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流变

华人移民美国后第一次浪潮始于19世纪中期，延绵至今长达近两个世纪。从第一批华人抵达美洲大陆之日起，他们就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和文化传统带到了这个国度。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移民，带着他们各自时代的历史印记和文化记忆，影响着他们进入美国之后的生存方式和书写方式。然而，移民的历史和移民的移出地、母语文化是十分复杂的。华裔移民群里既包括已在美数代、完全美国化和介于中美两种文化的二代移民，也包括无法充分融入美国的新移民。这些离开故土、远走他乡的华裔作家的写作，既是与母体文学和文化的对话，又是对居住国民族文学的丰富，因而他们的书写是居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经历”，是一种流散的写作、跨域的书写。“跨域”在这里不仅是一种地理上的“跨域”，还是国家的“跨域”、族性的“跨域”和文化的“跨域”，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跨域”。“跨域”是一种飘离，从母体向外的离散。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海外移民，远离自己的国土，飘散在世界各地，本质上是一个离散的族群，或者说是一个“跨域”的族群。离散或者“跨域”，是历史形成的，其中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和文化的原因，但其和母国的联结纽带主要是文化――漂离故国而根植全球的中华子民共同信仰的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因此，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无论怎样变异，作为本体它本质存在于华裔美国文化中。

一、40―50年代对中国文化的皈依

纵观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发展轨迹，它经历了从皈依居住国文化到寻找中国传统精神的一段变化。出现皈依倾向主要是由于作家迫切想要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与关注。

“20世纪最初60年间，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声音细微，能被美国白人社会听到而首肯的部分都带着谦和臣属的意味。”①最早出现的作品有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和刘加定的《洛杉矶华埠》，严格意义上说，它们不能算是文学创作。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受到较广关注的文学作品有刘裔昌的《虎与子》、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李金兰的《泰明建造的房屋》、黎锦扬的《花鼓戏》、林语堂的《唐人街之家》。但这些作品大都接受了试图驯化“异教徒中国佬”的传教士所进行的文化说教，它们以遗弃自身本土文化的连续性为代价，成为“臣服式”同化的祭品。在他们的作品中，唐人街被渲染成了古怪奇特、异国情调的场所，华人似乎是怯懦软弱、没有理性的异类，中国的风俗习惯、食品与药物被故意描写成与美国大相径庭的“东方奇观”。为了能够融入美国，这些华裔作家向美国定型化的大众趣味全面缴械。但是臣服的态度并不能与崇尚强者的美国价值吻合，它不仅主观地阻隔了华裔自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还使他们被动地全盘接受强势话语，令自己的身份陷入混乱与缺失。可以理解的是，“散居族裔在经历了文化迁徙之后，流散和寄居的生存现实使之面临着被拒斥和压迫的尴尬体验，这种尴尬来自寄居国主流社会和上层社会的双重挤压。‘散居’一方面意味着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抗拒，导致在横向结构中成为远离中心的边缘群体，另一方面还意味着上层文化的挤对和压迫，使散居族裔成为纵向结构中销声匿迹的下层和大众。这种双重向度的挤压皆源于散居族裔的“他者”身份，只享有部分公民资格的他们始终身处一种夹缝之中”②。

二、60―70年代对中国文化的继承

实际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出现的华裔作品，皈依与重新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始终交织在文本内涵中，并且寻找的声音渐渐强大，形成这种文化走向有其深刻的背景。

首先，华裔作品的皈依和寻找传统的轨迹在意识形态上符合美国主流文学的文化身份寻求的后现代视点。在美国的“熔炉”社会，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定位以及自我发现的愿望都是当代不断被关注的焦点，寻根与传统成为自我发现中的重要环节。例如，任碧莲的《地道的美国人》讲述的是三个年轻的华裔移民逐渐转变成他们曾经所批判过的“地道的美国人”的故事。故事内容很简单，可是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却很令人深思：三个年轻的中国移民努力实现他们的美国梦，而在圆梦的过程中，他们必须做出不同于普通美国人的艰难抉择。成功的重要性、理想的幻灭、家庭忠诚度、目标与预期都交织在他们生命的点滴之中。在小说中，任碧莲浓墨重彩地突出了身份思考、文化定位，以及对中华文化与自身关系的感悟。

其次，随着华裔在美国经济、文化地位的提高，作家逐渐有了自由与自主的意识，开始不断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反复地质疑处于垄断地位的西方思想体系，强权政治下的历史叙述，尝试着从边缘开始，寻找强韧的中华文化与文明。在美国走过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其文化结构中存在着严重的排他性倾向。美国是以白人文化，即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尽管当代的种族主义论者对生物决定论已经有新批评，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进步、最优越的，并往往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一些文化。可是随着华裔作家，尤其是女性（华裔作家中大多数为女性）在经济、教育背景上的改善，作家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确实，在黄玉雪之后，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等作家都相继得到了美国主流文学界的认可与赞誉。

以汤婷婷的《女勇士》为例。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美国，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时候的汤婷婷，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一件事我很确定，那就是我是一个华裔女性。这种身为华裔女性的情感，以它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我写作，我知道我必须说的是一个华裔正在想的”③。这本自传小说其实是书写自我的成长，表现了作者对文化认同的艰难探索。贯穿于《女勇士》的两大主题就是作为华裔女勇士的叙述者向华裔文化的性别歧视和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种族歧视的揭示和挑战。而这些思想的表达是通过改写中国文化中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文学名著来实现的，她希望通过改变文本的方式抵抗并试图颠覆中国文化男尊女卑等性别歧视观念，能为自己找到在中华文化中的认同点，最终将自己写成一个相同的女勇士，“可以看出汤婷婷的女勇士是当代华裔美国花木兰，她反对歧视、压迫妇女，反对剥削和种族歧视、反对征兵作战”④汤婷婷作为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华人子女，在中美文化的撕扯、冲突中成长，为了追求身份的认定，利用西方追求独立自主、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思想重筑东方的传奇人物，正是如此颠覆性的写作方式，她才能创造出全新的花木兰――在二元文化中生存并求得平衡的英雄。 谭恩美的《喜福会》和汤婷婷的《女勇士》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讲述了母女两代华裔美国女性在中国和美国的生存故事，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幅惊心动魄而又凄美的充满波折的生活片段。如果说汤婷婷以边际性身份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摇摆，目的是在表现中西两个世界的对立，那么谭恩美则以开放的心态消解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尖锐对立，并生动展示了异质文化从相互拒斥否定、碰撞、质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的渐进过程。作者在《喜福会》中以优美的笔调，书写了四对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突、恩恩怨怨，以及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角色冲突、情感冲突，并给予她们在父权主义、种族主义的生存境遇下充分表达的自由与畅快，以展示不同于主流的传统文化。而且作者在随后的系列作品中，如《灶神娘娘》《通灵女孩》和《正骨师的女儿》等，始终把话语权给予华裔女性（尤其是第一代带有更多中国传统印记的女性），在小说世界中改变女性作为弱势话语群体的地位，不断在叙说中传承失真率相对较小的中国文化，突出美国社会中他者的文化载体的作用。同样，在同时期的其他华裔作家的小说创作中，都相对真空了叙事者对主流意识与权利的敬畏感，由此帮助华裔角色摆脱时空的限制，建立一种故事的时空构架，将内心的感触及思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凸显与生俱来的祖国文化魅力，彰显出文化冲突与乡愁怀恋下的现实意义。⑤

最后，华裔文学中本身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生命力以及当今新儒家思想在美国的发展也促进了华裔文学在皈依之后的寻找传统的愿望与趋势。“在经历时空迁徙之后，母国文化经验逐渐转变为一种意象化的文化记忆，始终深藏在主题意识甚至潜意识之中而无法轻易抹去。这使之能够坚守差异政治，以寄居国主流文化为参照获得自己的‘少数族’身份立场，并为此少数人身份提供文化基因的历史本源。但同时母国文化记忆作为隐形的文化背景和原生的文化基因。”⑥确实，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具体包括中国人在历史上特有的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等。几千年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华夏儿女的影响极为深远，华人无论身处何处都力图保持中国文化传统。美国华裔作家，作为炎黄子孙也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和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展现出中国传统的文化现象，包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意义和强烈的人文意识。

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作者虽为华裔移民的第二代，但她已经耳濡目染了母亲的故事叙述中传统的中国式互助精神、华人圈传承传统所特有的邻里关系以及家族意识。所以对母亲与女儿的交替叙述折射出中国所特有的“礼”或“礼治”、人伦关系和上尊下卑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另外，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宗法社会”孕育出典型的伦理型文化，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诸如道德准则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并成为各类观念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教育上，奉行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这种现象最常反映在华裔家庭两代人的教育观念的冲突上⑦。在任碧莲的长篇小说《应许之地的梦娜》中就纠结着华裔家庭的孩子要皈依犹太教从而引起家庭纷争的故事，反映了西方的宗教影响对于华裔的思想意识上的震撼性。同时许多华裔文学作品都表现了华裔两代人对于不同的中西方教育方式的观念上的冲突，以道德、良知、出人头地、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等中国式教育动力与以各人自由和人格完善为中心的西式教育的冲突常常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在黄玉雪的《华女阿五》、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喜福会》等作品中，这样的矛盾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从华裔美国文学的萌芽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形成期，无论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附和主流文化抑或是寻求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被当作一个在场、真实的存在，提供给华裔美国作家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些作家在构建自己身份时，通过书写或再造母体文化，挑战了“单一的权威式”、颠覆了“殖民者对差异的拒绝”⑧从而，得以与主流话语进行协商、对话，为少数族裔的生存和权利争得一席之地。通过改写母体文化，族裔作家凸显了自己的族裔性，表明了华裔美国文化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也不同于主流文化，而是有独特族裔的个性文化。这种对族裔性特性的坚持与中国文化作为母体文化的存在紧密相关。无可否认，对母体文化的皈依和继承的借用和改造，必然会令华裔美国文化显出与其他裔美国文学不同的特质。

三、80年代以后对中国文化的缺席

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中美关系发展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两国不仅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且人员来往较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两国外交、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逐步正常化和快速发展。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来自中国和亚洲的新移民大量涌入美国，资本跨越国家疆界，在东西方之间大量流动，美国与亚洲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亚/华裔美国社区在人口、阶级、移除国等方面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人数已远远高于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人口，这些新的动态瓦解了传统的、单一的亚/华裔社区，使社区日趋多元化。按照印度学者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开启了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景观，即族群景观、金融景观、技术景观、媒体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各种景观是由人员、资本、技术、媒体的意识形态的流动和阻遏、渗透和反渗透渐渐形成的。⑨

华裔学者黄秀玲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及其创造的景观后，精辟地指出，全球化与去民族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她发现“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新型模式将影响亚洲和美国对自己的定位……国别之间在全球化层面上的资本流动也会促使亚洲和美国重新定位，而这种新的定位会带来文化层面上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多重自我的形成，二元的迁徙和频繁跨越边境的行动”⑩。黄秀玲的判断有着去民族化深层次的内涵，那就是民族概念将不再纯粹是人种意义上的，而更多是文化层面上的。根据黄秀玲的理解，“在非民族化日趋深入的语境下，过分拘泥于人种学意义上的区分，在文化交流的现实面前，已失去意义和学术兴趣”11。 这种离散的、拒绝固定疆界的身份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80年代以后新崛起的美国华裔作家对待自身族裔身份的倾向。在与六七十年代提出的强调亚裔特性的集体身份自觉保持距离的同时，这些新崛起的作家尝试探索一种流动不居的身份，摆脱族裔符号和疆界，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自我。而在这种身份认知的文本中，那种坚持母体文化介入以瓦解主流话语、凸显族裔特性的书写日渐式微，一种新的趋势――母体文化的淡化和消解――逐渐呈现出来。

这种存在于华裔美国文学的新文化现象是与80年代以后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的冲突以及亚/华裔美国社区所经受的全球化影响紧密相连的。70年代以后，以“去中心化”和“解构”为突出特点的各种“后理论”在美国日益盛行，少数族裔话语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带有明显解放作用的话语影响。亚裔美国内部不断增加的多样性使得越来越多的文化和文学批评转向用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亚裔美国社区，强调阶段、性别和移出国等方面的差异，批评将亚裔美国身份视为僵硬不变的观点。例如，深受世界女性主义、多元文化观点、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批学者黄秀玲、林玉玲、张敬钰、林英敏等呼吁人们在评论亚裔美国文学时应重视骆里山提出美国社区多元理论，即差异性（heterogeneity）、混合性（bybridity）和多样性（Multiplicity），按照这位在亚裔美国和主流学界都颇有影响的批评家骆里山的话说：“无论是在人们的想象中，还是传承中，（华裔）文化的形成，在社区里是横向发生的，而不是纵向发生的。”12他认为亚裔美国身份随着历史条件和实际状况的不同而经历着不断形成和变化，反对亚裔美国文化的本质化，主张对静止的、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干预，从而将中心从族裔的本质转向文化的“混合”。

总而言之，从90年代以后发表的主要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来看，可以勾勒出当代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其表现为三种既相似又各有特点的趋势：其一，否认华美文化中中国文化的在场，认为当代华裔美国文化中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文化属于缺席的状态。有些元素看似中国文化的表象，实则是美国文化的构成。其二，消解文化疆界，团体文化被转化，混合成其他文化。其三，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流动的变体13。此三种趋势都展现出一个共性，即对华裔美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解构。这种新的趋势与汤婷婷、赵健秀关于中国文化的真伪之争截然不同14。这些当代作家关心的不是对中国文化的运用或误用，而是或质疑中国文化作为本体在华裔美国文化中的本质存在，或涂抹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疆界，探索文化混合和流变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化中的缺席，在梁志英的短篇小说《那些不朽的人在何处？》、徐钟雄的小说《美国膝》、伍慧明的小说《骨》中，被“死亡”的比喻衬托而出。三位作家都用“死亡”暗示中国历史文化在华裔美国人构建自我过程中的缺失。《那些不朽的人在何处？》中的主人公安德鲁在中国工作的父母的死亡、《美国膝》中主人公雷蒙德的死亡、《骨》中被“消音”及失语的梁爷爷和利昂，暗示了主人公的先辈们移民前的历史、文化，即关于中国的过去在美国当下中的缺失和无声，还表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不能在当下这些华裔美国人物的美国时间里被重新复制再生的。先辈的历史文化成了断裂的记忆，所存留下来的只是一些不连贯的抽象符号。当代华裔美国人诉诸关于过去片段记忆和抽象的符号来重构历史，以帮助他们在美国的现在时间里建构身份、定义自我。然而，这种重构的历史虽与中国有一些关联，却绝不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而是华裔美国的历史文化。

文化疆界的消解，文化的混合和转变在当代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作品中得以具体表现。她在写作中将华人移民问题与其他移民和族裔问题相结合，以更广阔的视野观照各族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经历和他们在文化身份、族裔性问题上产生的困惑。在短篇小说《谁是爱尔兰人？》中，作者将华裔移民的经历作为全球各族移民经历的隐喻，对族裔流动性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故事描摹了父辈与子辈乃至孙辈间文化与文化间的种种难题和冲突。最终，具有相似经历的两位祖母同住在了一起，尽管一个是华人，一个是爱尔兰人。任碧莲认为，对各种陈旧观念的重塑恰是美国这个移民国家馈赠给人物最好的礼物之一。移民们从各自初始文化中带来的民族间的仇恨、宿怨、偏见等等，在美国这种文化融合的环境下都逐渐失去了其存留的条件和意义。任碧莲的作品以一种消解的方式，使华人、华裔和其他身份融合一体，涂抹了文化的疆界，质疑和结构了本质化的文化身份，使一种变动不居的后现代身份得以建构。

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成为一种流动的变体，在黄哲伦的《蝴蝶君》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东方主义以及东方刻板化印象的颠覆，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种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流变性。它质疑和消解了性别、种族、东西（美国）文化的本质主义，瓦解了传统中关于男性和女性、东方和西方等的对立和界限15。说明文化疆界是可以逾越的，文化本身也是流动的。

四、结束语

作为美国主流文学的重要一支，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始终普遍渗透着相反的两种趋势：一方面是中美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是华美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与疏离。这种疏离与认同、批判与继承表面看来是一种矛盾，在华裔美国文学里却是历史与现实语境制约下的一种整合。中国文化无论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是皈依、延续、变异或断裂，作为本体在华裔美国文化中本质存在，这种存在是动态的、历史的、主动的自觉建构行为。华裔美国文学作家身处中美文化接触前沿地带，对不同文明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冲突有着切身的体会。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华裔美国作家开始超越族裔文化身份，逐渐从文化夹缝与身份政治中解脱出来，以一种全球视野思考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与交融。许多看似对立、冲突文化的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消解。在跨文化的情缘中，我们更能体会到异质文化对中美文化融合产生的示范作用。■

【注释】

④ 吴冰：《从异国情调、真实反映到批判、创造――试论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反映》，载《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

⑤ ⑦张琼：《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题反思》，26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⑧ Seldon，Raman，et al，eds.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y.New York：Pearson Longman，2005，p.229.

⑩ Cynthia Sau―Ling Wong（黄秀玲）.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at a Theoretical Crossroads.Amerasia Journal 21.1（1995）.

12Lisa Lowe，Immigration Acts：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Durham：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1998，P64.

14一场关于维持华裔美国文化中男（父）权制及性别歧视与张扬女性主义的自我护卫之间的争论，由于赵健秀对汤婷婷《女勇士》的攻击，迅速升温，学术界许多学者积极反应，并很快从文学领域波及整个华裔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