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管子》

传承・之二十四

工匠再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国家再强，不守法度不能长久。管子管理国政，基础的理念是“四维”和“四顺”。

《管子》的时代价值

《管子》是我在完成《中国经典管理学》过程中立志必须要通读、精读和领会的中华优秀传统经典。为了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中国经典经济学》的英文版翻译者、中国科学院的鲍勤博士特意从台湾为我选回厚厚两大册的《管子今注今译》。两千六七百年前的著作，经过春秋战国之乱，躲过秦朝焚书之劫，跨越时空流传到今天，当然是弥足珍贵了。纵然书中有一些后人吹毛求疵的不足，如误字、脱字、衍字，如正文混入注解，注解编入正文，又如此篇文句掺进他篇，某篇前后失序等等，也不应因噎废食、弃之不读。瑕不掩瑜，见贤思齐，只要有一句说得正确，都应吸取学习，何况《管子》珠玑满纸、宝智充盈！

正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中国青年中的堪当大任者，绝不可以因为历代不通达的儒生轻视管子的言论而忽弃对《管子》一书的学习。孔子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面对当今世界局势，为了防止像苏联那样被演变，为了避免像南斯拉夫那样被肢解，为了消弭诸如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国那样被暴乱，为了保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被思想操控、不被经济掠夺、不被颜色革命、不被输入战争、不被虚无历史、不被瓦解信心，管子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把齐国送上霸主地位的政治谋略、经济韬略、管理策略足以效法。

学习中国传统的国家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家庭管理学和个人身心管理学，有《管子》这一部书其实就够了。有人说，《管子》一书驳杂，有道家的论述，有法家的内容，有儒家的思想，不成一家，不够纯粹。这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分科而析之的视角，不会领略什么是“一以贯之”的学问。一个人身上有看的功能，有听的功能，有闻的功能，有尝的功能，怎么不见有人说这个人功能太驳杂？一个完整的人需要五官，那么治理一个国家需要儒、道、墨、法、兵等学问有什么不妥吗？

单就《管子》一书所蕴含的学说而言，如果经过系统提炼，整理出一部“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和“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中国经典管理学》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是，当我们说“中国经典管理学”的时候，是指中国历史上所有传统经典中关于“管理学”的“最大公约数”。中国经典管理学视角下的“管理本质”，是对天道的觉悟和服从;管理的唯一对象是自己;管理的唯一场合是心地;管理的唯一依据是天道;管理的唯一特点是圆觉贯通、法无定法;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或者叫垂拱而治。这些在《管子》中皆有体现。

管子和齐桓公两个人的君臣配合，是历史上少有的组合。齐桓公是“官二代”兼“富二代”，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好吃好色好权位，但是也真有雄才大略，一闻千悟。齐桓公如果气量小，容不下管仲，首先就会报仇，杀掉管仲;然后不一定拜其为相;拜其为相也不一定能称呼他为“仲父”;称呼其为仲父也不一定信任他四十多年，言听计从。因为只有君臣完全信任，长久努力，才能得到“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结果。他们的做法符合《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所以对于精诚团结的国家社会组织来说，《管子》一书具有操之可行的理论价值和范例作用。

《管子》的治国理念

管仲治理齐国，德治和法治“两手都硬”。中国传统管理学中的国家管理本质上就是“仁政”，意味着德治和法治的协调运用，以天理人伦之道教化天下，就是德治，人人受教，人人明理，人人自觉，则国家不管而治。这不是什么“政治空想”，而是在周朝文王、武王、周公时期，汉朝文帝、景帝时期，和唐朝太宗时期实现了的治国事实。

工匠再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国家再强，不守法度不能长久。管子管理国政，基础的理念是“四维”和“四顺”。四维就是后世熟知的“礼义廉耻”，是国家以德治国的大纲领，管子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一旦国家人民没有了道德规范，没有了敬畏之心，不再讲究礼义廉耻，那么国家将面临覆灭而且不可复兴。国民守礼“不逾节”，恰如其分，“则上位安”，不会有犯上暴乱;国民守义“不自进”，不自我吹嘘标榜，“则民无巧诈”，民风淳朴，货真价实;国民守廉“不蔽恶”，不贪赃枉法，不隐匿恶行，“则行自全”，国家运行的制度成本特别是监管成本趋向于零;国民有羞耻之心“不纵枉”，不放纵自己的邪思邪行，“则邪事不生”，从上到下国泰民安。如此，国家岂不是人人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富强只是时日问题？

在《管子・霸形篇》中，管仲教齐桓公“国君以民为本事”，就是一国领导人的事业根本在于国民。“本”的重要，自古圣贤经典无不强调，如《黄帝内经》中的“伐其本则坏其真”，如《论语》中的“本立而道生”，如《大学》中的“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也”，《大学》更指出“知本”乃是“知之至也”。而管仲管理国家所采用的固本培元的方略就是“四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这些做法，和我们时下提倡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质上完全一致。也完全符合《孟子离娄章句上》中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管子》的使用方法

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说“管仲之器小哉”，那是孔子境界的人才能说的，普通人，没有当过丞相，没有获得过君王近半个世纪的完全信任，没有带领一个国家成为真正霸主的经历，没有资格批评管仲。除此之外，若褒贬管仲，除非悟道的圣贤，否则就是自损福德。一分诚敬一分收获，万分诚敬万分收获，所以学习《管子》一书的智慧，要和学习其他经典的态度一样，首先要谦虚。

《孟子》中记载，曾子的孙子曾西因为别人把自己和管仲比较而发怒。这件事值得深思：为什么儒家正统的学人不大看得起管仲呢？可能因为管仲不是淳朴、节俭、低调的君子，得权势之后有些摆谱装大，有些器物和礼宾规格甚至等同国君，我想这是管仲不能成为千百年儒家士子效仿的原因。大家更愿意看到范仲淹这样发达而不忘初心的人物。但是如果因此不足就轻视《管子》的治国方略，那么儒家学子恐怕摆脱不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尴尬，因为《管子》一书记载的是把国家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真实智慧和历史通则。“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要想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观“富强”，就不能求全责备地苛求《管子》的完美。孟子早就警告过，人生有“求全之毁”。

在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中，管理学出自生理学，生理学遵循伦理学，伦理学贯通于天理学。天理学就是“道学”或者“心学”。说“管理学出自生理学”，是因为《黄帝内经》揭示“官者，管也”。人体“天生”有十二种器官，每一器官负责管理一项人体功能，叫“有司”，这是国家“有关部门”和管理职能的生理来源。说“生理学遵循伦理学”，是因为张仲景揭示“人禀五常，以有五脏”，说明“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是人有五脏的伦理基础，解释了《黄帝内经》中“天之在我者德也”的道理。而《管子》在“心术上”篇中指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心处其道”，是人间正道。