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责子》与魏晋诙谐诗

摘 要：魏晋时期的诙谐诗与当时嘲谑之风盛行密不可分，魏晋诙谐诗的主要内容是展现士人张扬个性与机智应对的幽默言辞，也用来表达亲友之间的浓浓情意。陶渊明的《责子》诗言浅意深，寓庄于谐，代表了魏晋诙谐诗的最高成就。

关键词：陶渊明 《责子》 诙谐诗

诙谐诗是魏晋诗歌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种类。《文心雕龙・谐隐》将谐词隐语专门归为一类加以论述，体现了对这一文类的重视。魏晋诙谐诗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却不乏精品，陶渊明的《责子》诗代表了魏晋诙谐诗的最高成就。

一、魏晋时期的诙谐诗

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诙谐诗来看，魏晋时期诙谐诗的主要内容是展现士人张扬个性与机智应对的幽默言辞，间或也用来表达亲友之间的浓浓情意。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①认为魏晋时期的诙谐文学失去了古时于诙谐中寓讽刺的意义，而空有滑稽。刘勰是完全站在儒家美刺文学观的立场上对诙谐文学进行整体评价，并对魏晋诙谐文学持否定态度，这从侧面反映了魏晋诙谐诗主要在于体现士人机智幽默，而不以美刺讽谏为目的主要特点。

魏晋诙谐诗与时代风气密不可分。魏晋时期，儒教衰落，玄学兴起，士人们在生活中所受到的礼法桎梏变得松弛，士人可以尽情张扬个性，亲朋之间的关系也由过往的严肃谨慎变得轻松随意，因而嘲戏打趣成为社会交往中表情达意的一种重要手段。《世说新语・排调》专门记录了魏晋士人之间的戏谑打趣，这也成为魏晋名士展现其风度的重要一环。葛洪《抱朴子・疾谬》载： “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 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野。于是驰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犹宵虫之赴明烛，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飚风。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②葛洪在这里站在儒家立场批评当时的嘲戏之谈，但从反面看，这段话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嘲戏之风的盛行。

这股由思想解放带来的嘲戏之风正是魏晋诙谐诗产生的现实基础，也构成了魏晋诙谐诗的基调。如习凿齿《嘲道安诗》写道：“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何忽冻老鸱，腩腩低头食。”③展现了其张扬的个性。释道安针锋相对，在《答习凿齿嘲》回道：“猛虎当道食，不觉蚊虻来。”④突出了其应对的机智。 其他如费《嘲吴群臣》、 薛综《嘲蜀使张奉》、程晓《嘲热客》、李充《嘲友人诗》等诗在内容上都与此类似。需指出的是，习凿齿长期担任桓温幕僚，而陶渊明的祖父孟嘉也是桓温的幕僚之一，桓温集团成员之间戏谑之风极为盛行。陶渊明所作《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载：“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⑤桓温令孙盛所作讥嘲孟嘉的文章与孟嘉应答之作当与习凿齿与释道安所作诙谐诗类似。 陶渊明年幼丧父，长期与祖父相处，因此受祖父影响极深。另外，陶渊明曾任桓温之子桓玄幕僚，而桓玄集团也是一个极具嘲戏风气的团体。陶渊明的诗作中诙谐幽默的内容为数不少，当与长期浸淫于这种风气息息相关。

魏晋时期还有少数以讽谏为目的的诙谐诗。《三国志・应璩传》载：“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⑥据此，应璩有相当数量以讥切时事为目的的诙谐诗。但是，就应璩流传下来的诗歌来看，其中一些诗具有讽刺意味，但并不诙谐，另有少数诗虽言语诙谐却没有讽刺意味，应璩现存诗歌并无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讽谏诙谐诗。值得注意的是西晋潘岳有一首影射时政、讽刺意味浓厚的诙谐诗《阁道谣》。《晋书・潘岳传》载：“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岳内非之，乃题阁道为谣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王济剔嬲不得休。’”⑦魏晋时期讽谏性诙谐诗的缺乏与儒学不振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责子》诗的内涵

《文心雕龙・谐隐》称：“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笔也。”⑧诙谐诗因俚俗浅易，与魏晋崇尚华丽典雅的主流诗风背道而驰，因此除了应璩、左思、陶渊明等少数诗人留下一些篇章外，大多数诗人往往不愿涉猎，这使得魏晋时期的诙谐诗总体质量并不高。诙谐诗语言俚俗浅易，一不小心就会流于轻薄油滑，因而要写得富有诗意并非易事。在为数不多的有价值的诙谐诗中陶渊明的《责子》诗言浅意深，寓庄于谐，代表了魏晋诙谐诗的最高成就：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⑨

首先要解的是，用打趣的语气嘲谑亲友是魏晋时期名士表达亲密情感的一种特别方式。《世说新语・排调》第十六条载：“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⑩又第五十五条载：“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11}王导与谢安用反语戏谑子侄，传达的是亲情之间那份浓浓的爱意。王导、谢安是东晋最知名的两大宰相，他们的行为在东晋具有典型性和影响力。陶渊明在《责子》诗中细数五个儿子不谙诗书，同样也是用反语打趣戏谑，以此表达父爱。如果仅从字面意思理解为陶渊明因对众子不满，而出言相责，则未免胶柱鼓瑟，失其本意。

其次，《责子》主要是讲述陶渊明众子在诗书方面的愚笨之状，这一主题选择具有深意。诗的题目是“责子”，但正文除了描绘数子愚笨的形状外，并没有一句真正责备儿子的重话，而是将众子“不好纸笔”的原因归结为“天运”。这事实上反映了陶渊明在诸子读书问题上模棱两可的矛盾心态。 在封建社会，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出仕，书读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将来是否能出仕为官。因此，陶渊明选择这一主题，实质上表现的还是他一生面对，并在其诗文中一贯出现的主题，即“仕”与“隐”的问题。

从陶渊明的很多诗文中，都可以看到“仕”与“隐”的矛盾冲突。陶渊明崇尚自然，向往自由，归隐田园是其理想所在，他也希望将这种生活态度推及亲友。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他写道：“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12}表达了希望三位好友绝弃仕途，随其隐居田园的想法。自然，陶渊明也希望众子有与其相同的爱好与理想。但隐逸同时意味着生计来源的切断，意味着要甘受贫困之苦。这一点陶渊明有着最深切的体会。《陶渊明传》载：“（陶渊明）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13}描述隐逸之苦，在他的《乞食》《与子严等疏》《咏贫士七首》《有会而作》《五柳先生传》等诸多诗文中也都有体现。陶渊明前半生，多次归隐，又多次出仕，就是在“仕”与“隐”的问题上纠结不定的集中体现。

《责子》中陶渊明再次呈现了在“仕”与“隐”问题上的纠结心态。本意上陶渊明不希望儿子踏入仕途，为名利所缚，现实却是又不得不为众子的生计担忧，面临两难处境，陶渊明也只能将解决之道委于“天运”，顺其自然了。这种心态在同样是训诫诸子为主题的《与子严等疏》一文中流露得更为明显。《与子严等疏》可以看作是《责子》诗最好的注脚，文中陶渊明一面丝毫不提读书仕宦的问题，而是向众子说明自己的平生志趣，勉励他们互相帮扶；一面又写道：“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已，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14}言辞之间流露出没有置办下丰厚家产，使诸子困于饥寒的深深愧疚。《责子》诗开头陶渊明写其衰老之状，当与此相同，也是表达其愧疚之意。

在对下一辈训诫告谕时，魏晋名士常常展露出一种与其生活态度和观念截然相反的矛盾心态。《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三条载：“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5}阮籍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个性放达，不循礼法，但他却不愿意儿子以自己为榜样。嵇康也是如此。孤标傲世的嵇康，在《家诫》中却事无巨细地告诫儿子种种稳妥甚至可以说是圆滑的处世之道。阮籍、嵇康不与统治者合作，但却不愿子女以自己为榜样，因为他们深知放浪不羁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内心的痛苦不堪。与其相似，归隐田园的陶渊明，最明白归隐背后的痛苦与不易，因此，《责子》中绝弃仕宦的陶渊明煞有介事地“责备”诸子“总不好纸笔”，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责子》诗戏谑诙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慈祥的老人对诸子体贴入微的关爱，也蕴含着一个乱世中的老人对现实的无奈。从中，我们能体会到一种“笑中含泪”的幽默。

①⑧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8页，第133页。

② 庞月光：《抱朴子外篇全译》，贵州人民出版1997年版，第517页。

⑥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