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权利与数码乌托邦

主持人：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

主讲人：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互联网产业就是信息产业、电子产业，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产业。有大量新工人是信息产业的工人，比如知名的富士康是电子产品代工厂，有几百万员工，是苹果公司等电子产品最重要的加工厂。凭借中国信息产业的强大山寨能力，数码产品也使底层享受到高科技，而信息产品是中国少有的可以跨越中产阶层和底层群体的产品，比如手机用户有12亿，中产、中下阶层都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

王维佳：从理念上看，有两个轮子支撑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一个是大家熟悉的朝圣山学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个体系，直接对政治经济开刀;另一个不太容易和新自由主义方案联系在一起的是“赛博迷思”，是关于互联网和新经济未来的一整套想象，是互联网带来的关于跨界、融合、地球村、平等这样一整套阐述。我这里主要处理后者，即关于互联网迷思的讨论，详细看它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首先从历史背景展开，看赛博迷思如何生成。这里首先提出一个前提，就是赛博迷思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思想发展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发展的产物，这是我们认识有关互联网阐释的一个重要前提。换句话说，在互联网技术大规模应用之前，赛博迷思的思想根源就已经存在了。

这种思想产生的源头，可以归到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大众社会的思想特质。当时，二战和冷战交互的历程，给美国的青年人带来文化心理上的三种巨大压力：

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三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在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反主流学生运动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差异显著的两种力量：一是希望凭借批评理论和社会运动这两种武器对现实的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现实干预意识;二是试图摆脱现实束缚，通过超验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后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信仰、迷幻药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归田、试图构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义者。当同龄人在创办政党和反越战游行时，这些嬉皮士则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资源。

这个区分有重要意义，在后一个群体中产生了当今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观念，也让我们看清了在赛博迷思的政治想象中系统性地清除了哪些东西。

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出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模式。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和麦克卢汉的著作，试图借用科技发展构造一个类似于开放信息系统一样的新型传播网络，并将这种开放网络的交往状态看作自然的和普世的。

我这里举维纳的理论为例，其他几位当时思想偶像的思想也都有类似之处。

“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汇本身就衍生于维纳提出的“控制论”（Cyberspace）。在维纳的理论中，控制论系统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完成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无需外部规划和干预的自发秩序。在维纳看来，这样的原理不仅存在于他所研究的防空导弹系统中，而且应该构成一种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可以将人类社会、生物体和自动化机器都看作一个控制系统，它们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一旦达成了自我调节，人类社会也一样会出现自动化系统般的和谐、平等、民主的秩序，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统。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公社运动者们从高山和树丛走向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找到自己新的栖息地，让控制论理想和新公社之梦再度复兴。随着电子交谈系统、公告牌系统和其他网络通讯工具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发烧友、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新闻记者群体在数字社交平台上深度融合，并不断展示一种先进的和充满诱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虚拟社区”、“赛博空间”等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主流阐释就逐渐形成了。“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创新”、“无国界”和“世界大同”，这些有关互联网的“赛博迷思”开始成为说明一个新时代和预言未来社会状态的主流政治语汇。它们不再只是那些逃离大都市的嬉皮士热衷的概念，也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精英、跨国企业领袖们念兹在兹的时髦辞藻。从原先那些迷恋新公社运动、迷幻药、控制论和麦克卢汉著作的“垮掉的一代”中则产生了一大批穿着考究、腰缠万贯、引领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息产业大亨和数字化预言家。他们带着嬉皮士反主流运动的乌托邦遗产，似乎没有一点不适应地就进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精英把持的主流社会，并成为其中光鲜亮丽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追捧。我们这里稍稍展开当时的历史和思潮，看看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仔细审视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市场乌托邦，会发现它与试图构建数字乌托邦的“赛博迷思”在理念上有众多吻合之处。例如，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的控制论逻辑、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原理、不设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从历史进程看，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确实极大地调用了“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并将其包装成一套诱人的新技术奇观。在这个意义上，对新媒体技术政治的正面塑造，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这样的结论当然不能只从观念体系的相似性中得出。关于“赛博迷思”与“新自由主义”高度契合的另一个重要证明，是原本在政治坐标上距离最遥远、彼此蔑视的保守派精英和新公社主义者，如今竟然围绕互联网政治和新经济议题成为彼此捧场的亲密战友。

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集中体现在推广新经济和“赛博迷思”的两个重要社交/媒体平台当中。一个是为跨国企业家和政客提供咨询服务的“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另一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聚焦数字化和新经济变革，蜚声国际知识界的期刊《连线》杂志（Wired）。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原公社运动领袖的促成下，“全球商业网络”成立并开始频繁活动。这个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壳牌公司、沃尔沃、ATT、施乐、IBM、南方贝尔等跨国企业的高管，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顶尖智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官员，以及一群热心“赛博迷思”的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新媒体工程技术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将资本精英、政治精英和倡导新经济的知识精英结合在一起的人际网络。这个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向企业家和政客提供网络新经济的理念，帮助他们开拓和适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变革。

另一个集纳了以上各群体的代表性的人际平台，是大胆预言数字化生存的《连线》杂志。这个著名期刊最重要的几位编辑作者：尼葛洛庞帝（N.Negroponte）、路易斯・罗塞托（L.Rossetto）、凯文・凯利（K.Kelly）、艾斯特・戴森（Esther Dyson）等人将数字乌托邦的构想与解除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和促进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连线》影响最大的年代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乔治・吉尔德（G.Gilder）、纽特・金里奇（N.Gingrich）等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学者、政客与走在后福特主义经济发展前沿的跨国企业高管、工程师，描绘成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锋和未来社会的先驱。

为打造“赛博迷思”提供财务支持的，还包括跨国的生物化学企业。孟山都、杜邦、国际纸业、宝洁、联合利华等重要公司都为制造迷思的培训和宣传工作提供了持续支援。

将自由市场奇迹和信息技术奇观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宏观上构造一个通过传播科技达成的大同盛世：“世界是平的”、第三次浪潮。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家弗里德曼。在他总结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因素”中，个人电脑的风行、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发明、互联网通讯标准的建立、网络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数字搜索引擎的出现等等这些网络科技因素与柏林墙的倒塌、离岸经营和销售网络的创立、全球物流供应链的打造等政治经济因素成功地汇聚在一起，许诺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统一市场图景。

二是微观上构造一个分布式、分散化、充满弹性的高效率“柔性工厂”。凯利在《失控》中详细阐述了“新兴网络经济”应该具有的特征，所谓分布式、分散化、灵活制造、协同进化的观点，与后福特主义劳动关系改造的题中之义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网络经济不仅具有收益递增的经济理性，还被赋予了个人实现和民主参与的政治内涵。美国学者佛罗里达将那些没有固定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的知识劳工形容成新经济时代放荡不羁、标新立异、充满才智和创造力的吟游诗人，认为他们是网络化经济时代的新财富创造者和新生活引领者。

三是将数字化的未来塑造成一项巨大的“信用”，来支撑信息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二十世纪最后几年，见证了一个互联网投资的狂潮，关于新经济未来的信息轰炸，让人们不断把赌注压在与数字网络业务相关的公司上。然而，从千禧年开始，推动网络产业繁荣的股市暴跌，绝大多数网络公司一夜间不复存在。我们由此见证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这也预示了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无解危机。这种经济运行逻辑只能寻找一个又一个新的“迷思”，制造新的泡沫，才能维持运转。在这个意义上，“赛博迷思”实际上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寻找到的第一个有力支柱，为跨国精英推动的全球经济转轨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上分析，多集中于“赛博迷思”的建构者如何直接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然而，我并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在违心地迎合精英群体，以求成为资本力量的附庸;更不是要告诉大家，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与权力精英一起策划了一场经济转轨的阴谋。这套对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政治预言，早在新自由主义转轨之前的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中就已经存在了，之所以在二十世纪晚期受到推崇，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意识形态的逻辑符合了经济转型的需要。

概括来说，“赛博迷思”的意识形态刚好可以在自然、必然、应然三个重要方面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提供有力支持。

所谓自然，是将经济权力调整的人为工程，讲述成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比如赛博迷思制造者最爱使用的“生物隐喻”：将新媒体技术、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生物世界进行类比，暗示信息化技术和网络传播可以缝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沟壑，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

所谓必然，是指除了网络新经济和弹性生产的改造之外，不存在另类的经济发展途径。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历史终结”的预言上。这些预言要解决两项紧迫的事业：一是将单极主导的“帝国”状态叙述成历史进化到达终点的“必然王国”;二是许诺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决裂的“光明盛世”。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说：“从原子到比特的变化是不可避免也不会被终止的”，“就像一种自然趋势，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无法被拒绝和阻断。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谐性和向社会赋权这四个强大的特质，一定会让它取得最终的胜利”。与尼葛洛庞帝一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赛博迷思”阐释者，几乎都带有一种宗教般的末世论情节。

所谓应然，是指“赛博空间”具有前文所说的“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等众多政治正确性，因此应该成为各个社会必须加入的普世共同体。新公社主义者的文化偶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经提出了一个“法外之地”（Outlaw Area）的概念，用以概括一种超越尘世之外，摆脱日常规则束缚，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新政治领地。在这种叙述中，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那就是社员群体与外部社会的二元对立，用今天的时髦政治语汇来说，就是市民社会与威权力量的二元对立。 这些联想的核心逻辑是将“赛博空间”视为一个平行于真实社会空间，代表着民主希望的新政治领地，它必将由内而外地塑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在赛博迷思制造者们欢愉而简洁的乌托邦叙述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产业状况、所有权问题、网民社会经济背景等真实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数字化巫师们不仅不反对信息的私有化和垄断这些直接危害网络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传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将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十分复杂的平等和正义问题，替换成一个简单抽象的机会平等的假象，让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小资文化彻底占据大众传播的主流，将那些质问传播权力本身分配不公的声音排除在外。

邱林川：在西方，包括刚才维佳讲的，在新自由主义话语框架下，经常讲要给大家“增权”（empowerment）、NGO要给大家“赋权”，台湾叫“培力”。我们要有更多的权利，但谁去承担提供权利、保障权利的义务？以前没有互联网，义务主体在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前还相对清晰。根据当时的“战后共识”（postwar consensus），义务主体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民族国家，以及受国家管控的资本家。这样的制度安排有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英国的费边社、欧陆的福利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更不用说。代表国内多数人利益的民族国家是最根本的义务主体，有了这个主体才能谈权利。

但随着互联网普及，表面看大家越来越拥有消费的权利，或者是市场中选择的权力。这其中有的是老百姓想要的，想从过去老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里走出来，是很多人不满过去的民族国家权利义务体系而争取来的权利，特别是个人权利。但是，越往基层走，越往中下阶级走，我们看到，这些权利是被塞到人们手上去的。即使没人想要这些东西，也只能陷在消费主义的国家，陷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里面――你只能选择消费多少，你不能选择是否消费。

在这样的权利结构下，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到底谁是权利主体？我看光讲13亿人或全部网民，都太抽象。如果还用消费者这个概念，从资本的角度强调个人主义消费关系，说互联网的权利主体还是消费者，这太狭隘;还有人提公民社会，现在好像不提了，因为公民的概念也有不少争议。所以我看还是老老实实用劳动者、用劳工吧。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用劳动来定义权利主体，我看还是很靠谱的。

到底谁是劳工？大家要改变一个旧观念，以为只有产业工人才是劳工。汪晖老师最近有篇新文章《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开篇引用1918年蔡元培的讲话解释“劳工神圣”。蔡先生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在中国传统里面，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力的区分不像西方那么明显。比如儒家讲究修身齐家，要大家早起、清扫门户，并不是读书人就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什么事都交给保姆干。这点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想象，白天做体力劳动，晚上创作诗歌、音乐，享受脑力劳动的工作状态，其实很接近。

从这样的视角看今天讲的文化权利主体，在互联网语境下，可把它定位为数码劳工（digital labor）。数码劳工这一论题这些年在新闻传播等学科里日益流行，包括文化研究、媒体研究、互联网研究，这些年都出现朝数码劳工转向的趋势。我们看到，过去很多研究音乐的学者，主要以大的音乐公司、跨国企业作为分析对象;现在不行了，因为发生了刚才维佳讲的那些新自由主义转型，变成“灵活劳工”（flexible labor）了。唱片公司和音乐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做一张唱片，这两个星期有活做，过两个星期唱片做完，没活做了，唱片公司就和你没关系了。在很多其他领域，包括美术、视频等领域，都大量采用这种方式。这样的灵活雇佣生产方式，成为西方学者主要的关注点。不过这种数码劳工研究也有盲点。他们往往忘了体力劳工，因为他们见不到，西方的蓝领工作机会都来亚洲了，最开始去东南亚，现在主要来中国;开始是中国沿海，现在包括内陆。反思这一过程，我认为跟着西方学者讨论“非物质劳工”（immaterial labor）是不够的，而应该有一个更完整的数码劳工概念。这几天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北京，又有更多人在谈非物质劳工和“诸众”（multitude）。他的清华演讲我也去听了一场，感觉他主要还是只关注非物质劳工;包括潘毅老师对他的发问，我感觉他还是不能很好地回答。

所以我想介绍一个更完整的数码劳工概念框架。今年一本新书叫《数码劳工与卡尔・马克思》，作者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是奥地利人，以前在瑞典教书，现在去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交媒体教授”（Professor of Social Media）。这样的职位名称，全世界没有第二个，看得出新闻传播学还是比较喜欢赶时髦。他今年的这本新书比奈格里，比其他人提出的框架都更大，也更适合我们用来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数码劳工问题。

福克斯从时间切入，分析诸如脸书（Facebook）用户面临的数码劳工剥削。他对数码劳工的定义框架相当宏大。他最开始关注非洲的矿工，因为我们的手机里都有稀有金属钽，世界上60―70%的钽是从刚果产的钶钽铁矿中提炼出来，而刚果连年战乱，现在还有最经典意义的奴工。那里有小孩被军阀抓去采矿，也有大人进去，下矿前必须借一大笔钱，成为包身工。之后不是按工作时间给钱，而是看能否上缴到军阀规定的量，每人每月交多少矿石，交不足量就得挨打，连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没有。这种情况被称为“二十一世纪奴隶制”，形态和最经典的奴隶制基本一样，差别只是奴工的劳动成果是钶钽铁矿。没有它就没有今天大家用的智能手机、电脑设备，所以福克斯认为这是数码劳工的第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