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物证鉴定,哪出错了?

实际上，这并不算是新鲜事了，因为这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FBI和各州警方。而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罗卡定律

此次涉及的鉴定错误，据CBS报道，主要集中在毛发和纤维鉴定上，而不涉及传统的指纹鉴定，和时下被各国司法机关广泛推崇的DNA鉴定。

纤维鉴定的基本原理，就是“两物接触，必有交换”：在某人到达案发现场、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他身上的一些细小的物质（比如头发、体毛、衣服的纤维等等），不知不觉中就可能遗留在现场和受害人身上;同时，现场和受害人身上的一些细小物质（头发、体毛、血迹、草籽、泥土、油漆等等），也会附着到凶手的身上，就像我们平时说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卡定律”的简单表述，它被视为法证科学的公理和基石;一旦鉴定证明被告人和案发现场、环境之间的确存在某种物质交换，又没有其他的合理解释的话，就会成为有力证据――如果你没有犯罪，案发时你为什么会到过现场？又为什么会和受害人有过接触？哪怕没有直接证据，这些纤维证据往往也能说服陪审团而给被告人定罪，比如著名的“I-5号公路绞杀者”案，关键证据就是纤维鉴定（包括尸体手腕上的尼龙绳上带有的真菌类型、尸体上的猫毛、被告人汽车坐垫上的纤维等鉴定结论）。

因此，在DNA比对技术尚未普及开来之前，纤维鉴定是美国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一个重要武器，在相当多的案件中大放异彩。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隐含的前提：

鉴定结论本身是靠谱的。

如果鉴定得到的是错误的、虚假的结论，则非但不能打击犯罪，反而会造成“铁证如山”的冤假错案，给当事人带来可怕的灾难，也让法律蒙羞。

错了哪些？

尽管本次的复查主要针对纤维/毛发鉴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鉴定方式就是固若金汤的。实际上，从公开的案例来看，类似错误并不罕见。

比如，美国马萨诸塞州警方在波士顿设立了一个犯罪学实验室工作，化验员安妮・杜可汗自2003年起就在其中工作，负责对物证是否属于违禁药物（毒品）进行鉴定。然而，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实验室管理人员发现她经手的95个鉴定样品上没有按规定贴好标签，随即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在这几年时间里，她做出了许多虚假的鉴定结论，有时候还会主动污染样品，把可卡因加到不含可卡因的样品中去，让复检的同事看不出问题来。

粗略算起来，她经手的毒品鉴定大概涉及3，4万千个案件……很显然，有许多无辜的嫌疑人因为她的虚假鉴定而坐牢。而她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就是：偷懒！

而弹道鉴定，则是鉴别某一颗子弹是不是从某一支特定的枪里发射的，自然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2008年，底特律警方宣布，暂时关闭了他们的犯罪学实验室，因为经过抽查，在该实验室出具的大约200件弹道鉴定结论中，至少有10%的鉴定存在错误。

无独有偶，化学检测也可能出错。2009年，美国著名演员布莱特妮・墨菲猝死在自家浴室里，负责物证检测的加州克莱森公司就公布说，他们发现，死者墨菲的头发里，重金属含量超出正常值10倍！一时间，媒体纷纷报道此事，事情似乎导向了她是被人害死的可能。然而，很快就有人指出，那不过是因为染发而已――对于经常染发的女性而言，这种超标现象非常普遍。最终，墨菲被确定为长期服用精神药物而导致的心源性猝死，这家公司的乌龙也成为坊间笑谈。

那么，DNA鉴定，应该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吧？理论上说，DNA比对有现代生物科技作为后盾，是一种高度专

一、高度精确的检测方式。不幸的是，DNA鉴定有时候也会出错。2002年，拉斯维加斯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对一位名叫拉萨罗・索托卢森的男子撤销所有指控，无罪释放并郑重道歉――他本来被控犯下了多项性侵的罪名，而且证据确凿;但警方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只是因为犯罪学实验室在检测时弄混了标签，放走了真正的罪犯，却把无辜的索托卢森给抓了。尽管他没有被定罪，却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多时间，身心受到严重损害。检方还表示，可能有多达270个样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已经准备彻查此事，必要时重新审理相关案件。

为何出错？

看到这么多的乌龙事件，想来很多读者就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会出这些错误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鉴定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以杜可汗为例，她在案发之前就出现了许多奇怪的征兆：她每月能做500个样品的鉴定，超过同事5倍还多，但却很少看到她坐在检测仪器前工作;即使她常常出庭作证，也丝毫没有影响她鉴定的神奇效率;她的原始数据记得一塌糊涂……而这些异常居然都被她的上级忽视了。尽管该实验室有内控标准，但显然并未发挥作用。

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鉴定机构很难做到真正的中立。美国各州的犯罪学实验室，很多都是隶属于当地警方的，而警方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指控能够获得物证强有力的支撑的，自然不会去主动质疑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可靠性。

还有一个附带的因素，就是欧美各国法律中普遍存在的“辩诉交易”制度。该制度允许被告人承认全部或部分指控，而检方也相应地撤销部分指控，或者在量刑上建议从轻处罚，比如不判处死刑、不剥夺减刑机会等;一旦达成认罪协议，法庭就不再对案情本身进行调查，只审查协议是否合法、合理。这种做法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确保起诉定罪的成功率。

然而，如果某人是无辜的，却碰上了不负责任的鉴定人而被错误指控，则他就会面临两难的抉择：要么违心地认罪，不再申辩;要么坚持到底，有可能洗脱罪名也可能判得更重。而物证鉴定结论一出，哪怕实际上是错误的也很难推翻，被定罪的可能性很大，被告人再不服气也得掂量一下轻重。错误的鉴定结论，很可能就因此而闯过了最后一道关口，铸成大错。

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任何法证鉴定都存在出错的概率，这是不可避免的风险。但是，公众所不能容忍的，则是由于鉴定人粗心大意甚至故意篡改数据而炮制的错误鉴定结论。如何避免这种危险的出现，对于各国司法机关都是一个严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