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景凄凉的红色“五面间谍”

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重要人物。其情报经历之曲折，常常很难让外界理解，以致于长期以来极少有客观全面的关于他的文字介绍。

左翼文人 革命斗士

在大革命期间，16岁的袁殊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留学日本，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1年3月，回国后的袁殊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左联便派楼适夷、夏衍帮助袁殊工作，鲁迅也曾对该刊给予关注，并为刊物写文章，《文艺新闻》实际上成了左联的刊物。

首先，冯雪峰寄来一封署名“蓝布”的读者来信，打听五位作家的消息。袁殊在《文艺新闻》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的文章;接着，冯雪峰转来两封读者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辰），告诉读者，这五位作家“已被枪毙了”。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两封来信。随后，袁殊将这五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类人物对这五位作家被害的态度。

俩人勇敢机智地将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向社会披露，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国民党却无可奈何。从此，袁殊参加了左联，并担任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他积极发表著作和译作，在工人队伍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

不久，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潘汉年将他调到情报战线。从此，袁殊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戴笠的角色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关注的焦点。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抗战爆发后，袁殊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根据组织安排充当“汉奸”，打入日本谍报机关，出面组织“兴亚建国同盟”，并以此为招牌，秘密组建新的情报据点，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

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洪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他已经是五重身份的人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之间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为中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中共避免了很大损失。

情报战绩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当然，这期间袁殊完成的其他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

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军统迟钝的嗅觉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

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他一直用了几十年。

后来，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最后的岁月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