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色的译本势必是原作者和译者才能的叠加

马鸣谦访谈

陈云昭：最近你在读什么书？

马鸣谦：《石川啄木诗歌集》、《大唐李白》前二部，重读旧版《希尼诗文集》、《废名集》的前二卷小说部分。都是细读，很耐心地体会。

陈云昭：作为译者，想必对汉译著作的阅读和选择也是相当“考究”的。你怎么挑选汉译著作，比如同一本外文小说或者诗集会存在不同的译本，你如何选择？

马鸣谦：挑选汉译译著当然第一要看译者，我比较看重有良好文学教养的译者（凭之前的阅读经验或见闻）;其次，当然会留意他（她）的译笔风格是否与原作者很吻合。若碰到不同译本，偶尔会将这些译文做比对，有时甚至直接找原文（虽然像这样的时候并不多）。

陈云昭：最近5年，国内出版了大量的译著，尤其是一些经典文学书目的大量翻译出版或重新翻译出版。就你的观察而言，目前这些译著的整体翻译质量如何？

马鸣谦：从量来说，确实很惊人了，我国是一个“版权入超大国”嘛。从销量的市场眼光来看，翻译作品也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但在这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很可能也存在决断过快、翻译周期过短的问题。有时候，耐心的等待意味着成本的上升，于是，对品质的要求有可能就没那么严格了，有些是由于水平问题，但很多时候是没有时间（因为版权三五年内就会到期）。此外，专业的翻译批评、文艺批评也很缺乏，学术界、出版界和媒体的兴趣点都不在这里。

陈云昭：普通读者如何挑选质量上乘的译著？

马鸣谦：最方便的，还是从各种媒体渠道（的书评）来获得对译作品质的了解;其次是最好能先看过目录和开头篇章，这样会比较妥帖、保险，眼见为实的第一印象还是管用的。不过，现在购书很多网购，常常买来后觉得不好，我自己就有读过几页不称意而退货的（比如去年就退回过宇文所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我无法容忍连基本贯通都做不到的译本。那是双重的败坏。

陈云昭：庞培对沃尔科特的诗集《白鹭》有过这么一句评价：松散或紧凑掌握在诗人手中;松懈憨板……就是翻译的事了。似乎，我们读者只要对某个译著的不满意，往往都把原因归结到译者身上，因为译者翻译的对象往往大师的作品，而大师的原著是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这种或那种坏印象的。对此你怎么看？

马鸣谦：我同意，读者对某个译著不满意，百分之八十的原因要归结到译者的能力问题;但百分之二十其实要归结于原作者，事实上，我们对外来的大师往往会产生过高的期求，有一种执拗的非理性的幻想，要求他们的作品篇篇都是杰作。可是，这样的从头到尾、从头到脚的完美天才并不存在。真正的天才反而都存有各自的一点瑕疵。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大师倒有可能百分之五十的作品都水准平平，百分之四十比较出色，百分之十才堪称杰作;一个出色的译本，有时也能“改写”或“修饰”原作，提升原作的文本的魅力。这个问题讲起来太多复杂，牵涉了很多头绪。

陈云昭：当你看一本译著时，你是怎么判断这个译者水准的？

马鸣谦：大体看个十来页就够了，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印象。字句、语义的贯通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就是译者的整体语感，在基本意思表达清楚的同时，译文能否做到凝练、生动，读之而有“生动的活气”。但如果是要做“确切的诊断”，最好还是找来原文，两者加以比对，看它是不是和我预期的模拟的“译文”差距太大。

陈云昭：我们中国读者是不是还缺乏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即，如何去阅读一本译著？读一本译著跟读一本汉语著作所采用的经验和技术是不是也应该不同？

马鸣谦：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经典作品，且能持续保持，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取代的自我教育过程。这其中，对文字的敏感性慢慢就会培养出来。母语古典文学的熏陶尤其重要，因为这里有最为丰富的语料库;另外，如果有能力做到，不妨尝试做双语的阅读，这样可以进一步型塑和加强个人的语感训练。

马鸣谦：基本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吧。奥登的诗文，修辞技巧运用得很高明也很繁复，译文首先就要先站住（把握住原文的结构、语意和语气），然后才能进一步去“调音”，在节奏和调性风格上寻求更准确的表现。但是，能够站住已实属不易了。误差总是有的，译者总应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态，准备接受一切公正的批评。他所有的专注和努力，就是尽量减少这样的批评。当然，翻译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以后再版时可以再加修订。

陈云昭：加斯说，翻译一首诗时，丢失某些意义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翻译任何诗时，究竟什么东西值得译者全力以赴地去加以保存，什么东西要顺其自然地让它过去。你觉得，你在翻译奥登的过程，什么是你全力以赴加以保存的？什么又是你无能为力保留的？

马鸣谦：同一母语内，经过不同人的口耳转述，意义也是会丢失、甚至“被改换”的，这是一方面。但在翻译时还是要抱有一个“尽力接近于忠实”的严谨态度，实际上，很多的“丢失”都是人为的，因为“站住的功夫”下得不够，没读懂，或是没读通;另一种情况是译者读通、读懂了，但他（或她）本身的母语储备不够，没法自如地、机智地调用他的语感、语料来做“对位的表现”。而一个出色的译本，势必是原作者和译者才能的叠加。

陈云昭：对普通读者而言，他们应该如何阅读奥登？

马鸣谦：我想，耐心地细读一遍就可以了。比较短一点的诗，不妨口头诵读出来。奥登的有些诗，是很有诵读的效果的。

陈云昭：如果推荐给读者，您会挑选奥登的哪几首代表诗作？

马鸣谦：我会选《谣曲十二首》、《美术馆》、《西班牙》、《战时十四行组诗》、《诗悼叶芝》、《纪念恩斯特・托勒》、《诗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亨利・詹姆斯墓前》、《何方竖琴下》这几首。有意思的是，其中四首都是悼念诗。

陈云昭：对您来说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好的译本有哪些呢？可以介绍一下吗？比如有人推崇荣如德、刘国枝、董乐山、傅惟慈、王佐良、汝龙、杨宪益等人的翻译。

马鸣谦：这样的译本太多了，举不胜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读到很多高质量的译文。就个人来说，最为受益的几个译本倒可以列举出来：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傅雷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李文俊先生的福克纳系列，叶渭渠、高慧勤、唐月梅、林少华翻译的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作品，冯至的里尔克，卞之琳、穆旦、王佐良的英美诗的翻译，王希苏、常晖翻译的布罗茨基作品选《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西蒙、水芹翻译的《史蒂文斯诗集》，还有早年漓江社出过的《国际诗坛》。这些译作，曾奠定了一个少年的基本的文学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