当时，姜红伟为自己创办的80年代诗歌纪念馆向汪国真求字。汪国真慷慨应诺，不仅赐字，还附带送了这份证书及不少书画和音乐作品。汪国真去世后，姜红伟专门撰文回忆了此事。

据田迎人了解，一些省市对汪国真的书画作品也青睐有加，时常将其作为礼品送给外宾。近年还有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兴建“汪国真工作室”或“汪国真艺术中心”的形式与他进一步合作。最早的一家汪国真工作室在他的家乡厦门创建。

汪国真最心仪的一家工作室在福建漳州，位于一个景区内，是一幢全部由进口木头拼装成的别墅，依山傍水。原计划是砖石结构，汪国真提议用木板拼一个就行，他以为这样简单，也便宜。“我说你不知道，那成本可高了。他说我不知道。”田迎人回忆。筹建时，汪国真还把设计图发给田迎人，要她帮忙参考，“还嘱咐别人栽竹子，说要在那儿打太极，想象得很美好。” 去年，上海、济南两地也先后有了汪国真工作室。济南的工作室叫“汪国真艺术发展中心”，占地1000多平米。

田迎人估计，目前全国大约有近10家汪国真工作室，提供居住和汪国真作品展览，“就像艺术馆”，公众免费参观，遇到喜欢的可以买下来。

汪国真计划在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室。他曾骄傲地跟田迎人说：“人家到处买房，我一个地儿都不用买，工作室那么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为地方题词和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是汪国真与地方保持亲密联系的另一种方式。洪烛说有两个人最受这类活动欢迎，一个是余光中，一个是汪国真。“常有主办方点名要邀请他，有了他，感觉更权威、档次更高。”

汪国真解释过自己何以备受青睐：“很多地方邀请我去给他们写歌、题字，往往是政府出面。为什么很多事情会找到我呢？因为这批人往往是我当年的读者，虽然事过多年，他们现在在商界和政界开始掌权，但这个情结还在。”

汪国真的个人网站收集了他在全国各地的40多处题词，其余的企业和私人收藏行为则难以统计。洪烛曾在河南云台山宾馆大堂看见一幅汪国真的毛笔字，几乎覆盖了一面墙，写的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田迎人认为，汪国真能在这类场所如鱼得水，主要在于他人好，“特随和，特礼貌，哪怕对一个扫地的都特别尊重”。另外，他很聪明，善于抓机会，“比如今天来了很多领导，你是搞宣传的，他就会私下跟你说，你们最近想做些什么呢，有没有想拉一些名人进来，人家听了就会说汪老师你来吧。”

这样一个人，却很少谈政治。“我们聊政治聊得满天飞的时候，他一声不吭，从来不插嘴，不发表任何政治态度和观点。他有这特点。”张宝瑞说。

汪国真小心翼翼地与政治保持距离。张宝瑞转述汪国真几年前告诉他的一件事，说某省委高官与汪国真交好，经常请汪国真吃饭。有人获悉后，想跑官，就请汪国真帮忙引见，“把某某某请出来吃顿饭就行，然后给5万块钱，汪国真断然拒绝，他非常反感这种行为”。 “不管多大岁数，也得努力啊”

汪国真的身体最早发出预警是在1999年前后。张宝瑞记得那年圣诞的一场朋友聚会上，汪国真和妹妹中途突然现身。

“他实际上是跟大家告别来了。为什么？那时候医生说他可能会得肝癌，但他没说，只说肝不好。很快就走了，我还送他到门口。”张宝瑞回忆，“很怪异的事情，你看16年后，他果然死于肝癌。”

去年，汪国真去了趟美国。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回来后，他跟田迎人吐槽，说美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那里的高速公路跟河南省级公路差不多。最让他恼火的是，那里坐出租车需要预约，他开始不知道，以为跟在国内一样，站在路边就可以打车，结果折腾了半天都没打上。不懂英语是他的硬伤。“还是中国好，好挣钱，东西又便宜，还方便。”汪国真感慨。

在田迎人眼中，汪国真是一个很注重养生的人。早年离婚后，他一直保持着规律的单身生活，早睡早起，不抽烟，很少喝酒，连喝水都很讲究。

田迎人说，汪国真很喜欢女孩子夸他长得漂亮，他身边的女粉丝很多。汪国真生前好友、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司马南，在纪念文章中也提到了汪国真的女性缘：“认识你30年来，最妒忌你的莫过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见到你，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文气香气袭人的美女，她们那样忘情地看着你簇拥着你，对我却视而不见，你也许不知道，你习以为常的情景模式对我脆弱的小心脏构成了多么巨大的威胁。”

田迎人强调，汪国真与女孩的交往多是靠才华吸引，那些企图通过男女关系靠近他的，他会敬而远之。“他觉得舆论对他伤害太多了，所以很注意这个。”

洪烛也觉得，汪国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对别人的看法非常在意，所以他才会为自己的诗歌辩护。去年11月接受某视频节目专访时，面对主持人抛来的“诗歌已死”话题，汪国真说这种感受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诗歌已死吧，是那些无病呻吟的、故弄玄虚的、根本不着调的诗已死，其实它也从来没活过。”

可以证明他极其注重个人名誉维护的另一个细节是，有媒体报道汪国真贫困潦倒不得不以卖字为生，他一怒之下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洪烛最后一次见到汪国真，是去年4月在江苏丰县举办的梨花笔会上。那天，汪国真花了一个小时用PPT讲述他的音乐作品，激情四射、神采飞扬，台下的人却兴趣寡淡，还有人打起瞌睡。

人生的最后阶段，汪国真完全在扮演一个空中飞人。编辑刘志宏是他这种生活的见证者。每次给汪国真寄送图书样稿时，刘志宏都得先打电话弄清楚汪国真在什么地方，以便他能及时看稿。

刘志宏曾问汪国真，你各方面都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汪国真告诉他：“不管多大岁数，也得努力啊。”这让他感受很深。

张宝瑞用“他要掀起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来形容汪国真当时的状态―到处开办工作室、主持电视节目、作品越来越得到认同，“好像有一个收藏家一年要收藏他200幅作品”。

实际上，田迎人认为汪国真的性格并不适合做主持人，“他不善于临场发挥”。但汪国真还是不愿错过任何机会，“他就想重新来个‘汪国真热’”。

“想出名没什么不可说的，不可耻。”田迎人说，“这也可以看成你很上进、有理想。有时大家很虚伪，不愿承认罢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汪国真的不好，“他的诗多有哲理、多积极向上啊”。

田迎人说完这句话不久，汪国真的儿子汪黄任手捧父亲遗像走出殡仪馆。他身后是一排浩荡的花圈，其中有副挽联来自书画家吴欢：“有人说汪国真不算好诗人，但好诗人不如汪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