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阎连科及其作品

摘要：阎连科的小说在现当代文学的语境下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不论是他作品的哪个系列，都或多或少有着作家自身或者自身生存的土地的影子，“沟系列”和“耙耧系列”尤为突出。阎连科的这两个系列的小说都是对他的家乡河南嵩县（河南洛阳以西）的“耙耧山脉”和“土塬”的书写。对灾难、疾病的恐惧与挣扎，对土地及其土地上的人民的热爱与嘲弄，对“两程理学”的继承与悖离，对自身及其家人的个性血泪书写等等，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些书写在河南地域文化的视野下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阎连科一笔一画的用自己沉重的肉身进行着河南土地的风土人情的叙述、豫西方言的书写及其河洛民性的袒露。

关键词：阎连科；乡土；文化意蕴；作家自身

一、中原与土塬视野下的乡土描写

耙耧山脉、土塬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构建成为一幅广袤、落后、浑浊的黄土地景观，他的作品显示出他对这片黄土地的复杂感情。例如：《情感狱》中连科对黄土塬想要极度逃离的渴望、《两程故里》里对与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土塬上的人民（农民）的人性披露。耙耧山位于河南西南部位，河南在中国古代是我们国家的“中原”。河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不断。此外，河南还是自然灾害不断的地方，阎连科的很多小说中也有涉及，如《日光流年》的蝗灾与饥荒；《年与日》中的大旱；《情感狱》中的洪水等等。在《日光流年》一书前，阎连科写下”谨以此书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遗言。”①从此可以看出阎连科对土地的热爱以及中原式的博大胸怀。史书上记载：“豫省居土之中，受气之正。其天性朴茂，殆非所谓难动以非，易感以义者乎。”②河南人自古就有苦中作乐的气度和黄土地厚实坚韧精神。在阎连科“黏稠”的笔下，是一幅由贫瘠的耙耧山脉和萧索黄土崖构成的河南嵩县农村图景。传统的审美是建立在农村和自然的基础上的，而阎连科笔下的农村和自然是“恶”的，这里的“恶”指的是人性或者精神层面的“恶”，阎连科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写下土地上的人在面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矛盾冲突的一种堕落、异化与“看客”心态，对落后、保守的农民局限性给予无情而有力的批判。在《情感狱》中，当十八队只有一个招正式工指标时，村人面对抓到阄的人是连科而表现仇恨、眼红与惋惜。在《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对蓝四十“卖肉”离去的翘首等待，在《情感狱》中连科上不上高中、娶不娶支书的女儿关乎的不只是连科一家人或者连科自身的问题而是十八队二百四十多口社员的利益等等，这些本该淳朴的农村人被周遭的恶劣自然环境和权力至上的社会环境所异化。

也正是这贫瘠荒凉的耙耧山，使得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具有强烈的与生本能直接相关的生命活力。追求肉身生命的存在与繁衍种族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而这种对生命健康和肉体存在的强烈欲望与阎连科笔下的那些被遗忘而且保守“自在自为”存在的村庄有着天然的关系。《受活》中的受活庄是个与世隔绝的、几乎是由残疾人构成的存在空间，《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硬是地图上找不到自身的存在，《情感狱》中的十八队总是打不赢官司，返销粮总是被无情的克扣。在那个物质资料极度欠缺、权力过分膨胀的时代，对肉身存在的欲望的强化、集中、放大也是无可厚非的。河南是个多灾多难的省份，这也给河南的人民带来一股顽强的生命力。《耙耧山歌》中的千年大旱，仙爷用自己的身体与自然（干旱、狼、老鼠）对抗，这种对自然生物（玉蜀黍）的种的重视也是对人类（农民）种族繁衍的正视。对抗灾难和死亡的决心和一种主体必胜的崇高与希望正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体现。这体现出阎连科笔下的农民的一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豫西精神和忠厚踏实的黄土地精神。

风俗民情着力描写与豫西方言的重复运用也是阎连科塑造“耙耧世界”的手段。因为是靠天吃饭，耙耧山的人都要仰仗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活。因此也产生了耙耧山人民重生重死的态度与重神敬灵的心理。《鬼节》里写的是“我”的故乡在鬼节有个习俗：在鬼节这一天，活人要去自己将来的墓地陪已死之人度过一夜，以表对祖宗的敬意与怀念。还有《寻找土地》里对冥婚的描写，《中士还乡》里的换婚习俗，《日光流年》和《耙耧山脉》里重视墓地和棺材等等，这些风俗习惯，一方面构成了河南人民特有的风土人情，使小说更有地域色彩，一方面阎连科通过这些风俗习惯的“图式”展示，使小说中农民对肉身存在的强大欲望追求呈现在深层次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受活”、“圆全人”、“八辈祖宗”、“扁食”等大量河南地域方言和“哩”、“呢”、“哦”等句末语气词在阎连科的作品里显示了强大的功能。不仅是阎连科“仰仗土地”的表层表现，也使得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被河南方言文化所同化。

二、“两程”理学下的道德约束

两程故里（程寺）坐落在阎连科的家乡，阎连科自小就可以看见这程寺，虽然阎连科在 的《巫婆的红筷子》中说自己年轻时并没有看重程寺，只知道这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之一。但这并不能否认宋明理学必定会给阎连科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一是对理学的继承式书写，这就要求阎连科笔下的人物（农民）注重礼节和伦理道德的规约，体现在正义和妇德这两点，另一方面是在灾害、饥饿、权力的夹缝中阎连科及其笔下的人物对理学的背离，即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一种逆叛。在《桎梏的风俗》中，孝布代表“子从父命”的德行；婚嫁为了“多子早子”和“成妻从夫”。在这对理学态度的两端，是阎连科对土地及其土地滋生的文化的复杂情感。阎连科笔下的女人正是衡量他背离理学的一把直尺。贞洁，对一个农村人来说尤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个作家对待女人的态度体现了他的一种现代性，即反传统性的程度的大小。周作人也说“鄙人度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些捷法，即看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③当情欲、肉欲与饥饿、灾难碰撞时，失节也就无从谈起了。《日光流年》中的“肉王”蓝四十、《金莲你好》中的金莲、《受活》里因和柳县长秘书有性关系而渐渐长高的二儒妮子梅花等等，这些女性并没有被囚禁在理学的思想文化下，而是被一种以肉身存在或者以集体利益（集体肉身）为主的文化所代替，这种“文化既意味着一种自我区分，又意味着一种自我治疗。通过这种治疗，我们倔强、世俗的自我不是遭到了废除，而是被一种更为理想形式的人性从内部改善。”④这些女人所信奉的文化和所持有的人性，不是从内部改善而是从内部完全转换、替代。 三、自身与苦难的书写

阎连科自身及其家人的疼痛感毫无保留的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凝结成为一种对土地农民的深层苦难书写。这种苦难书写与疾病暴露，从反面也体现出阎连科本人对生命健康、肉身存在的强化欲望。这种苦难表现在肉体与精神两者的“肉搏”之中，肉体上是极度的饥饿，从而使精神上的人格自尊消失或者使情感异化。情感异化和扭曲就为乱伦和情欲的发生培育了肥沃土壤。这也和阎连科对宋明理学的叛离有很大的联系。“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件都无法约束，甚至于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⑤阎连科在 《巫婆的红筷子》中说到自己对权力，健康的崇拜，在阎连科的创作中理所当然的有了村长、村支书、秘书等权力的代名词。而对疾病、苦难的集中呈现也有阎连科自身及家庭的原因。阎连科的大姐腰上一直有病，他从小就在大姐疼痛的叫喊中长大，后来为了写作自身也留下了腰和颈椎的疾病。这使得阎连科对生命和健康的理解与正常人有异，因而在他创作的文本中对苦难和疾病和权力书写笔墨着落得更多，也更具有深度内涵。

阎连科对乡土地域文化的仰仗和书写，不仅是一位创作者自小受到地域文化影响的从自发到自觉的选择，也是一位文人在现当代语境下对精神世界和乌托邦家园的回归。他向我们展示了豫西世界“恶”的自然、带有豫西特色的方言、风俗习惯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包括自身）的人性。不得不承认，在地域文化的视野和现当代文学的语境下，阎连科同鲁迅、贾平凹和沈从文等人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2]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偶记三六扪烛脞存》转自舒》芜《女性的发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3]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4]阎连科：《日光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5]英 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注解：

①阎连科：《日光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③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偶记三六扪烛脞存》转自舒》芜《女性的发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④英 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⑤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