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民文学的身份与价值实现

20世纪是一个战乱频仍、动荡不宁的世纪，也是国际间交往频密并逐步走向“全球化”的世纪。在这样的背景下，移民，成为20世纪国际社会的重要景观，自是应运而生。20世纪也因此被认为是移民的世纪。

移民文学由此派生，自产生之始，它就与社会政治有着脱不开的干系。由移民文学，又有“新移民文学”之谓，还有与之相关的留学生文学、新华侨文学、新华人文学、新华文文学、新海外文学、华美族文学、唐人街文学，以及离散文学、流散文学、流亡文学等说法。

移民文学就其本质而言，实乃离散文学、流散文学（为表述方便，下文统称“流散”）。“流散”（diaspora）源自希腊文，其本意是“分散”，最初是历史学和文化学范畴中的一个概念。是对公元一、二世纪后犹太人被驱离巴勒斯坦流散、散居于世界各国和异族间这一历史状况的一种描述。与此类似，还有非洲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流散，形成一种关涉多种族裔的国际性现象。资料显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华裔、华人移民）人数，估计应有数千万之巨。在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思潮的烛照下，流散文学呈现出其所具有的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邃的阐释空间。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也多次授予某些有多个族裔、多种语言文化背景的作家，比如奈保尔、库切、帕慕克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外文学研究界开始关注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华侨、华族）的文学创作。这都使“流散文学”成为近年来学术界聚焦的热点话题。

离散，其实总是相对于原乡而言的。若无原乡，谈何出离与流散？对于现居国，没有什么离散可言，乃是一种进入、汇聚、集结。这些文学的“游牧民族”，最大的精神危机是身份的失落。身份的重新建构成为回避不了的二难命题。一旦漂泊于途，“我”还是原来的“我”吗？似乎已失去了自我身份的足够佐证。从离开中国踏上异国土地的那天起，他就成为夹缝中的人。原有的身份已随风而逝，新的身份还十分陌生，有一段需要“磨合”的过程。这可能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在中国人眼中，他成了“外国人”，而在外国人看来，他还是“中国人”是“境内的异国人”，对非其族类、其心也异的中国人，他们常深具戒心。他是悬浮于二者之间的无根人、边缘人，而且是双重的“边缘人”，双重的“他者”。

因此，移民要真正融入所居国的主流社会，其艰难可想而知。面对两种文化，一是规约他们就范的母国文化，一是迫使他们设法适应的异国文化，只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他们逃避这双重异化压力以对抗严酷的现实――艺术想象力。这种艺术想象力通常也因之向两个方向发散，一是对异国的“想象”，一是对原乡的“记忆”。在关于流散的书写中，流散者的身份被建构起来。

“在异国他乡，在异国语言淹没一切思维的喧闹中……他们所致力的，不仅是对写作和释意方式的重新探求，而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更深切的理解。”这种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理解、书写，建构了移民文学的自身价值。在异国他乡的漂泊激活了关于原乡的记忆，记忆被原汁原味地还原。正因为如此，以“流散”为其品质的移民文学最可能在原乡的记忆上有更精彩、并且不可替代的表现，托马斯・曼、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奈保尔、帕慕克等人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而20世纪40年代就去国的移民作家董鼎山说出“‘移民作家’最后的愿望应该还是能像哈金那样，用英文创作打入美国主流”这样的话，就不是不可以理解了。从马来西亚移居台湾的新生代作家、学者黄锦树则这样描述华裔族群在强势的异质文化国度的文学生态：“华文少数族裔文学早已成了无国家华文文学。”它的出路不是在居留国或祖国二者之间有所偏袒，而是应使“中国属性”成为一个开放的意符，保持一股“创造性的张力”。或许这也不失为华人移民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的一种生存策略。

除了那些被迫放逐的“流亡者”，华人移民的进入美国，大多是主动的选择，留学、访问、陪读也好，就业、打工、经商也好，或者是以“国际婚姻者”的身份嫁给美国人也好，移民们是带着对美国这个发达国家的想象（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美妙的想象）进入美国的。正像西方对东方的误读、误判一样，从一个相对落后的东方古国出走的华人，对美国的美好想象也多是一种误读、误判。美国不是遍地黄金的“天堂”，也不是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伊甸园。当移民们置身美国这陌生的环境不久，他们很快发现这里那里都存在着可能而无法防范的“敌意”，未必是自己的久留之地，而此时，种种考虑又不能使他们即刻抽身折返，重归故园。当初叫着喊着“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小楂小说名）、大做“绿卡梦”（毕熙燕作品名）的人，此时幡然顿悟：“八年一觉美国梦”（刘子毅作品名）。那个曾经不无自得地声称“我的财富在澳洲”的刘观德，后来不无感慨地说出了“吃不着苦的苦比吃得到苦的苦还要苦”这句绕口令似的话，可谓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20世纪60年代留美的台湾女作家於梨华最重要的作品《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塑造了一个辛辛苦苦学成后却在美国找不到立锥之地，不得已又返回台湾的留学生牟天磊，重回母校校园，又见青青校树，他深自感叹自己是“无根的一代”，於梨华也因此被称为“无根的一代”的代言人。作者也自称自己已经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她最终选择留在美国，并嫁给了一个美国教授。在讲述了一系列的留学生故事以后，於梨华把视线转向身边的一些人――华人移民、美国教授和学生，乃至社区的各色居民。《变》《屏风后的女人》《一个天使的沉沦》《在离去与道别之间》这些作品，虽然并没有像《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赢来追读与热评，其实却有更深沉的内涵与更深入的思索，倒是真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陈燕妮作品名）。而差不多同时期出现的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却依然还迷失在纽约、曼哈顿“黄金遍地”的神话般的想象中，两位来自大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竟然在大陆风靡一时。如果说他们也是“新移民”的话，人们实在看不出他们究竟比於梨华、白先勇这样的“老移民”新在何处？对美国对西方的“想象”，其现实合理性又在哪里？

与一些虽然梦想破灭、仍苦苦挣扎在夹缝中的“香蕉人”（黄皮白心的华人）不一样，也有的“移民”最终又选择了“回移”――返回母国。闫真的长篇《白雪红尘》里的男主人公放弃了无奈的漂泊甚至曾经深爱的妻子，踏上归程，这当然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但对于当事人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磨难的解脱？只是简单地批评其是“弱者的哲学”，未见得就是看到了这个悲剧故事后面更悠远、更微妙的东西。“加拿大，这是一个好地方，却不是我心灵的故乡”――在“明天我就要结束这种没有尽头的精神流放”之际，主人公如是说。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唐人街的咖啡里不放糖，“里面渗透悲凉和沧桑，上面飘浮着一层烟魂，而杯底则另有乾坤”（陈楚平《咖啡馆和我》）。

对于美国、对于西方的“想象”一旦崩解，原来心理失衡的移民倒是更看清了“以文泄气”的另一种路向，当下、未来既无法把握，那就还是皈依悠游于自己熟稔的故人旧史吧！正是在这里，艺术的想象力与创造张力呈现了郁积之后的迸发，原乡的记忆在异国他乡被原汁原味地还原。这就有了严歌苓的《人寰》《扶桑》，沈宁的《泪血尘烟》，张翎，卢新华的《紫禁女》……乃至于如英国张戎的《鸿》，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上海王》等，即使用非母语写作的，如哈金的《等待》、闵安琪的《红杜鹃》《狂热者》，裘小龙的《红英之死》，程抱一的《天一言》，山飒（闫妮）的《围棋少女》……都得到了好评，或获得某些大奖或列入畅销排行榜，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这种现象是否说明，选择中国题材（包括“文革”题材、历史题材、战争题材）、以英语（或法语、日语等）为叙事语言的作品，在西方读者中，之所以会受到青睐，满足他们对遥远而颇为神秘的东方的阅读期待，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和他们蓝眼睛白皮肤的同胞那种想当然式的“东方想象”，无疑有天壤之别，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慢慢地，华人移民作者和西方读者已经合力从“东方主义”的迷思中突围而出。两种文化之间所谓的协商和共生由是成立。

正因为如此，移民作家关于中国的记忆与叙述，其文化与审美价值要高于他们对西方的想象性文字。对于世界文学来说，这些作品所具备的独特品貌，最能凸显华人移民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